|
元祐元年，范纯仁因为国库空虚，上疏要求再立常平钱谷敛散出息办法——实际上，这就是要恢复刚刚取消的青苗法。范纯仁指出，春天放贷，与民方便，秋季收获之后再收一点利钱，本身问题不大。重病之中的司马光思索了一番，对此表示了赞同。他认为，过去青苗法之所以“为害”，是因为各路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进行了强行摊派，而我们这次恢复青苗法，明令禁止强行摊派，那么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成效！ 眼见得这事就要成了，中书舍人苏轼却从中作梗，硬是把这事给拦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上了一份《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指出难道青苗法刚施行的时候没有禁止强行摊派么？难道你们以为上有不让强行摊派的政策，下边就想不出来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对策了么？我告诉你们，不可能！我大宋朝的基层官员有一百种办法能借着这个机会从农民身上榨出钱来！我当年在基层的时候亲眼所见，官府放青苗钱的时候会在放款处附近设置鼓乐倡优，鼓吹消费主义，直接把放贷的钱从农民手里坑走！所以想要“无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彻底停了这个害人的青苗钱！ 苏轼的奏疏让司马光大为震动，他此时才明白自己把问题给想简单了。他赶紧跑到了太皇太后面前，痛陈是非，要求停止这个祸国殃民的举措——范纯仁对此简直是瞠目结舌：司马相公，您之前干嘛去了？要知道，我提出恢复青苗法那可是跟您通过气的！您甚至还上疏对此表示了赞同呐！ 其实这事暴露了司马光身上的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司马光虽然是元祐初年反变法派的实际领袖，但他却没有具体的施政主张。或者说，司马光全部的施政主张就只有三个字，“反新法”。  ／《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卷，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与司马光本人的从政经历有关，自熙宁变法以来，他由于反变法而与王安石分道扬镳，跑去洛阳一心一意地编纂 《资治通鉴》，十几年未曾接触过具体的实际工作，对新法在实际操作中的种种情况更是一概不知。而苏轼等人就算当初也曾反对新法，但多半却也在贬官外放的过程中实际参与了新法的施行，在执行中加强了对新法的理解，逐渐变得对新法没那么抵触了。所以算来算去，司马光竟然是朝中唯一一个坚定地全面否定新法之人，而好笑的是，他也正是因为对新法的全面否定而成了反变法派的主心骨。司马光对新法的排斥已经达到了一种近似扭曲的地步，他甚至一度将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与西夏边衅并称“四患”，喊出了 “四患不除，我死不瞑目”的口号。 狂热地想要废除全部新法的司马光就像是一列失控的火车，而苏轼，竟然没有刻意避开他。 两人的直接碰撞发生在了《免役法》的改革问题上。《免役法》，顾名思义，就是平民可以用交钱的方式来代替差役。平心而论，无论是新法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多都认为这部新法是有可取之处的，就连司马光自己在新法施行以前也曾提出过与 《免役法》类似的构想。 但神宗死后卷土重来的司马光却完全变了个模样，从元丰八年哲宗刚继位开始，他就接连上疏，要求废掉 《免役法》，恢复原来的差役制度。而同年十二月，苏轼则上疏言 《免役法》“五利”，乞求朝廷慎重考虑废除免役法的问题。 你敢言“五利”？好，那我司马光就继续上疏，言免役法“五害”！反正我的目的就一个：废掉 《免役法》！ 苏轼并不是此时唯一上疏要求留下免役法的人，只不过在司马光的激进态度之下，其他人争论几次之后也就偃旗息鼓了——左右司马光是反变法一系的领袖，又极得太皇太后高氏信任，更兼性格固执，何苦要与他纠缠不休呢？然而原本与司马光在政事上态度高度一致的苏轼却一再忤逆自己的这位上司，直到元祐元年二月末“罢免役钱，行差役事，大纲已得当”的情况下，苏轼竟然还在与司马光争论此事！ 苏轼与司马光两人的性格缺陷在这场激烈的争执中暴露无遗，司马光接连上疏强行要求改免役法为差役法，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口咬定天下“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而苏轼则在与司马光争论到激烈时故态萌发，放言道相公你如此说法，简直就是王八乱蹬 （鳖厮踢）！ 司马光一生虽然执拗，但与之交锋的也大多是王安石这样的传统文人，因此听到苏轼这话竟然一愣，脱口问道：“王八如何乱蹬？” 苏轼当即答道：“像您现在这样，就是王八乱蹬！” 估计是当面骂了司马光还不够过瘾，苏轼回到家里，越想越气，最后索性在房中放声大喊：“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光本人估计并不会在意苏轼的狂悖之举，毕竟他也不是第一天认识苏轼了。当年苏轼父子三人初到京城，苏轼与苏辙兄弟应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他就是主考官，算起来与苏轼是有师生之谊的；后来苏洵身故，苏轼兄弟在司马光前来吊唁时求他帮亡母做墓志铭，司马光欣然应允；后来苏轼因为极言新法不便被神宗与王安石排斥，又是司马光找到神宗极力为苏轼开脱。两人关系一度密切到苏轼想托范镇做媒，与司马光结为儿女亲家的地步，虽然这事因为种种原因没成，不过苏轼是个什么狷狂的性子，司马光可是真的心知肚明的。 不过苏轼没想到的是，司马光不在乎他的胡说八道，有人却很在意。只不过眼下这些人还来不及发难，因为就在元祐元年八月，司马光的身体终于是油尽灯枯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