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王安石变法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可以说，这次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也有弊病，期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贫苦大众造成了一些损害。但总得来说变法的初衷的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说到王安石，我们就不得不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司马光。这个人大家还是很熟悉的，从司马光小时候砸缸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人不但头脑精明，下手还非常果断。在司马光的从政生涯中，“杀伐果决”这点也被充分的体现了出来。 宋神宗驾崩后，还没到两个月，司马光便被急调回朝辅政，同年六月被提拔为资政殿大学士，主持朝政。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司马光先是废除了保甲法，随后，又废除了“市易法”、农“田水利法”、“保马法”等等。雷厉风行，这是司马光上位执政后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一股脑废除了半数新政，然而，他却并未收手，将目标瞄准了新政中的“四害”——“将官法”、“差役法”、“青苗法”，还有与“西夏人议和”。所谓“四害”，其实，就是王安石当年提出的四项改革。
大家比较熟悉“差役法”与“青苗法”，在此笔者便不再赘述。今天，我们着重来讲“将官法”和“西夏议和”这两项改革。 很多人把“将官法”归功于王安石，其实，若严谨地说，这是范仲淹的主张，王安石只是借鉴罢了。早年，范仲淹跟西夏打仗时，范仲淹发现军队里的制度存在很大的漏洞，那就是：每逢上阵杀敌，官职小的武将身先士卒，而官职大的武将则压阵，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并不出阵。 可以说，这种制度极大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所以，为了杜绝这种现象，范仲淹命令手下的大小将官们：不论官职如何，通通协同作战。最终，此举极大的增强了宋军的作战能力，这就是“将官法”。范仲淹虽然已死，但是，他的影响力仍在，王安石变法之际，则沿用了范仲淹的“将官法”。 然而，在司马光上台后，即便这项制度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他仍执意将其废除。当然，司马光也有自己的理由，毕竟，“将官法”讲究的是“协同作战”，有悖于官场“上下有序”的准则。倘若，司马光废除“将官法”属“师出有名”，是为了保证官场秩序，那么，面对西夏和谈上的态度就有些离谱了。
司马光没有任何理由地废除了王安石的和谈计划，自作主张，甚至，不惜以割地赔款换取双方和平。甚至，为了促成与西夏人的和议，司马光竟不惜粉碎王安石苦心经营数年的大格局。无数士兵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原本就属于本朝的河湟地区，竟然被司马光当作筹码送给西夏人，其目的只是为了“聊表诚意”。 司马光这番说辞一经传出，朝中大臣们纷纷表示不满，大家都站出来劝说司马光：“将土地拱手让人，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无权做决定。此外，就算是要割让土地，也得找一个熟知当地情况的人，倘若，那些土地用处不大，割让出去也无妨。”于是，司马光便找来驻守西北的武将张路，向其询问西北土地事宜。 史书中是这样说的：当张路听说要将河湟地区要拱手让人后，当即火冒三丈，揣着地图来找司马光理论。张路将地图展开，并指着地图上的西北地区说道：“司马大人请上眼，河湟地区乃军事重地，可使西夏与南方其他部落失去联系，并将西夏团团包围。倘若，将这块土地割让出去，不但会让西方守军的多年努力付诸东流，还会让我国西北边防陷入危机。” 司马光仔细端详地图，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便向大家说道：“如果不是张路及时指出我的错误，恐怕会酿成大祸。”此后，司马光再也不参与跟西夏的外交事务了。
那么，起初连地图都没仔细看的司马光，又为何会执意割让军事重地给西夏呢？ 当然，司马光定然不是叛徒，他只是为了废除王安石的新政，将其一切政策全盘否决罢了。也幸亏司马光悬崖勒马，及时醒转过来，倘若，他真的将土地割让给西夏人，司马光恐怕会落得万古骂名，死后也得不到“文正”之谥号。 熟读史书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典故，就是“牛李党政”： 唐朝时期，牛僧孺竟丝毫不讲原则，为了打压政场上的宿敌，禁止唐军攻打吐蕃，同时，拒不接收吐蕃的流民。当时的吐蕃正值内战，在牛僧孺的主张下，唐朝并未插手吐蕃事务，结果，大唐落得言而无信的骂名，吐蕃内战结束后便将矛头指向大唐。 以至于，牛僧孺就这样背负骂名，因为这一个污点遗臭万年。由此可见，倘若，司马光真的做出割地求和之举，他的下场恐怕与牛僧孺不遑多让。牛僧孺顶多落得“不作为”的骂名，而司马光就得背负“割地叛国”的大罪！
没过多久，西夏人服了软，主动求和。 西夏问题被解决，司马光也就不再纠结于王安石的西夏方针，转而针对“差役法”和“青苗法”。按说军政才是国家大事，废除掉面向农民的“青苗法”和“差役法”应该不算难题，可是，偏偏废除这两项政策时，司马光遇到了空前的阻碍。 在废除“青苗法”和“差役法”时，有一个官员时常站出来与自己唱反调，不论如何都不妥协，这个硬骨头就是苏轼。 史籍记载，经过常年的“下野”后，苏轼已经成了一个体察民情的好官，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不知民间苦楚的“庸人”了。在废除法令的问题上，苏轼认为：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尤其是“差役法”，万万不可废除。 在坚决反对司马光的同时，苏轼还不忘嘲讽司马光几句：“你的这番言论，就像是两个王八互相踹对方一样。”司马光却没听懂，于是，追问道：“难道两个王八不能互相踹吗？”苏轼答道：“它们本来就没法伸脚踹啊！”
话说到这，司马光才恍然大悟，苏轼这是在讽刺自己，将自己废除两法的举措比喻成两个互相打架的“王八”。从表面上看似乎挺用功，实际上王八腿短，根本没办法踹到对方，实属无用功罢了。于是，被讽刺的司马光火冒三丈，与苏轼辩论起来。 苏轼却叹了口气，慢慢说起一件司马光的往事：“相公可曾记得，早在宋英宗时期，为了抵御西夏人，宰相曾主张强征一直西北民兵，在他们的脸上刺字，组建一支义军，让他们作为先锋对抗西夏大军。当时，是您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此事，您难道忘了吗？” 司马光答道：“没错，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的组织一支民兵，能为我方增加二十万军力，但是，这支义军的战斗力十分堪忧，他们没有受过正统的训练，只是一支空有人数优势的杂牌军罢了，只能作为肉盾炮灰，根本起不到作用。” 苏轼说：“后来，事情的发展就像您预料的一样，这支义军抵达前线后，平添伤亡，反倒给西夏人增加了士气。”司马光叹道：“倘若当年宰相肯听我的劝阻，就不会酿成大祸了。”
苏轼继续说：“当年，您劝阻宰相时，我就在旁边，您的一番言语如今仍萦绕在我脑海。当时，宰相根本不听您的劝阻，您显得十分懊恼。如今，你也当上了宰相，为什么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呢？难道不能让我把道理说通吗？” 《续资治通鉴》中写道：面对苏轼的追问，司马光久久不语，最终“不悦而罢”。可惜的是，这番金玉良言，最后，换来的也只是司马光“不悦”罢了，根本没起到半点作用，司马光一意孤行，仍废除了“差役法”。 见自己的苦心没得到半点收获，苏轼气急败坏，回家后，将官帽随手一扔，破口大骂道；“你司马光就是一头不进油盐的倔牛！”几年前王安石秉政，刚愎自用，凡事以自己为尊，从旁辅佐的司马光恨得牙根直痒痒，骂王安石为“拗相公”。 然事过境迁，上位后的司马光竟与王安石如出一辙，背上了“司马牛”的骂名。
眼看着利国利民的差役法就这样被废黜，苏轼伤心至极。可是，有一个人比他的心情更糟，还因为这件事患上了抑郁症，郁郁而终。他就是苏轼的好朋友，也是新政的奠基者——王安石。当政策被废的消息传到江宁府时，王安石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王安石四处求人打听，确认此事真实无误后，叹息道：“这个政策能废除吗？当年，我与先帝反反复复探讨了一整年的时间，才优化了这项方案，将之公诸于众，颁布执行。这项举措非常周详，没有丝毫纰漏。‘差役法’一废，天下还有真正的好政策吗？司马光怎么能这样做！” 气急败坏的王安石气倒在床上一病不起，开始绝食抗议，不论谁劝他都不肯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的身体每况愈下，元祐元年，王安石在连日苦愁中闭上了双眼，长眠不醒。他带着自己利国利民的理想，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代治国奇才，就此陨落。
关于王安石的死，很多朋友都提出了不同说法。笔者认为：王安石的死因非常简单，就是气死的。人这一辈子，还有什么遭遇比亲眼看到自己追求一生的梦想毁于一旦更让人绝望的呢？据史载：王安石病逝后，葬钟山南麓东三里，原宝公塔与草堂寺之间。 参考资料： 【《王安石变法》、《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续资治通鉴长编》】 |
|
|
来自： 花木考究 > 《历史风云、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