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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齐梁之际，图籍始有四部分类之法。四部分类法就是将所有的图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在魏徵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里，书法一类的著述附于“小学门”，而小学归属“经”部，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书法，还没有与小学完全分开，书法在人们的意识深处，还与识字、写字分不开。 
唐朝时，张彦远辑录历代书论著作而成的《法书要录》，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书法类的丛书，对于各种内容的书论篇章，编者也面临一个分类问题，但张氏大体按时代先后编次，未作分类。后来朱氏的《墨池编》、陈思的《书苑菁华》等对书法类图籍也有分类，但分类方法各有优劣，并不十分合理。原因很简单，早期的关于书法的图籍往往内容杂糅，分类并不容易。刘涛先生将两晋南朝三百余年间的书论著作，分为书体、书史、批评、技法、鉴定、著录、书论七大类。这种分类已较为合理妥帖，其分类详情如下：1、书体类汉朝已经出现了以“书体”为题的文章，三国两晋时期大为流行，篇章尤多，到了南朝，仍有不少篇什。这类著述，大多以某种书体命名，如西晋成公绥的《隶书体》、杨泉《草书赋》、索靖《草书状》，东晋刘劭《飞白书势》王珉《行书状》，南朝鲍照《飞白书势铭》、萧子云《论飞白》等等，这类文章，把书体当作审美对象，立意于赞美书体的形态。有的篇章也涉及书法家，对书体的赞美也是对书法家创造力的肯定。
南朝时，出一了综录古今各种书体的著述，如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萧子云《五十二体书》、阮孝绪《古今文字》等，惜均已失传。庾元威《论书》书中列有各种书体名目达百种（具体见338页），其实，这些名目奇异的书体，都是由篆、隶、草等字体衍生而来的杂体。书体类的著述，作者有文学之士，更多书家。赞美书体形态一类，是审美欣赏的表达；而叙述杂体的源流、特征一类，虽然涉及字学，却与文字学家的立场犹有不同：文字学家讲究体体的规范，杂体“既非世要，悉所不取”；而文士、书家撰集古今杂体意在搜新猎奇。2、书史类我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体例，自西汉司马迁作《史记》以来，一直以纪传体为主流，即以人物为中心（当然，《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的历史。这一时期的书法著述，具有此种性质者，有卫恒的《古来能书人录》、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刘绘《能书人名》。羊欣一篇尚传于世。《采古来能书人名》记叙了六十九位书家，远采秦朝李斯，近录东晋晚期的王珉，囊括了六百年著名的书法人物，相当于一部简明的书法通史。
卫恒《四体书势》中的四篇序也是书史性质的著述。序文叙述“四体”的源流，记叙书法的传承和流派、书家的书事以及一时的书风，以书体为纲要叙述书法的发展历史，书法名家系于各体论列之中。此外，虞龢杂记书事的《论书表》可以视作书史性质的著作，其中保存了许多东晋、南朝时期的珍贵书法史料。3、批评类就“广义的批评”而言，批评类的书法著作可以包括赞美书体的篇章，但是，汉晋时期蔚为风气的赞美书体的文章多具文学性质，又专于审美，故别为一类。这里归为批评类的文章，是指针对书家及风格的批评。这样的书法批评，汉代已经出现，卫恒《四体书势·草书序》里有：“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但这只是零星的言论，并非批评的著述。比较完整的书法批评著作，就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出现于南朝时期，如：
需要注意的是：书法批评终是主观的意见，有各种因素作用其中，如血缘亲情、书体流派、审美观念及时风的影响等等。即使在恩怨俱消的后世，评前人书法又不免隔膜，仍然存在评者的个人偏好。相比之下，庾肩吾的《书品》自成体系，他借用“九品官人法”的方法来确定历代书家的等级，品藻人物书法的高下优劣。而他品评的标准是他自定的“天然”与“工夫”的结合，尤以“天然”为先（当然，庾肩吾也会有自己的认识偏差或个人喜好）。4、技法类人们写字，必先掌握书写的基技法，只有娴熟地掌握了技法，才可言“书艺”和“书道”，去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无法之法”的境界。南朝书论家品评书艺，尽管“天然”，也不能舍弃“工夫”，“工夫”就是指书家操纵技法的熟练程度。书写的技法是人们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逐渐推敲、总结出来的而且行之有效的法式。每一种书体，都有它的技法规则，自是一个小系统。技法何时条理化，并且整理成公认的法则，用文字记录下来，不得而知，可能汉晋时期已有而失传。今天所能见到的阐述书法技法的著名篇章，竟出自并非书家的梁武帝，就是他的《答陶弘景书》和《观锺繇书法十二意》。
梁武帝论述的技法，涉及执笔、用笔、笔势、笔力、笔画、字形、用墨、几乎包罗了书写技法的各个方面。可能他的根据楷书、行书、草书三种体势归纳技法的原则，却道出了书写技法的基本原理。如果细读这两篇文章，会发现梁武帝真是个了不得的书法人才。5、著录类书法的著录，缘自于人们对书法的欣赏和收藏。收藏的风气，大约西汉晚期就有了，东汉犹然，两晋以来更为盛行。但著录法书藏品的著述，晚到南朝才出现。刘宋泰始六年（470），虞龢受命整理“朝廷秘宝名书”，分类抄录了法书名目，有：《二王镇书定目》六卷、《羊欣书目》六卷、《锺张等书目》一卷。此外，王僧虔《答齐太祖论书启》也是著录性质的篇章；再有，虞龢杂记书事的《论书表》是书史性质的著作，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宋朝内府法书藏品的数量、聚散及装背的情况。6、鉴定类伪造有时是为了害人，比如锺繇的儿子锺会就曾经以假书窃物，并且以假书害了邓艾。但造假大多是为了牟利，因为名家的书法作品往往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而收藏家为了聚敛名家书迹，不惜偿以重金，这又更进一步刺激了趋利之徒的欲望，更刺激了造假；当然，也有一部分书法家造假是为了炫耀，夸耀己能。我们看，直到宋代，米芾还以能仿书为能事，我们看到的《中秋帖》其实并非王献之书作。
于是有了讨论书法鉴定的篇章，最早讨论书法鉴定的篇章出现于梁朝，有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梁武帝《答陶弘景书》。两人鉴定的法书都是内府的藏品，用书信的方式交换各自的意见，陶弘景能书法，更精通鉴定，梁武帝以博学济鉴识。实际上，是他们在一问一答之间传递了较精确系统的鉴定知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书家写字不钤印章，收藏者也不打收藏印，纸质的差异还不甚显著，他们的鉴定，主要依据书迹的时代特征，书家的个人风格。7、书论类这里所说的“书论”著作，特指触及到书法本体问题，对书法艺术特质予以理论概括的著述，这类著作只有南齐王僧虔撰写的《书赋》可以当之。《书赋》的文字虽短，而容量甚大，已经触及到艺术理论的许多重要原理：其一、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其二、概括了书法规则与书家个性的关系——“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其三、总结了书法形态与风格类型的联系——“形绵靡而多态，气陵厉其如芒，故委貌也必妍，献体也贵壮。”其四、提出了书家追求的理想书写境界——“沉若云郁，轻若蝉扬；稠必昂萃，约实箕张；垂端整曲，裁邪制方”。王僧虔提到了“心”这个概念，这是指创作主体的“用心”，而非生理器官的“心”，即他所说诉“情”和“思”，也就是庾肩吾《书品》所谓的“敏思藏于胸中，巧意发于毫铦”的“敏思”和“巧意”。艺术创作的一切“动变”都源于“心”，是指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可以指鉴赏力，把“心”引入书论，并且明确地把它置于重要的地位，当推王僧虔。这里，刘涛先生还把汉、三国、两晋、南朝书学著述整理成了一份表格，分门别类，可以当作早期书学著述的资料，此不照录，请见349-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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