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主要特征。亚洲作为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办事处资助并实施地区性发展计划及教育发展模式的区域，逐渐成为国际高等教育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1］。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并深刻改变了全球高等教育的总体格局［2］。研究亚洲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对进一步有效推进亚洲乃至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研究中，毛入学率作为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受到诸多学者的青睐［3］［4］。本文将依循惯例采用毛入学率来考察亚洲高等教育的演变及其特征。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The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以下简称UIS） 公布的1970-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相关数据为基础，探究亚洲高等教育规模的总体概况与区域特征，以归纳亚洲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规律和模式，并对亚洲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预判。
目前，联合国共有193个会员国和2个观察员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亚洲共有48个国家。有的国家归入亚洲可能与一般的认知有出入，本文将根据统计归类处理有关国家情况。按照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5］，依据毛入学率的高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划分为精英化阶段（毛入学率低于15%）、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是15%~50%）和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高于50%）。别敦荣等学者进一步将普及化阶段细分为初期（毛入学率是50%～60%）、中期（毛入学率是60%～80%）与后期（毛入学率高于80%）阶段［6］。总体来看，21世纪以来，亚洲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历史地看，亚洲所有国家高等教育都属于“后发外生型”，与欧美国家相比，发展相对滞后。但21世纪以来，亚洲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如表1所示，目前亚洲共有1/3的国家（依据联合国的分类标准，亚洲48个国家分五大地区，其中统计数据中未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处于普及化初期阶段的有中国、伊朗等4个国家（占8.3%），处于普及化中期阶段的有日本、蒙古等8个国家（占16.7%），处于后期阶段的有新加坡、韩国等4个国家（占8.3%）；缅甸、越南等26个国家则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占54.2%）；而老挝、柬埔寨等6个国家尚处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占12.5%）。
注：①括号内为毛入学率（%）。②本文均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最新数据，具体而言，黎巴嫩采用1985年的数据、伊拉克采用2005年的数据、东帝汶采用2010年的数据，也门采用2011年的数据、泰国采用2016年的数据，菲律宾和塔吉克斯坦采用2017年的数据，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缅甸采用2018年的数据，巴基斯坦、韩国、柬埔寨、黎巴嫩、马尔代夫、马来西亚、蒙古、日本、塞浦路斯、土耳其、新加坡和以色列采用2019年的数据，其余国家采用的是2020年的数据
其中，韩国和以色列是亚洲高等教育普及化最快的国家，于2000年之前就迈入普及化阶段（截至2000年，全球已有25个国家处于普及化阶段，见表3）；日本、蒙古、新加坡和土耳其是普及化较快的国家，于2001-2010年迈入普及化阶段（截至2010年，全球已有52个国家处于普及化阶段）；伊朗、沙特阿拉伯、塞浦路斯等10个国家是普及化较慢的国家，于2011-2020年迈入普及化阶段（截至2020年，全球已有76个国家处于普及化阶段）。
在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中，亚洲进入时间较晚，但在统计时期，亚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速大多比全球增速更快（见表2）。从1970-2020年，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07%增长到40.24%（增长了近3倍），而亚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则从5.01%增长到42.12%（增长了7倍多），远高于全球增幅。与此同时，亚洲还是21世纪以来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核心推动力量，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亚洲国家数量在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3）。
注：亚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笔者自行计算得来，具体采用亚洲各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均值来衡量，仅作参考
在亚洲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各地区高等教育先后达到了大众化水平，西亚和东亚迈入了普及化阶段，但不同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也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统计数据显示，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跃升为亚洲之首，其次是西亚、东南亚和中亚，南亚最低，不到东亚的一半（见图2.a）。从国家数量看，西亚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最多（9个），其次是东亚（4个）、东南亚（1个）、南亚（1个）和中亚（1个） 。
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不仅包含数量的增减，还包括结构的变化。基于各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整体增长速度（毛入学率的增长情况）与内部均衡程度（毛入学率的离散状况）两个维度，可以发现各地区规模增长模式呈现如下特征。
注：①泰尔指数（Theil index）是衡量个人或者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称不平等程度）的常用指标，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值越大代表越不平等，也即内部发展更不均衡。②由于各地区国家层面的数据在2000年之后较为齐全，因此呈现的是2000年之后各地区毛入学率的离散程度。同时，本文还将根据各地区历年毛入学率的极差率（Range ratio）对规模的均衡程度进行印证和补充。极差率是一组数据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数据分布绝对均衡，极差率越大，表示越不均衡
从规模增速看，东亚是亚洲规模增速最快的地区，表现为赶超型增长模式，其毛入学率增长形态呈“魔法帽”型（见图3）。1980-2020年，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年均增长率为6.87%，增加了12.5倍，远超全球毛入学率的年均增长率（3.01%），同时也雄居亚洲各地区之首。具体来看，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80年只有4.40%，2002年超越东南亚地区，2009年超越中亚地区，此后一路攀升并于2020年在亚洲拔得头筹，毛入学率达到59.56%（见图2.a）。就发展进程而言，从精英化到大众化阶段，东亚地区仅用了19年的时间（1982-2001年），年均增长率为6.26%，快于东南亚地区（5.62%）和南亚地区（4.41%）；从大众化到普及化阶段，东亚地区仅用了15年的时间（2001-2016年），年均增长率为8.26%，快于西亚地区（5.17%）。
从规模的均衡程度看，2019年显示，东亚地区国家间差异小于亚洲其他地区（见图2.b）。就变化趋势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极差率减小幅度较大（从1981年的17.03减小到2019年的1.83），这表明东亚地区各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差异在缩小。例如，东亚地区所有国家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80%的国家进入普及化阶段，地区内部发展比较均衡。
2.西亚地区：规模增长速度加快且国家间差异有所减小从规模增速看，西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增速都保持了不断上涨，表现为持续增长模式，其毛入学率增长形态呈“火山”型（见图3）。就发展速度而言，西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11.52%增长到2020年的58.72%，增长了4倍多（见图2.a），年均增长率为4.19%。西亚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增长是从2000年开始的，2000之后的毛入学率年均增长率两度超过5%（2000-2010年为5.28%、2010-2020年为5.32%）。就发展进程而言，从大众化到普及化阶段，西亚地区用了24年的时间（1991-2015年），是亚洲第一个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地区，其毛入学率的年均增长率为5.17%。
从规模的均衡程度看，西亚地区国家间高等教育规模的均衡度仅次于东亚（见图2.b）。就变化趋势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极差率同样有所减小（从1981年的1569减小到2019年的6.07），这表明西亚地区各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差异在缩小，地区国家间发展趋于均衡。
3.南亚地区：规模增长速度较快但国家间差异有所扩大从规模增速看，南亚是亚洲高等教育增长速度快慢交替变化的地区，表现为阶梯增长模式，其毛入学率增长形态呈“手电筒”型（见图3）。就发展速度而言，南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幅较大，从1980年的4.53%增长到2020年的26.82%，增加了4倍多（见图2.a），年均增长率为4.7%，仅次于东亚。尤其是在2000-2010年，南亚地区的年均增长率居亚洲各地区之首（高达7.10%）。就发展进程而言，从精英化阶段到大众化阶段，南亚地区用了26年时间（1983-2009年），年均增长率为4.41%，是亚洲最晚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地区。
从规模的均衡程度看，南亚地区国家间高等教育规模的差异度仅次于中亚（见图2.b）。就变化趋势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南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极差率有所增大（从1981年的1.85扩大到2019年的4.94），表明该地区国家间高等教育规模的差异有所扩大。比如，伊朗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印度、马尔代夫等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阿富汗、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国仍处于精英化阶段。
4.东南亚地区：规模增长速度较为稳定且国家间差异有所减小从规模增速看，东南亚地区表现为增速较稳定的渐进型增长模式，其毛入学率增长形态呈“宝塔”型（见图3）。就发展速度而言，东南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12.39%增长到2019年 的40.24%，增加了2倍多（见图2.a），年均增长率为4.22%，仅次于东亚和南亚地区。与西亚地区类似，东南亚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早期发展水平较高，毛入学率从1990年之后开始迅速增加，之后每10年的年均增长率都稳定在3%以上（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就发展进程而言，从精英化到大众化阶段，东南亚地区用了19年的时间（1978-1997年），年均增长率为5.62%，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时间早于东亚和南亚地区，晚于中亚和西亚地区。
从规模的均衡程度看，东南亚地区国家间高等教育规模的差异程度在亚洲处于中间水平（见图2.b）。就变化趋势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东南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极差率减小（从1981年的280.67缩小到2019年的6.30），这表明东南亚地区各国间高等教育规模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地区国家间发展更为均衡。
从规模增速看，中亚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平缓期、下降期和上升期交替变换的特点，其毛入学率增长形态呈“花瓶”型（见图3）。就发展速度而言，中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24.32%（远超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增长到2020年的31.09%，年均增长率为0.72%，是亚洲各地区中增速最慢的地区。此外，中亚地区在1991-1999年以及2006-2015年两个阶段的毛入学率反而有所下降。就发展进程而言，中亚地区是亚洲最早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地区，但到2020年仍未能迈入普及化阶段。
从规模的均衡程度看，中亚地区各国高等教育规模差异程度最大（见图2.b）。就变化趋势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极差率有所增大（从1981年的1.49扩大到2019年的4.91）。这表明中亚各国间高等教育规模差异有所扩大，地区国家间发展逐渐分化。比如，虽然哈萨克斯坦（70.68%）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吉尔吉斯斯坦（46.45%）、塔吉克斯坦（31.26%）和乌兹别克斯坦（15.92%）等也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差距较大，且乌兹别克斯坦的毛入学率还呈现下降趋势。
总体而言，过去几十年间，亚洲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不仅存在增长速度的差异，而且还存在均衡程度的差别。具体而言，亚洲各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亚洲各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增速同中有异。共同点在于，从2010年前后十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速来看，东亚地区（上升0.44%）、西亚地区（上升0.04%）和中亚地区（上升1.91%）的毛入学率增速有所上升，而东南亚地区（下降1.21%）和南亚地区（下降2.4%）的增速均明显放缓。可见，亚洲多数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正在由加速增长转变为平稳或降速增长。不过，保持规模增长仍然是亚洲各地区高等教育的主要发展态势。差异性在于，1980-2020年，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平均增速最快（6.87%），其次是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和西亚地区（均在4%以上），中亚地区增速最慢（0.72%）。另外，西亚地区既是亚洲各地区中唯一保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增速在各阶段都持续上涨的地区，又是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地区。
第二，亚洲各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均衡程度有所分化。不论是根据泰尔指数还是极差率计算的亚洲各地区国家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差异程度，可以发现东亚地区、西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间的差异有所减小，而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国家间的差异有所扩大。
影响亚洲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多种多样，在借鉴以往研究［7］［8］和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这里主要从经济、人口、政策和文化四个方面探讨影响亚洲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密切关系已得到广泛证实，经济增长不仅能够从供给侧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资源支持，而且还可以从需求侧对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产生重要影响。从描述统计结果可知（见图4），1990年以来，亚洲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所提升，西亚地区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速都有显著表现，而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增速则较为缓慢，且与西亚地区和东亚地区的差距有逐渐扩大趋势。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本文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方法计算的亚洲各地区1990-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显示，东亚地区（0.93）、东南亚地区（0.99）、南亚地区（0.98）、西亚地区（0.93）和中亚地区（0.44）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DP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这表明，亚洲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从各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情况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普及化程度也更高。
注：各地区人均GDP根据联合国公布的各国GDP和人口数量计算而得，由于1990年之前中亚多数国家的数据缺失，因此尚未纳入1990年之前的数据，下同
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虽然在不同阶段有所波动，但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都与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在1990-2020年期间的各阶段中（以10年为一个阶段），亚洲各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均GDP同样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其中，东亚地区和西亚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度在所有阶段都保持在0.9以上，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增长为高等教育规模迅速且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南亚地区的相关系数呈现出“较低-较高-较低”的变化趋势，因此，导致南亚地区高等教育增长呈现阶梯型模式。东南亚地区的相关系数从0.74增加到2000年之后的0.95左右便保持稳定，这与其高等教育规模渐进型增长现象较为吻合。而中亚地区的相关系数在不断减小，说明经济发展对其高等教育增长的影响逐渐降低。不过，中亚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在1991年之后的缩减现象或许与中亚五国脱离苏联教育体系并经历经济严重萎缩的艰难困境有很大关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
人口是高等教育的生源基础，是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基本保障［9］。从描述统计结果可知（见图5），1990年以来，亚洲各地区人口数量都保持了增长态势，南亚地区和东亚地区的人口总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南亚地区人口持续攀升并于2020年达到19亿人，东亚地区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从2000年之后有所放缓，不过，其2020年的人口数量仍居亚洲第二（16亿人），而中亚地区和西亚地区的人口数量最少，增速也最慢。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通过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方法计算的亚洲各地区1990-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口数量的相关系数显示，东亚地区（0.94）、东南亚地区（0.99）、南亚地区（0.96）、西亚地区（0.97）和中亚地区（0.40）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人口数量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这表明对高等教育发展而言，充足的生源至关重要，人口数量红利为亚洲各地区蓄积更多的人力资源优势并为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政策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亚洲各地区国家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东亚地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都无一例外受到政府政策的激励和引导，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例如，在教育政策方面，东亚地区各国政府均加强了针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引导，中国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启动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并于2015年发布了“双一流”建设政策文件；日本于2002年实施了“21世纪卓越中心计划”，于2014年启动了“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韩国于1999年启动了“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计划”，并于2008年公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实施方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政策使东亚地区有关国家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经济政策方面，东亚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签署推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也为地区高等教育共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样地，东南亚地区各国积极通过立法和相关政策支持、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简称东盟）以及东南亚高校联合会（ASAIHL）的成立，有效推进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此外，东盟于1995年签署的《东盟大学联盟宪章》以及2007年颁布的《东盟宪章》等，为东盟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使东盟高等教育一体化得到了加快发展［10］。
高等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会受到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东亚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不仅迈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实现了“数量”的增长，还缩小了地区国家间的差距，展现了“结构”的均衡。这不能不说与东亚地区文化的高度共通性密切相关。从文化传统来看，东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儒学文化传统，形成了以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为核心的具有高度文化共通性的东亚儒学文化圈。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构建也致力于使东盟内部形成更深刻的集体认同，不仅发挥了高等教育在东盟认同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还促进了东盟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发展。而南亚地区和中亚地区则由于各国在宗教文化、种族和语言文化等方面不尽相同，地区国家间发展不均衡问题也较为突出［11］。
21世纪以来，全球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亚洲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正在得到重塑，以往小规模、精英化的高等教育格局已经并正在继续向大规模、高增速的普及化阶段过渡。与此同时，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也改变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亚洲高等教育发展越来越受到外部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展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一）亚洲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将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保障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亚洲是过去二十年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亚洲的GDP为32.7万亿美元，居各大洲之首，占全球GDP总量的38.72%。从产业发展情况来看，当前，全球产业链已进入第五轮调整期，表现之一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向中国中西部、东南亚地区及非洲等地区转移。东南亚地区正在迅速成为又一个“世界工厂”的同时，将为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新的资源基础和保障条件。
（二）亚洲部分国家人口变化将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发展走势亚洲各地区人口变化差异较大。一方面，部分国家将面临高等教育生源短缺的困境。例如，日本、韩国等国的总人口数均进入负增长状态，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都先后出现了毛入学率增长放缓的趋势。大力提高生育水平、着力拓展非传统生源，是上述国家解决生源问题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部分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国家面临人口质量提升的挑战。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报告预测，印度有望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并于2050年达到17亿人。但与此同时，印度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医疗水平等方面尚存不足，要想获得人口红利，仍然需要教育、就业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支撑［12］。
（三）亚洲仍将是全球高等教育成长最快的地区，且发展潜力巨大从高等教育生源基础来看，至少在下一个20年，亚洲仍将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占据最主要位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总人口达到80亿人，在最近增加的10亿人口中，有一半是亚洲人口扩张的结果。当前，人口最多的两个区域均分布在亚洲（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有23亿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29%；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有21亿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26%），亚洲是各大洲中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约占全球人口的59.2%。预计到2050年，全球新增人口的一半多都将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8个国家［13］，未来有望进入亚洲化时代，包括高等教育在内，亚洲将成为增长潜力最大、最富有活力的区域。
（四）亚洲仍将是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最不均衡的区域，各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国家间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政府间付出更大努力虽然亚洲各地区均已达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其中，东亚地区和西亚地区已迈入普及化阶段），但地区之间和地区国家间的差异较为明显。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作为高收入国家，较早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且目前均已进入普及化中后期阶段，而作为中低收入国家，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偏低［14］，资金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使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极大受限。而从高等教育质量来看，日本、中国、新加坡等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已在世界排行榜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更多的亚洲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仍处于较低水平。亚洲各地区国家应充分发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优势，挖掘并释放高等教育增长潜力，促进地区之间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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