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后悔的事 二哥牺牲之后，大哥非常想念我和弟弟，尤其是想念我。他写信来说他想要我去部队看他。 我们也非常想念大哥，我就给他寄去一张照片，是我步行串联在江西瑞金红军大礼堂前面的照片。 我已经做好了去四川看望大哥的准备，不料大哥看到我的照片后又来了一封信，说：那张照片由于光线不好照得很黑，显得人很老气，战友们还以为我是他女朋友呢！ 他认为我还是不要去了，万一我到了连队人家以为我是他女朋友就坏了！再说连队条件不好，来个女同志不好安排地方住，也没有女厕所。 他还说，再过两年，他就有探亲假了，到那时候，他就可以回家来看我们了。 大哥的信让我挺失望，挺难过的。只好放弃了去看他的计划，盼着他回来探家的日子。 我真后悔那次没有坚持去看他。如果我去了，就会知道铁道兵施工连队有多艰苦，有多危险，就会多给他一些关心和关注。 但凡想到这儿，都不禁泪流满面！ （二）西昌见面 1969年11月，我和弟弟来到了西昌。 大哥特意请了一天假从德昌县的连队来看我们，可惜他再也见不到二哥了，我们的心里很沉痛。 大哥带着我们去逛西昌的小街。 从铁十师机关门口有一条小街通往大街，那条小街上彝族同胞很多，一些男人披着黑色的斗篷，头上缠着很厚的头帕，头帕上翘着英雄结，他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拿着一个大碗装着酒，一圈人轮流着喝酒。把我们看呆了。 大哥在街上转来转去想给我们买点儿什么东西做礼物。我们知道当兵的钱很少，不好意思要他给我们买东西。大哥在街道的拐角处看到彝族老太太在卖东西，一个簸箩里面有一种木柄小折刀，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把。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大哥送给我们的最后的礼物。 12月21日，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和弟弟同一天穿上了军装，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先送的弟弟。 在一个大操场，有人在念着名字，他被分配去了工程兵。看着他和当工程兵的新兵们排到另一处，他们排着队，穿上了新军装，没有戴领章帽徽，背上背着背包，手里拎着装着脸盆的网袋，那么多新兵就在大操场上转圈，觉得有些傻傻的，心里有些酸酸的。不禁想起了二哥、我和弟弟三人在文革中经历的生死劫难，在上山下乡的天人分离，本来当兵应该欢喜，却不料是心酸。  （二）再次后悔 我去当了铁道兵。 铁十师派出一辆大巴车，由军务科长带队，把我们十几个女兵送到了四川米易县一个荒凉的山头上。光秃秃的山头，荒草萋萋，突兀的立着两栋不大的房子。这就是铁五师新兵二十六连女兵排的宿舍和训练场地。 新兵连的新兵只发一套罩衣，要换洗罩衣只能等到没有训练的星期日。女兵们脱下罩衣，只穿着绒衣绒裤，抓紧时间洗衣服，当天就要晒干，不然第二天就没有罩衣穿了。 有一个星期天，女兵们都在洗衣服，操场上挂满了军装。 我也正在洗衣服呢，忽然听到有人在喊我，说：你快来吧，你大哥来看你了！ 啊？我大哥来看我了，真是太好了！ 我真是喜出望外，又高兴，又兴奋，又骄傲。 离家千里，没有想到大哥会来看我，怎么不惊喜！别的战友都没有家人来看望，只有我的大哥来了，怎么能不兴奋！而且他是一个解放军，我怎么能不骄傲！ 我高兴地把大哥带到宿舍，看到战友家里来了亲人，班里的女兵和我一样高兴，尤其是李瑞霞和王化珍，她们的父亲也是铁十师的，见到大哥是从铁十师四十七团来的，就像见到自己的哥哥一样高兴，也跟着我一口一个“大哥哥”地叫的很亲。我心里真比喝了蜜还要甜！ 原来是大哥从父亲那儿知道了我们新训的地址，知道了我们新兵连驻地离他们连队其实不太远，汽车只要半个小时的路程。趁着星期天，请了半天假，搭乘了一辆过路的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新兵连来看我。 喔，原来大哥的连队离我们这里挺近呀，大哥你可不可以常常开看我？ 大哥说，恐怕不行，因为一般不好请假，况且他们架好这座桥就会离开这里。 我心里感到很失望。 我发现大哥穿的军装硬硬的，有些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大哥解释说，统计员也是在隧道里进行统计，隧道里到处都是水泥灰尘，沾到衣服上怎么都洗不掉。 他给我看他的衣服，硬邦邦的，就是粘的水泥无法洗去板结了。 我听大哥的声音怎么不对劲，很沙哑，又很奇怪的问他怎么回事？ 大哥说这两年他们连队一直在打隧道，为了赶任务，虽然上级要求打水风枪，但是有时候战士们还是打干风枪。隧道里灰尘很大，因为吸入的灰尘太多，他的嗓子已经哑了。 他接着说：衣服硬了，嗓子哑了，这都不算什么。最要紧的是灰尘吸到肺里就会得矽肺病的。 啊？我不禁为大哥担心起来！ “那你可不可以不进隧道呢？” 他说，虽然他是统计员可以不用参加施工，可是工地上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也深深吸引着他，战友们都那么辛苦地施工，他也不好意思不参加施工，所以他也常常进隧道里去学打风枪。风枪的震动很厉害，他的血压已经高了。 嗨，大哥真是可怜，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帮助他。 可惜，大哥只待了一会儿就要有了，他说他只请了半天假，天晚了，就不一定能够拦得到过路的汽车了。 依依不舍的送别了大哥，看着他冲下山坡的背影，我本来也想跟着他一起冲下去，但是那个坡很陡，我有些害怕，就止住了脚步。 没想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别！ 十个月以后，他也牺牲了！ 好后悔，那天我应该和他一起冲下山坡，多送他一程！
（三）芝麻地隧道 大哥他们打的是什么隧道？这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 49年后，三连的老兵们告诉我，他们在德昌县小高乡打的是芝麻地隧道。 1969年上海入伍的秦在红老兵回忆： 1970年初，离成昆铁路全线通车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位于德昌县小高乡的芝麻地隧道正处于紧张的施工阶段。 奋战在该隧道的铁道兵8817部队（47团）3连的指战员们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有时甚至36小时不离开工地。困倦了，在隧道中靠墙斜支一根扁担，人倚靠在扁担上就可以打个盹。记得那时力气也特别大，18岁的我竟可以扛两包水泥，指战员们为了抢通成昆铁路也真是拼了。 当时，该隧道已开始用混凝土浇筑地面，我所在的3连2排5班的任务是：将已经搅拌好的混凝土和部分鹅卵石用铁翻斗车运送至隧道内，然后从上导坑倒下地面，再由下导坑守候的6班战士扒平压实。 这一天，施工正常进行着，已服役5年的钟和平班长(广东籍兵)和黄浦高付班长等3位四川籍老兵已准备复员，今天是他们在隧道施工的最后一天，当时称之为“站好最后一班岗”。 阴差阳错的是：班内另一位四川籍老兵去接新兵早几天就离开了，而七班班长(广东籍老兵)因抽烟来到工地上找班长老乡借火，就帮着我们一起推车(正好补足每班12人的编制)。最后二辆满装混凝土和鹅卵石的翻斗车由12人推着一起走向随道内，倒完这两车，几位老兵(包括七班长)就结束5年兵役而光荣复员了。 当6个人推着第一辆车到达预定倒土点时，有点心急的钟班长让第二辆车也上来，准备一起倒。 我们6人推的第二辆车刚刚到位，只觉脚下一松，心里马上咯噔一下“完了”！随即双眼紧闭，连人带车沉了下去……。 当我睁开眼时，上面，支撑着上导坑轨道和木板的木梁(直经约30公分左右)断了9根，两头断裂的上导坑钢轨和木板斜挂着。地面上，战友们躺在各处。 左边同班的上海奉贤籍战友横躺在水泥地面上昏迷着； 黄浦高付班长压在地面两根悬空的钢轨下面，而翻斗车卡在两根钢轨之上，尖尖的车角戳穿了他的肚皮，水泥灌了进去！ 7班长的中指被石头砸断，七班68年眉山老兵覃坤友也躺在地上，而我则屁股坐在一根悬空的钢轨上。 看着看着我顿时觉得腰痛得支撑不住，汗水直流，看到从隧道外冲进来的战友模糊身影，我又痛得晕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已平躺在翻斗卡车上，沿着坑洼山路颠簸着驰向沙坝卫生队。 在卫生队期间，因限于当时的设备条件，既没有x片，又看不出外伤，每天喝三小瓶淡绿色的部队卫生队自制的中草药剂。在卫生队住了二十多天，当时我躺十分钟腰就痛要坐起来，而坐十分钟又要躺下去，弯腰叠被子都困难的情况下就被通知出院了。 记得从卫生队走回营房驻地已经是傍晚时分，沿途是高耸的山脉，皎洁的月光泻到地面，弯曲的山路像一条洁白的玉带，沿着冷森的山脉蜿蜒着伸向远方，一个人走在山路上也是浮想联翩。 那么， 这些战士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受伤最严重的黄浦高副班长水泥灌进肚子里，居然伤好出院了，但是人很瘦。他还跟随部队到了陕西修襄渝线，真是不简单。那时候照顾他到炊事班工作，后来身体恢复得还不错。结果在襄渝线他又经过了险情，两次大难不死，真是幸运！ 至今眉山老兵秦坤友的脸上还留有残疾，脸上半边高半边矮。 第二年秦在红老兵复员回到上海，在邮电医院拍片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至今仍有腰痛。 秦在红的同学兼战友崔章山回忆： 当初我在47团一营住勤时，我亲自看到的一件事，至今历历在目。从坑道内往外走，走到坑道外没几米时有一辆电瓶车从我身过经过，在车头上站着二个人，其实我都不认识，其中一个人和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是共和中学的，但名字叫不错，也不知道是初一几班的。 这时只看到装道碴的车子突然起拱了，电瓶车前进的轨道上放了一根很粗大的支撑木，直径超过道碴车的底盘，一下子二个从轨道车上摔下去，一个人在呻吟，另一个无声音。 把他们二人救上来时，呻吟的人没事，就受了些伤，而没声音的那个到了卫生所一看，已经七孔出血，当场死亡。从分析来看，人摔出去的同时道碴车也同时压在他的胸口，属当场死亡，这个人就是共和中学的。 不到铁道兵的施工连队，不知道他们每天都与危险相伴！ 1970年4月，成昆铁路还没有正式通车，三连的战友们就开赴陕南修建襄渝线去了。 六月下旬，成昆铁路终于全线建成。秦在红因为伤痛确定复员，他没有去襄渝线。他有幸作为三连派出的代表，坐上没有车厢的平板火车，前往西昌参加成昆铁路通车典礼。沿途穿过隧道，经过桥梁，体验着桥隧相连的还不太平稳的铁路，看着沿途美丽的山景，感慨万分： 铁道兵人，用自己的忠诚、汗水、青春乃至于牺牲，为成昆铁路的全线通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我们每个（活着的和牺牲的）铁道兵人的骄傲。 1970年春天母亲去西昌探亲，大哥从德昌来到西昌看望母亲。母亲看到大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毕竟还有三个孩子，还有希望。  （四）特殊任务 1970年底，上级通知我到女兵的新兵连去当副排长，排长是施工连队来的排长。 在我去新兵连之前的一个月的某一天，在机房门口遇见一个警卫排的男兵。警卫排也是属于我们特务连的。 他问我： “你是不是有一个弟弟在部队牺牲了？” “没有呀，我有一个哥哥在农村牺牲了。” “你弟弟是不是在十师当兵？” “不，我的弟弟在工程兵当兵。” “喔？我刚刚从铁十师回来，听说你有一个弟弟在部队牺牲了。” “喔，那你一定是听错了。我是有一个哥哥牺牲了，是在农村。”，我非常有把握的说。 新的打击再一次向我袭来，我竟然没有感觉！ 一个月后，我去了新兵连。到新兵连一个月后有一天，新兵连的连长通知我说： “你们老连队来了电话，要你赶快回老连队，有紧急任务，你马上就去！” 从新兵连驻地到特务连大约有二十里路，我一个人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心里挺纳闷的“什么紧急任务呀？为什么不能在电话里说呢？” 回到特务连，通信员到宿舍来叫我： “连长让你去连部，有紧急任务。” 到了连部，连长说： “现在交给你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你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连长，有什么任务你就交代吧，你看连里哪次任务我完成的不好？” “你的母亲现在已经到了西昌，组织上派你去……”， 我以为是因为我的母亲到了西昌探亲，组织上照顾我，让我到西昌出差顺便看望母亲呢。所以不等连长说完就高兴的说： “是吗？有什么任务我一定好好完成。” 连长停了一会儿，说： “十师组织部门打电话给我们师正式通知你，” 说到这儿连长又停了下来。 我有些奇怪： “什么任务还要组织部门通知？” “你大哥在施工中牺牲了。” “什么？” 我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一定是我听错了。 “你的大哥去年十一月份牺牲的，因为考虑到你的二哥才牺牲一年多，担心你、你的弟弟和你的母亲不能承受这个打击，所以一直没有通知你们。 现在你的母亲已经到了西昌，你哥哥牺牲的消息是同时通知你、你的弟弟和你的母亲的。 这个消息对你的母亲打击很大，组织上要求你和你的弟弟做好你母亲的思想工作。” 连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眼泪水就不知不觉的流了下来。我想起两个月前那个警卫排男兵的话，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他说的是我的大哥呢？ 从连部回到班里，不知道怎么的，我腿一软就坐到了地上。 女兵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将我扶起来，一边轻声问“怎么了？” 我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脸，我觉得她们都还是孩子，我总得像个大姐姐一样坚强，因此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当然，很快战友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四）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大哥牺牲的当天，父亲在西昌师机关遇到一位同志，这位熟悉的老同志关心的打招呼说： “嗨，你的大儿子太可惜了！” 父亲听了大吃一惊，说： “我大儿子怎么了？” 对方发现父亲好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自觉失言，连忙说到： “没什么，没什么。”逃也似的走了。 成昆铁路是1970年7月1日正式通车的，1970年四月铁四十七团就作为先头部队移防陕西。 大哥他们三连从小高乘坐汽车到达燕岗，然后坐闷罐车到达西安，又从西安步行近一千多里路到达旬阳县蜀河镇汉江南岸的沙沟公社高照大队羊子沟安营扎寨。开始投入襄渝铁路的前期建设。抢修公路便道，为后续大部队做好各项准备。 父亲一想到已到陕西半年多的大哥，心里顿觉不详之感。 回到办公室就往陕西方面打电话。总机说陕西线路不通，父亲就一直不停的要电话，到了晚上总机还说线路不通，父亲怀疑是故意不给接通电话，心情非常着急，对总机说： “给我接师政委。”，总机不得不把电话接到了师政委许守华家。 “政委，总机为什么不给我接通陕西电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又急又气。 “王总，我们今天接到了一个电话，很震惊，不敢把消息告诉您，是我要总机不要给您接通陕西电话的。” 不幸的预感被证实了，父亲无言地放下电话，心像刀绞一样痛。大哥，是我们四个孩子中成绩最好的，也是父亲寄予希望最大的孩子。 第二天父亲就乘飞机到了陕西。 下了飞机的第一话就是：“我是主持工程的领导，部队出了工程事故，我首先要承担责任。” 父亲的一席话，让接机的同志们放了心。因为大哥在连队两年多，连队干部还不知道大哥是干部子弟，直到牺牲后才听说大哥的父亲就是本师的领导，心里压力很大。 父亲这么一说，连队干部的心里才放下了一块石头。 父亲赶到团卫生队，看望了心爱的儿子最后一眼，亲眼看见儿子的半个脑袋，一只眼睛和一个耳朵都被炸没有了。 那种痛，痛彻肺腑，不可言状。作为一个领导，一个男人，当着下级的面，他不能哭，不能流泪，不能给下属的各级干部增加心理压力。可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心在流血。 当天晚上他住在47团的团部，一个叫沙沟的大山沟里，当夜幕降临，所有的人都已经进了梦乡的时候，父亲一个人躲在一间屋子里放声痛哭，不能自己！ 寂静的夜里，他的哭声只有大山在默默的听着，山风在呜咽着。 此时此刻，他更加难过的是：怎么给我的母亲，刚刚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之前已经失去一个儿子的母亲交代！  （五）母亲受骗 大哥牺牲两个多月以后，远在广西柳州的母亲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信里说：父亲要到非洲去参加援助坦赞铁路的建设，因为任务急，不能回家去看望母亲，要母亲到部队来见面，并且把仍然在来宾下乡的二堂姐一块带来 。 母亲接到信又高兴又自豪，因为那时候能够参加国际援助任务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是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的。 这件令人高兴的事冲淡了因为二哥的去世仍然压在母亲心中的悲痛，母亲带着二姐兴冲冲的坐火车赶到了几千里远的西昌。 当父亲告诉他大哥已经牺牲两个月的消息时，这回她的身体摇晃了摇晃没有倒下去，她没有流泪，她不哭，不说话，不吃不睡，她全傻了。 部队派了两个女兵，天天看着她。女兵们年龄还小，也不知道怎样去安慰母亲。三天，整整三天，母亲的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 我和弟弟同时都到了西昌，此时母亲已经知道了大哥牺牲的情况，看着母亲突然变白了的头发，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安慰她。一年半的时间突然失去了两个儿子，这样的现实实在难以让人接受，任何安慰的语言都失去了力量。 看到我和弟弟的到来，母亲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可以吃饭，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照相。我们去照相的时候，谁都没有笑容，我们之所以照相是为了纪念，纪念那永远失去的和那些依然幸存的。 待母亲的情绪基本稳定之后，我就回到了新兵连。 （六）老排长的话 从西昌回到了新兵连，我像以往一样很快就投入了工作，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起我回老连队是去完成什么任务了。 那时候电影很少，《英雄儿女》是当时的经典片，师电影组来放了几遍，新兵们都百看不厌。 每逢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两个哥哥，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抱负，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悄悄的，默默的流泪，为他们的逝去感到痛心和惋惜。 有一次晚上大家在操场上看露天电影《英雄儿女》，旁边二排长看见了我眼中闪闪的泪光，当时什么都没有说。第二天新兵们都在草地上练习打靶，他悄悄地坐在我的身边，对我说起了他们连队的事情。 二排长来自施工连队，是1965年入伍的广东老兵。他说在施工连队最危险的工作就是点炮手。自从他到了连队五年来，他们连队所有的点炮手全部都牺牲了，无一幸免，有的只当了几个月的点炮手就牺牲了。 听了排长的话，心里感到极大的震惊，想不到点炮手的工作如此危险，牺牲的比例如此之大。 又一想这么危险的工作，总得有人来做，我的哥哥牺牲了我很难过，别人的哥哥牺牲了别人的妹妹也会很难过的。想着想着似乎心里好受了一些，我很感激这位排长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治疗我内心的创伤。 (七)“原某总” 1979年之前还没有改革开放，还没有市场经济，所以没有什么总经理的称呼，总工程师简称“某总”，比如称呼我父亲为“王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称总经理为“某总”，反而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总工程师了。 文革开始，铁道兵也受到了极左思潮“取消技术”的影响，1971年初，部队全部取消了总工程师制度，总工程师的工作还是原来的总工程师来做，但是称呼没有了，所以我父亲一直自嘲为“臭老九”。😄 据说有一次铁道兵兵部开会，台上人作报告，说到某某部队原总工程师就称为“原某总”，一些后调来的首长就听不明白了，很奇怪:怎么那么多人姓“原”，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总”字？一时在铁道兵部队里传为笑话。 这时候铁十师已经到了襄渝铁路，铁十师的领导觉得原来的总工程师没有个称呼实在是不方便工作，于是1971年5月14日，铁道兵政干令字第162号令，原师总工程师王文波任师副参谋长，这才有了个正式的称呼。当时铁道兵其他部队的总工程师们还是“原某总”的时候，我父亲不用姓“原”了，铁十师算是对知识分子很尊重的了，所以我父亲很感激铁十师的领导。 （八）弟弟也当了铁道兵 大哥牺牲后弟弟从工程兵调到了铁道兵。 他刚当兵是到了工程兵一支队，驻地在四川的江油，任务是建设一个大型钢铁厂，据说是为国防服务的，周恩来总理对这个工程非常关心。 虽然弟弟他们师的副参谋长就是当年在祁连山下的铁49团的团长罗景生伯伯，但是父亲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儿子就在他的部队当兵。 弟弟在新兵训练结束后仍然被分配到了施工连队。 刚到施工连队的任务是挖地基，年轻的战士们，好胜心强，你追我赶比着干活，弟弟也是个好强的人，自然不愿意落后。这里的劳动强度就比农村的劳动强度大多了，两个肩膀被压的又红又肿。 有一次他们在高高的大烟囱上施工，弟弟一不小心就从高处摔了下来，幸亏没有多大问题。无论有多苦，有多累，他写信时也从来不告诉家里人。 直到大哥牺牲后，铁十师组织上通知工程兵要我弟弟回西昌安慰母亲，这时候罗景生伯伯才知道，原来小四就在他的部队当兵，当即决定将弟弟调回铁道兵，调到父亲身边，给父亲一点儿安慰。 弟弟调到铁道兵十师修理营当过车工和铣工，他是一个办事认真的完美主义者，无论是开车床，还是开铣床都非常认真，车、铣出来的零件既光滑又标准，名声一传出去，就有很多人都去请他帮忙。 修理营的营房也是战士们自己盖，有一次在盖房子的时候，他又从房顶上掉下来，摔得腰椎横突骨折，腰疼得站也站不长久，坐也坐不长久，他就默默的挺着不吭气。直到有一天他到机关去看父亲，被父亲发现了，但是已经错过了治疗的好时机。 在艰苦的环境中，弟弟逐步成长起来，后来师通讯科一位技术员看中了他对技术的精益求精，跟父亲说希望把他要到特务连载波室工作。父亲那时候还不知道载波室是干什么的，电话问我这个特务连出身的兵。我说载波室当然不错呀！ 于是弟弟调到特务连载波室工作，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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