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铁五师副师长李德有，我们尊敬的老首长。在老首长身体尚好的那些年，铁五师特务连每两年一次的聚会都会邀请李副师长和阿姨。 汶川地震发生的前二十几天，我们正一道在黄继光的故乡四川开江县黄继光展览馆参观，李副师长看着图片说明说：他和黄继光是同一天入朝，黄继光牺牲的那一天，他因为拆除定时炸弹的引信，左手和两腿也受了伤因伤致残，至今双小腿有八块弹片没有取出。我对老首长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这篇文章作于2012年，老首长时年82岁。他受核辐射双小腿溃疡，只要不是溃疡期，就会随我们出行。还说，核辐射也没有那么可怕，满满的乐观主义精神！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把书上的内容进行制作，所以只能拍摄下来，麻烦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拉大了看。😄 好了，在朋友晓露的指导下，在素未谋面的吉英战友的帮助下，全部把图片转换成了文字。 谢谢谢谢！ 激情岁月 信念水存
李德有，原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1931年6月出生，1946年4月入伍，1947年3月入党，天津市蓟县人。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学员、区队长、参谋长、办公室主任、副大队长、副师长等职务。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投和抗美援朝战争。荣立大功2次，三等功1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五好学员”各1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军功章和国旗勋章各1枚。1982年5月离职休养。
在我的从军生涯中，先后在两个被称为“铁军”的部队里服过役，一个是东北野战军的十纵，一个是铁道兵。虽已过去几十年，但却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每当我回忆起那些往事，总是感慨万千。
＂排炮不动”的东北野战军十纵
1948年10月下旬辽沈战役打响时，我在十纵28师84团任参谋，时年17岁。当时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都是我军的知名将领，而84团更是声名显赫。 ⊙峥嶙岁月
因为在黑山阻击战中，我们团担负正面防御，经过三个昼夜的拼杀，顽强争夺，死死守住了101、92、90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挡住了五、六倍于我军的国民党廖耀湘“西进兵团”，为全歼廖耀湘军团赢得了战机，使东北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大逆转， 在现代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月的东北，寒风刺骨，部队的冬装还没有发下来，在阵地的壕沟里，我们盖的是玉米秸秆，吃的是高粱米饭，条件异常艰苦，且缺編严重，武器主要就是步枪和手榴弹等简易装备，而国民党廖耀湘军团的新一军、新六军和青年军却吃着美式罐头和大米饭，使用着精良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飞机、坦克、火炮应有尽有，敌我双方军力对比十分悬殊。
战前，上级決定由我二十八师担任黑山的正面防御，这是敌人南下锦州的必经之路，黑山一带狭长地段的101、92、90等高地和黑山城北一帯都由我们84团把守。由于敌我双方都是志在必得，攻守态势十分顽强，一开战敌人就使用了飞机和重炮发起强攻， 而我方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死守，林彪电告部队:“务必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我看过电影《黑山阻击战》，但感到它没能完全再现当时的惨烈情景，三天三夜里几乎枪炮声未断，敌人的飞机、重炮不断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飞机投下的重型炸弹达五百磅，能在山石上炸出一个巨大的弹坑，阵地被炸得地动山摇，几个高地上空全是浓浓的硝烟。我所在的部队在黑山城北，打得很惨，战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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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峥嶸岁月124人的连队战斗后只剩下2人。打得最惨的是我团二营，他们在缺編没有补充的情况下与敌人拉据争夺，死守101高地，挡住了五、六倍的敌人。战后打扫战场时，壕沟内外到处是残缺的尸体，散落的尸块与泥土石块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是血肉还是泥土石块。战斗结束后，战士的遗体和国民党军的尸体根本无法完全辦认和区分，只能一同埋在战壕里。101高地被炮弹炸下去2米，在亲身经历了那场残酷战斗的人的眼里，这2米带着硝烟和弹片的泥土是烈士们的肝胆、血肉和生命。最终我们使敌人未得寸进，国民党军队从此对我十纵闻风丧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就是他们对东北野战军十纵队发出的叹息。 六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无法用语言来完整叙述那场战斗，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硝烟、炮火、鲜血、生命惨烈地交织在脑海里、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表达出内心的感受。 辽沈战役结束、我随大军进关后，又参加了平津役。天津解放后，我于1949年5月被调到铁道兵司令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开始了我的第二段铁军生涯。
解放战争中的英雄铁道兵
建国初期，国民党部队正从华北战场溃退，为阻止我军进军西北、华中等地，国民党军对陇海铁路沿线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我们部队的任务就是对被破坏的铁路实施抢修和保护。 当时，部队处在与国民党队的胶着状志，抢修铁 104 路要冒极大的危险。“野战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把铁路修到哪里”就是那时的战斗口号，指战员始终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施工、抢修，非常危险和困难。战士们多数是贫苦出身，既没文化、也没技术，多数人从没有见过火车，抢修铁路就靠铁锹、洋镐这样的原始工具。抢修海铁路时，有座8号桥，位于三门峡西，桥高48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要重新架桥，就必须炸平桥墩顶面，才能把钢梁和轨道铺架上去。桥墩很高，没有设备，只能单兵背着炸药徒手爬上去，而桥墩顶面只有3平米左右，点炮后没有可隐蔽的地方，这是一个大难题。铁道兵一师一连有个战士叫杨连第，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一个人只身上去，在桥墩顶部的一側吊上一块木板，点炮后迅速翻身跳下木板，躲避炸飞的石头和水泥块，这样连续爆破十几次，硬是把墩顶炸平了。在这种情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碎石击中，从四、五十米高的桥墩摔下来，粉身碎骨，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而杨连第和战友们就是这样抢通了铁路，为运送部队和物资赢得了时间。杨连第因此获得了登高英雄称号，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所在的连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杨连第连”。直到现在，只要是在铁道兵工作过的人，经过8号桥或是听到杨连第的名字，心里仍然充满了崇敬之情。不幸的是，他在朝鲜战场抢修青川江大桥时，遭美军轰炸而英勇牺牲。 解放战争中，铁道兵官兵顶着国民党军队的炮火，不怕流血牺牲，把无数段被国民党军破坏的铁路干线修
-105- O峥嵘岁月复通车，为我军渡江南下、进军西北和解放全中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1950年10月，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比较弱，志愿军没有空军参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他们的轰炸机在执行轰炸任务时都不需要战斗机护航，敌机经常是低空飞行，疯狂追射地面上的车辆和行人。志愿军入朝时有1300多辆汽车，20天内就被美军飞机炸毁了600多辆，后勤供应非常困难。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一直把破坏铁路补给线作为战略计划重点。所以，铁路线上的轰炸与反轰炸、破坏与抢修的反复交替，就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特点。一边是敌人的狂轰滥炸，一边是我军不惜一切代价地顽强抢修，这种拉锯式的争夺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从下面两组数字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情景: 一是自1950年10月部队入朝，到1953年7月停战的33个月中，美军集中70％的空中兵力，共出动飞机5万多架次，对铁路线投弹19万枚，等于在我铁路线上，平均每7米就投下一枚炸弹，相当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投到英国本土炸弹数量的1.5倍。 二是铁道兵团参战期间，共抢修、抢建桥梁2千多座次，铁路1万4千多处次，隧道、车站3千7百多座次，把铁路通车里程由战争初期的107公里增加到停战前的1382公里，铁路运力比战争初期提高了7.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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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发言人曾说:“在一年多来，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国飞机一直在炸共产党的运输系统，北朝鮮仍有火车在行驶。坦率地讲，我们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堅强的建筑铁路的人。”朝鲜战争中，铁道兵有1100多名官兵牺牲，近3000宫兵负伤， 但却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那时，敌人每天都在铁路线上投下成吨的炸弹，一段铁路一天有时会被轰炸几次。敌机一飞走，我们马上进行抢修。路基上弹坑连着弹坑，根本来不及填平，也无法填平，我们就用粗大的木料钉成木排架，支到弹坑里，上面铺上枕木和钢轨;桥梁炸断了， 就用木头钉成木笼下到江河里，里面填满石头，加固成桥墩，再铺上钢梁、枕木和铁轨，让火车开过去。常常是列车刚刚开过去，敌机又开始了第二轮轰炸。最多的一天被连续轰炸7次，我们也跟着抢修7次。有一座桥，在两座山之间，经常遭敌机轰炸。因为山高的缘故，敌机袭击前几乎听不到声音，等防空哨开枪报警时，往往敌机已经轰鸣着飞到头顶了，根本来不及隐蔽。一次，22名战士正在桥上抢修，敌机突然俯冲下来，投弹扫射，22名战友没有一个幸免，当场牺牲了6人，重伤16人。 当时有两名文工团的女兵正在现场作鼓动宣传，还没等敌机飞远她们就冲上去，抱起战士往桥头安全的地方拖，把22名战士都拖到了桥头，急救包不够，两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就把战士和自己的衣服撕开当绷带，用手使劲地捂战士流血的伤口，她们对着战士哭喊，无法接受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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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峥嵘岁月
前还在一起施工和说笑的战友瞬间变成血肉模糊的样子。这两个女兵一位叫宋亚宣、一位叫任伟，她们至今都键在，是我老伴同一个文工团的战友，如今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美军是没有人性的军队，他们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杀伤力非常大，效果非常残忍。比如他们投掷的凝固汽油弹爆炸后就像燃烧着的浓稠黄油一样，先是一个大火团，瞬间便进发成无数的小火球，进到身上一点，只要用手一拍打，手和拍打的地方立刻也跟着燃烧起来， 迸到哪就烧到哪。有很多人被这种炸弹烧死、烧伤。战后部队医院和荣军疗养院里有很多这样被烧伤至残的军人。另外，美军还大量的使用子母弹，这种弹是由一颗巨型炸弹爆炸后，散发出上百颗小炸弹，小炸弹先不爆作，落在草从里很难发现，当碰到它时，立刻爆炸。部队在抢修施工中常遇到这种炸弹，我们就用一根木料栓上绳子，在地上拖，把它们引爆，也有很多指战员被炸死炸伤。美军和李承晚伪军溃退时，还布下了许多地雷，经常炸死、炸伤朝鲜老乡和耕牛。为了部队和老百姓的安全，我和战友们多次接受排雷任务。操作时，为了减少牺牲，每次只有一个人进入雷区，当时没有先进的探测器和防护装备，更多的是凭经验和勇气，这项工作很危险，要胆大心细，就是这样也难免会造成伤亡。
此外，对我们威胁更大的就是美军的定时炸弹。为了阻止部队抢修、美军每天都要在重要的路段投下许多定时炸弹，这些炸弹随时都会爆炸，起初，我们用绳子
108 ◎峥嵘岁月把炸弹捆起来运到山沟里引爆，但是一个炸弹有500到1000磅重，这样一个大家伙至少要4到5个人才能挪动，中途万一爆炸，伤亡很大。后来，我们就采取先拆除炸弹的引信的办法，把炸弹变成瞎弹、臭弹，然后再从炸弹里掏出炸药。炸药用来开山炸石、修路筑道， 既消除了威胁，又变害为利，所以那时部队就涌现出许多拆弹能手，最有名的是卸弹英雄李云龙，他后来还到北京参加了英模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那时，铁道兵每个连队都有一个木工班和一个铁工班，战士们使用的鉄镐、铁锹很多都是用这些定时炸弹売打制的，一枚炸弹売有几百磅钢材，可以打出不少工具，但也有战友因此而献出了生命。每次拆卸引信，就如同跟死神打一次交道。我的左手和双腿就是在拆除定时炸弹引信时被炸伤致残的，至今，两腿还留着8块弹片。好在当时引信己经从弹体拆开，没有引爆炸弹，与牺牲的战友比，我已经是很幸运了。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志在四方”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铁道兵部队的兵力发展到43万，是人数最多的时期。那时，部队主要完成了成昆铁路、贵昆铁路、襄渝铁路、东北森林铁路、新疆南疆鉄路、青藏铁路和北京地铁工程，把全国交通大动脉连成了网。 从1954年开始到1957年，我参加了“鷹厦线”的建设。这是一条从江西鷹潭开始，穿越武夷山、戴云山两大山脉，沿富屯溪、沙溪、九龙江三大河流直达厦门
-109- 峥嵘岁月前哨的铁路，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福建没有铁路，对地处对台前线的福建很不利，周总理曾说过:“解决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台湾问题要看二王，一个是王炳南在华沙和美国谈判，一个是王震率领十万大军修建鷹厦铁路。＂。
建鹰厦线的难题是填海，厦门离台湾很近，站在日光岩可以看到金门岛和大担岛、二担岛。施工中、部队动员了3000名民工和近百条船只，在高炮部队的掩护下，从近海的小岛上开山采石，装成巨大的石笼，装到船上填海筑堤。战士、民工和船工驾着帆船，喊着号子抛石填海、场面非常壮观。一年多就筑起了一条火车、汽车并行的海上长堤，修通了近700公里的铁路。这就是建国后著名的“移山填海工程。”。鹰厦线建成后，我随部队回到北京继续在铁道兵部工作。
1969年，我被调到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工作，从那时开始，参与过成昆铁路、襄渝铁路、贵昆鉄路的建设工作。1972年，我到铁道兵第五师任职并于1973年3月随部队进入新疆参与南疆铁路建设的领导工作，亲身体
验过施工部队的艰苦，亲眼目睹了官兵们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感人事迹。那时我们的装备和施工技术仍然比较落后，打隧道时经常发生瓦斯爆炸和塌方、透水事故，但部队却从没有国此而退缩过。我经常下部队蹲点，到一线隧道里看战士打风钻，隧道里粉尘大，换风设备不好，随时还可能发生塌方，官兵们只靠一个口罩和一顶柳条帽做防护。连队规定每人一个小时轮换一次，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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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嵘岁月数人都不遵守，大家都是超负荷干更长的时间，很多指战员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哮喘和砂肺病。部队条件差，师、团的医院、卫生队一般离工地有几十公里，官兵们很少去看病。部队住的也都是荒芜人烟的地方，铁路修到里，就在哪里安营扎寨。施工劳动强度大，粮食定量不够，我们就想方设法自己建农场补充粮食。施工多数是手拉肩扛，衣服破得很快，官兵的军装都是补丁摞补丁，部队就组织随军家属缝制套袖、垫肩送到连队。铁道兵家属随军的不多，因为部队驻地环境不好，家属随军后只能在生产组缝垫肩、手套。驻地没学校，孩子无处上学，铁路修远了，部队搬走了，家属就留在后方基地再次分居两地，跟没随军一样，甚至不如在家乡可以有亲人照应。至今，在铁道兵干休所或后方基地，中老年女同志的数量大都超过男同志，很多随军家属是从三、四十岁就开始守寡的，她们的丈夫有的是牺牲在施工现场了，有的是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条件艰苦，得了肺气肿、矽肺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们曾对贵昆铁路作过统计，在1000公里的铁路建设中牺牲了1000名官兵，还有成昆线、襄渝线，也都是平均一公里左右牺牲一名官兵，每个团都设有一个烈士陵园。我在部队多次处理伤亡事故，每次都在感情上受到强烈的冲击。在新疆的一次塌方事故中，有六名战士遇难，集体送行时，六口棺木摆放在操场中央，为了振作士气，我让连长指挥连队把《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连唱了三遍。下葬时，全连二百多人，列队脱帽，没人指挥，大家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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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了下去，用古朴的方式，给战友送行，在场的很多战士都落下了热泪．但事后连队仍能继续开工不受影响。
截至到1984年铁道兵撤消时，35年中，有8000多名官兵为铁路建设献出了生命，部队为国家新建铁路12000多公里，占当时全国新建铁路总数的三分之一。毛主席、周总理题词赞扬铁道兵，叶剑英元帅的诗词写道： “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高度概括了可歌可泣的“铁道兵精神”。虽然铁道兵在解放军序列中已悄然消失，但这支部队的功勋却永远铭刻在我军的史册。直到今天，只要你会唱《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走到哪里都能找到铁道兵战友。
回荡在马兰上空的“中国巨响”
1964年，奉中央军委指令，全军各军兵种和地方有关单位将进行首次核效应试验，铁道兵抽调部分官兵组成了一个肩负特殊任务的大队，代号为第九大队，对内称709办公室，由我担任副大队长。
我们坐着闷罐车颠簸了几天后抵达了试验场区一一马兰。这原本是一个在地图上查不到的地名，后来因为成为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而被载入史册。部队驻地叫地窝铺，是位于罗布泊的试验场区的一片戈壁大漠，荒无人烟、没有房屋，我们住的是自己搭的帐篷。 帐篷的钢架须埋入地下，四周再用石头和戈壁渣压住，以免被风吹走。二、三十个人在一顶帐篷里睡地铺，晚上冻得缩成团。场区里唯一的水源就是一条孔雀河，水中含有
 金属元素，又苦又涩，人喝了会拉肚子。用孔雀河里的水洗完头，头发就会粘在一起。这样的苦水，还是有人忍不住要喝，那是因为部队的饮用水要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运过来，珍贵得很。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风趣的说过:“我们是一、三、五洗脸，二、四、六刷牙，星期天干擦”。部队早上的洗脸水要留到晚上洗脚用，一、两个月也难洗上一个澡，洗澡水还要用来洗衣服，而用来喝的水，常常是每人每天只有一军用水壶的水。罗布泊的戈壁一望无际，没有明显的地标，一且迷失方向，就会葬身大漠，被称为死亡禁区，地质学家彭加木就是在这个地区失踪的。这个地方常年风沙肆虐，起风的时候，扬起的风沙比浓雾还厉害，面对面也很难看清楚对方。有时汽车通过风口，遇到狂风，车身上的绿油漆会被全部打掉，露出防锈漆，车子就变成了红色。有时早上醒来发现，被窝里、眼睛里、嘴巴里都是沙子，就连吃的饭里、菜里也时常是搀满了沙子，根本不敢咀嚼，基本上都是在嘴里胡乱拌几下吞下肚去。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官兵们每天坚持十几个小时，修路筑桥、修建效应试验物。所有参试人员工作强度都大大超过了人的正常体能。另外，在整个核效应试验期出于保密需要，所有参试人员都不能与外界联系，与家人音信隔绝，有的父母过世了，直到部队撤回内陆后本人オ知道。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我们第九大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所有人都坚持到最后完成任务。 1964年1月16日下年15时，被国际上称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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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响”的爆炸声炸响在马兰的上空，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从戈壁荒漠上腾起，所有参试的官兵热血沸腾，大家跳出掩体，欢呼跳跃，抱在一起、万分激动，那是最振奋人心的时刻。
核爆炸一小时，我就带着侦察分队和洗消分队，穿着防护服乘车进入爆心区域进行辐射侦察和洗消作业，大家从没有畏惧。实践证明，核武器比常规武器杀伤力和破坏力确实要大得多，但仍是可以防御的，只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就可以大大滅轻它的杀伤力和破坏力。
在连续十几天的时间里，我和战友们每天都在爆心工作，那时的防护能力无法和现在相比，我的两条小腿受到了核辐射伤害，经常溃烂，但我依然活到现在，今年已经82岁了，仍然能够料理好自己的生活，我深信，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毅力对健康是十分有益的。
毛泽东当年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核效应实验的成功，打破了当时的美苏核垄断，确立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对世界上的敌对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日后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陈毅元帅曾这样比喻:“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那么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则使中国人民腰杆挺起来了。”。如果我国不是在1964年，而是迟于1967年12月之后爆炸原子弹，就不能算是有核国家，在国际核问题方面我们就没有发言权。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确立了我国的大国地位，从此全世界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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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刮目相看。 光阴似箭，如今我已在部队干休所安享晚年生活，每每想起这两段铁军生涯和亲身经历，我百感交集。我庆幸自己有幸在这两支英雄的部队锻炼成长，那些珍贵的记忆，让我晚年的精神世界倍感富足。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自己虽有一点付出，但党和部队却给予我更多。因伤残缘故生活不便，离休后组织上两次为我调整修养地点，部队各级领导和干休所的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我、照顾我，直到现在，我还能享受到生活的乐趣。我感到能跟着党、跟着部队走到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我感激党、感激部队、感激领导和战友们，每当我感到生活的幸福，就更加怀念逝去的战友，我愿将此回忆化作一東洁白的鲜花，敬献在逝去战友们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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