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在教育方面，以生活于瑞典的萨阿米人为例。他们最早的学校建立于 1631年，但当时学校的任务仅限于培养牧师，以加速萨阿米人皈依基督教的过程。约一个世纪以后，在萨阿米人的居住区内开始设立学校，这些学校是专业学校，部分学生毕业后再回到各自的村庄对他们的乡亲进行教育。 此后教育制度不断完善，20世纪初，萨阿米人的教育存在五种形式，即萨阿米人小学、问答式教育学校、冬季训练班、公共小学和一些个别教育。 1913 年，瑞典政府对萨阿米人进行了一次教育改革,为萨阿米牧民子女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教育制度。一方面“尽力为所有流动放牧的萨阿米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又“不使孩子们脱离游牧生活”。  但是由于这样的学校学制短、要求低、教员水平不高，教育质量比一般学校要差，加之办学理念的限制，这使得毕业之后的萨阿米青年缺乏其他职业技能，只能依赖于驯鹿游牧业。 1962 年政府对牧民学校再次改革。这种牧民学校不仅讲授的基础知识，还增设了“游牧知识”“萨阿米手工艺”和“萨阿米语”等。但这一改革同样存在问题，当时明文规定，萨阿米牧民必须把他们的子女送到牧民学校去学习，这一政策试图让萨阿米人世代固定在驯鹿游牧业上，似乎带有一定的民族歧视和隔离的色彩。  20 世纪 80 年代后，在萨阿米人的要求下，其教育状况已有很大改善。牧民子女必须选择牧民学校的规定已废除，家长可以选择任何一所国家资助的普通学校或专门的萨阿米人牧民学校让其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牧民学校也同样适用普通学校的教学计划，并增设了有关萨阿米语言和文化的课程，为语言和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在瑞典约克莫克还建立了一所供萨阿米人受教育的大学，其教学从萨阿米人的实际需要出发，极大促进了萨阿米人的教育事业然而，教育的普及和扩大任重而道远。  无论在受教育的问题上，还是在教育质量方面，新的牧民学校一定要和其他学校一样平等，并在牧民学校里要保证让萨阿米人在教育方面的特殊要求得以满足，如果在教育中萨阿米人的民族特色一旦被排挤，他们的民族地位便会被削弱，甚至会失去民族生存的条件。 他们的这种斗争和努力已取得一定成绩。如瑞典萨阿米人在1966-1967年度的提案中指出萨阿米人应该直接参加萨阿米学校的管理。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家当局的采纳。当代萨阿米人学校由萨阿米教育事务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委员会中萨阿米人占多数席位。  文化团体和机构的建立在文化团体和机构的建立方面，萨阿米人在 1945 年成立了“萨阿米文化促进协会”，旨在促进萨阿米民族文化和手工艺品生产的发展，在宣传保护和发展萨阿米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8 年瑞典成立的萨阿米人艺术协会也是一个专门的文化组织，负责研究和推广萨阿米人的手工艺。此外，根据 1971 年举行的第七届北欧萨阿米人理事会通过的文化纲领，1974 年在挪威的考托克诺成立了北欧萨阿米人研究所,这是一个为萨阿米人设立的研究、教育和服务机构。从事贸易、经济、法律、环境、语言、文化、教育和情报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些机构中有些是部分自治的，这不仅体现了北欧国当局在对待解决萨阿米民族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更标志着萨阿米人的维权斗争取得的一定成果。萨阿米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主动同世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接触和联系，引起了世界各国更多的人关注萨阿米文化复兴运动。 在语言文字方面，萨阿米语正受到多方面的威胁，诸如所在国主体民族对萨阿米人的语言同化，历史上北欧各国对萨阿米语的蔑视态度以及语言政策、教育方针等方面对萨阿米语的遏制，因此，萨阿米人充分认识到保持和发展民族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性。  20 世纪60年代以后，萨阿米人开始在牧民学校开设萨阿米语的课程，为传统语言的保存和普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学校的萨阿米语的教学质量一直不高。一方面教员的语言知识少，另一方面是缺乏教材，尤其是萨阿米语在社会上的地位低下，就更增加了教学难度。 近年来，萨阿米人和学校当局都意识到了这点，因此编写了一大批教科书，同时在不影响教学计划的情况下，安排更多的时间进行萨阿米语言和文化教育。 地方电台广泛使用萨阿米语播报新闻和文化节目也是萨阿米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萨阿米文化中心瑞典约克莫克的广播电台定时向萨阿米地区播音，宣传萨阿米文化。近年来，萨阿米人提出创建一个全斯堪的纳维亚萨阿米语广播录制中心的建议，一些年轻人还自己创建了使用萨阿米语的无线电节目和网站。  此外，用萨阿米文字书写和出版的杂志和书籍不断涌现。早在 1918 年发行的杂志《萨阿米人》(月刊)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萨阿米人读物，刊登了大量有关萨阿米人政治经济生活、文化艺术、历史、法律等文章，这些文章多使用萨阿米语，对团结萨阿米人、复兴和发展萨阿米文化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发展的困境然而，萨阿米文化在复兴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发展的困境。首先，当代社会由于大多数萨阿米人已充分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只有驯鹿业萨阿米人事实上担当了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承者。但是，他们的人数颇少，使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活力难以形成群体规模。 其次，驯鹿业经济是萨阿米文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北欧各国政府对萨阿米文化予以扶持的政策依托，但是 19 世纪以后驯鹿业经济呈现衰落趋向，这使萨阿米人的文化传承受到极大削弱。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当代萨阿米人面临着文化传承的两难选择，他们究竟是恪守传统还是汲取先进文化成果、与时俱进?该问题在社会各界尚存在很大争议。 萨阿米人首先不能固步自封，应积极利用现代文明的成果，改善自身的生存方式，丰富民族的文化内涵，以增强民族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抛弃本民族的文化内核和价值，而是应将民族文化遗产和现代化趋势融为一体。 在民族教育方面尤其要注意，既要将本民族的语言和特殊技能发扬光大，更要对先进的外来文化选择性地加以吸收。萨阿米人的这些文化发展困境表明，他们的文化复兴运动依然任重而道远。  萨阿米人与北欧主体民族的关系民族关系是指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互相交往中所产生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多变的因素。萨阿米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其民族关系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以时间为序，分别从经济渗透、制度引入、宗教扩张、殖民地化和政策转变等角度，阐述萨阿米人与北欧主体民族'间的关系:同时，从民族内部的互利与冲突两方面，探讨萨阿米人内部不同地域群落之间的关系。 萨阿米人可能是至今可考的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已知的最早居民，但他们并非这块土地上的唯一居民。自公元前 10 世纪，兰人迁入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之后，挪威人、瑞典人等也相继迁入并定居于此。  在外族步步推进的压力下，部分萨阿米人被迫北迁，但是生活于族群边缘的萨阿米人却不可避免地与外族杂居共处，交流通婚，这不仅使部分萨阿米人后来逐渐融入了北欧主流社会，更推动了整个萨阿米人在生活区域、传统经济、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上的发展与变迁。 早在 2000 多年前，萨阿米人就开始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做交易。以物易物是最初的商业形式，萨阿米人常用海狸、驯鹿和熊的皮毛等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交换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等。进入北欧海盗时期，挪威人开始向萨普米进行商业远征。 约 13 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一批来自瑞典波罗的海沿岸的芬兰商人“比卡尔”(bircarls)垄断了萨普米的贸易，他们组成贸易公司活跃于萨普米各地，与萨阿米人做毛皮生意，并得到瑞典王室的特许向萨阿米人征税，比卡尔与萨阿米人的不平等贸易一直延续到17 世纪。 16 世纪，来自瑞典挪威和俄罗斯的商人也加入了萨普米的贸易大军，随着商品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大，在某些商业中心形成了固定的交易市场。尽管政府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有所限制，但是外族商人却常常不顾这些限制与萨阿米人进行市场交易。 在萨普米的整个商业活动中，俄罗斯商人与海岸萨阿米人之间的贸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贸易又称为“近海贸易”(Pomor Trade)。其形式通常是海岸萨阿米人以各类海鱼同俄罗斯商人进行的物物交易。 近海贸易可追溯至16 世纪早期。早在 116 年，丹麦克里斯蒂安二世(Christian I)和俄罗斯瓦西里三世 (Vassili Ivanovich)大公曾就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达成协议，特别对俄罗斯人在芬马克地区的贸易作了规定。 此后在瓦伊托拉蒂 (Vaitolahti)、瓦朗厄尔 (Varanger)、阿尔塔(Alta)和灵恩 (Lyngen)等地都定期举办商业集会，参与者有俄罗斯人、瑞典人、挪威人以及分布于三国的萨阿米人。不过此时近海贸易尚处于萌芽状态，直至18 世纪40 年代，俄罗斯西至挪威东北部，大大推动了近海贸易的发展。 1796 年以后，这一贸易形式由于获得了俄罗斯王室的法定认可发展更为迅速。尽管其间曾受到挪威政府的阻挠但贸易规模仍不断扩大:首先，贸易期逐渐延长，从最初的每年一个月(7月中旬至8 月中旬)延长到 1874 年的三个多月 (6 月中至9月底)。 其次，商品交易的种类逐渐增多，俄罗斯人交易给萨阿米人的商品不仅包括各类谷物，还包括纤维、亚麻、焦油、建筑材料和捕鱼器具等，至19 世纪 20 年代，可供交易的商品有两、三百种之多。 但是一战前夕，萨阿米的对俄贸易开始出现衰落趋势，随着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挪威政府掌握了芬马克地区的经济控制权后，双方贸易完全中断，这次打击第一次使萨阿米人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受到重创，改变了他们的价值体系，个别经济竞争被引入公共社会。不过 20 世纪 60年代，萨阿米人与俄罗斯人的贸易又有复苏迹象。 伴随着商业的兴起与繁荣，萨阿米人逐步融入了北欧主体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不仅增强了与外族的经济联系，而且促进了民族交流与融合。萨阿米人的传统经济一一驯鹿业和捕鱼业，也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形态而不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1]Mervyn Jones，《拉普兰萨米人》，伦敦：少数民族权利组织，1982年。 [2]Nils Aslak Valkeapaa，《来自拉普兰的问候：萨米人，欧洲被遗忘的人民》，伦敦：泽德出版社，1983年。 [3]奥尔努夫·沃伦，恩斯特·曼克，《拉普生活与习俗》，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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