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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休市地处山西中部，因纪念介子推而得名，是寒食节的源发地，也是晋文化的辐射中心。 晋文化有着深厚悠久的区域文化内涵，有源有流、博大宽厚、纷繁广富，凝结着民众的精神与情感，也承载着华夏子民的血脉。  晋文化有尚节俭、善积蓄、重商善贾、胡汉相融、沉稳保守之特征，从介子推到王允，从唐太宗到司马光，从关云长到西厢记故里，都是晋文化的具体写照。 这一文化背景正是山西介休窑陶瓷艺术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晋文化作为依托，介休窑陶瓷艺术便难以形成和发展。 介休窑陶瓷在发展过程中，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而存在，它有着浓厚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虽已时过千年，但这些陶瓷作品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依旧令人目不暇接，它们所记录下来的原生态的民众生活多姿多彩、灵动有趣。 这些记录时人生活的陶瓷艺术作品，在具有实用功能的同时，还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民俗文化研究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可以进一步阐释介休窑陶瓷纹饰与民俗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但是，介休窑陶瓷纹饰究竟有何独特之美？介休民俗文化如何由来？介休窑陶瓷纹饰与民俗文化有何联系并反映出怎样的民俗观念？ 以及在这种民俗文化的影响之下介休窑陶瓷纹饰艺术又有了怎样的审美特征？以上问题都是该课题进行研究的出发点。 «——【·金代介休窑概述·】——»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晋文化在这里深深的扎根且沉淀着，不同程度的对山西的多种文化样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介休窑古陶瓷便是在这样的影响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并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变为极具地方特色与传统风貌的文化载体。  历史上北方战乱频繁，而介休窑窑火却千年不断，从宋初烧至清代，民国断烧，近年再次复烧，产品多样、工艺丰富、纹饰独特，为北方陶瓷史创造了无数佳品，实为北方瓷窑所少见。 介休窑目前有两处遗址，分别是洪山镇古窑址和城南街古窑址，前者的烧造水平于金代达到了巅峰状态，在金元社会动荡之际衰落，但直到清末民初才逐渐断烧；后者城南街古窑创烧于洪山窑衰落之际，其烧造技术源于洪山窑，元代中后期断烧。 金代介休窑作为山西代表性民窑，不断地满足当地人民的日用瓷器需求，也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一抹重彩，我们对介休窑陶瓷艺术的研究不容忽视。  洪山镇古窑址位于介休市城东洪山镇洪山、磨沟村一带，以喊车沟为中心，长久以来鲜为人知，直到1957年介休修建水利工程时才被发现，同时期《文物参考资料》对介休窑作了简要介绍，由此引起学界对介休窑的注意。 在介休窑城南街古窑址被发现之前，大家一般所认知的介休窑便指洪山镇古窑址。介休洪山镇古窑址在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学界对于该窑址的认知依旧具有局限性，洪山窑的创烧年代也一直没有定论，但北宋初年创烧的说法更为学界所肯定，我们可以根据清光绪十八年在洪山源神庙窑神殿前所记碑文大致推测出洪山镇古窑址创烧于宋初。  据《公同义阖碗窑行公议规条碑记》载：“盖介休所管地方，俱有出产物类各异，推瓷器出产，首属我村洪山也。昉于何时，自唐朝末宋代初而开设碗窑久矣。” 由以上内容可知，洪山窑于唐末宋初创烧，但是据介休窑考古结果来看，并未发现与唐代相关的陶瓷文物出土，我们仅根据出土文物也不能十分确切的证明洪山窑于宋初创烧。 然而又根据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源神碑》所载：北宋至道三年（997）重建源神庙之前，庙北就有奉祀陶器鼻祖太上老君的窑神庙。 碑文中“高士云集，兴舡频届”的记载足以表现北宋真宗时期洪山窑火已然十分旺盛，既有车水马龙之景象，洪山窑必然产量巨大。  “瓷窑税务任韬”“前瓷窑税务武忠”的记载充分说明当时的官府曾在洪山设官收税，并至少派遣过两名税务官，这一碑文十分详尽的记叙了洪山窑在宋朝初年的烧造盛景，我们也可由此推断洪山窑至少在宋初开始烧造陶瓷，且产量高，产品精细，并在当时闻名遐迩。 介休洪山窑是一处民窑遗址，其陶瓷作品朴拙自然，在当时深受百姓欢迎。从遗址调查来看，洪山窑陶瓷品种十分丰富，主要烧造白釉瓷、黑釉、黄釉和白釉釉下褐彩瓷，此外还兼烧少量酱釉、铁锈红釉、孔雀绿釉、紫釉等，其中细白瓷是介休窑佳作，白中略带一点粉青、微青，是代表金代介休窑最高水平的陶瓷制品。  介休窑陶瓷器型有碗、盘、瓶、盆、奁、洗盏、灯、香薰、枕等；陶瓷装饰技法多样，有釉下彩绘、划花、印花以及剔花、镂雕、油滴、兔毫等。洪山窑陶瓷纹饰题材广泛，整体来看古朴豪放，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婴戏、植物、动物、文字为主，匠工们将独特的装饰工艺与丰富的纹饰题材巧妙的结合起来，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陶瓷需要的同时，也成为了金代山西最具代表性的民窑。 介休城南街古窑址于2004年6月17日老城改造工程中被发现，遗址现场为一座拐角大楼的基础，通过对发掘结果进行考证，确定该窑址为金代遗存。 据孟耀虎先生《介休市南街古瓷窑》一文所述，该窑址采集到大量白瓷、黑瓷，也有少量红绿彩瓷。  白瓷以粗白瓷为主，施化妆土，分为划花、印花、刻花、画花装饰与素白几类，细白瓷出土较少；黑瓷釉色乌黑，质量较好；由于红绿彩瓷发现数量较少，是否为城南街古窑址烧造还有待考证；该窑址出土器型较多，有碗、盘、深腹钵、罐、杯、盆、洗、器盖等。 城南街古窑址出土瓷器特征十分明显，与洪山窑出土瓷器对比，较为粗糙，相关研究人员推测该窑址出现在洪山窑衰落时期。 城南街古窑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介休窑陶瓷的烧造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让我们对介休窑的认识更为完整全面。介休窑是金代山西民窑之典范，陶瓷作品代表了金代山西陶瓷产业的最高水平，介休窑陶瓷器型种类丰富、纹饰生动、技法高超，极受当地人民所喜。 介休窑陶瓷窑火千年不断，在发展过程中与周边许多窑口互相交流学习，不断提高其制瓷技术，并很大程度的活跃了山西其他窑口的发展。  金代北方许多窑口除烧造本窑特有瓷器之外，都争相模仿名窑产品，这不仅能适应市场需求，对本窑口自身生存与发展进步也有很大的意义，众多窑口争相模仿周边名窑，这就在我国大地上产生了不同的窑系，介休窑也在这一时期积极学习，主要仿烧磁州窑和定窑产品。 在北方瓷窑体系中，磁州窑的地位举足轻重，是极其重要的一支，介休窑与磁州窑关系密切，介休窑刚出土时由于器型与装饰技法与磁州窑类似，所以介休窑的独特性被忽略，许多学者将其归为磁州窑系。  磁州窑和介休窑二者相互学习与借鉴，不断发展和创新，介休窑在磁州窑的基础上出陈易新，许多方面都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 磁州窑在北宋中期达到了烧造高峰，是当时北方著名的民窑，产量很大，磁州窑在陶瓷装饰技法方面大有成就，宋金时期创造了许多独一无二的陶瓷装饰技法，比如：“白地刻花”“铁锈花”“珍珠地”等，其中宋金时期以白地黑绘的装饰艺术而闻名。  这一时期的介休窑还未形成成熟的发展体系，受同期发展成熟的磁州窑影响很大，其中“白釉划花”“剔花”“釉下黑彩划花”等技法都脱胎于磁州窑。 磁州窑独创的白地黑花技法在当时引领了北方民窑之风尚，介休窑创新了磁州窑的白地黑花技法，推出白地红花装饰，这种颜色色调多变，有浅褐色、黑褐色、桔红色，纹饰简练，部分有凸起，衬托出其色彩之精美，纹饰之生动，为介休窑之独创精品。 此外，在纹饰方面，介休窑划莲瓣纹与磁州窑莲瓣纹十分相似，但还有许多创新纹饰，比如复杂多变的缠枝莲纹，多用线条勾划，极具动感。 定窑不仅是宋代六大窑系之一，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陶瓷珍品，定窑从唐末创烧以来一直烧造民用陶瓷，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 定窑在宋金时期迎来了发展高峰期，对周边窑口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山西平定窑、盂县窑、阳城窑、介休窑以及四川彭县窑等窑口都属于定窑窑系，皆以烧制白瓷而远近闻名。 介休窑的创烧时间略晚于定窑，陶瓷装饰技法受到了定窑的直接影响。定窑的装饰技法以白釉刻花、白釉印花以及白釉划花为主，其纹饰典雅生动、秀丽别致，早期纹饰较为简洁，中晚期的定窑刻花精妙入神，自成一格。 介休窑的早期装饰技法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介休窑在当时应是师法定窑，由于所处之地有晶莹明澈的洪山泉流过，以此泉水所制介休窑白瓷明亮匀净。 介休窑印花白瓷受定窑影响最大，二者陶瓷纹饰都十分精美，题材广泛生动，线条流畅清晰，布局精巧完整，但介休窑在学习定窑白瓷的过程中逐渐创新，创造出许多独具特色的作品。 介休窑陶瓷突破了定窑以均衡对称为主的构图模式，许多纹饰不讲究对称，造型诙谐有趣，其中婴戏纹最为独特，介休窑的婴戏纹在盘、碗、盒等器型中都有发现。 其表现形式通常是小孩或坐或站于花丛中或攀附在枝条上，孩童脖颈上的串珠区别与北方其他窑口的婴童形象，此外还有婴童船上荡船嬉闹的场景，这些纹饰都极富生活气息，是金代介休窑陶瓷独出，也为我们研究金代民俗文化提供了些许便利。 将介休窑与北方重要窑口的陶瓷纹饰进行共同研究，可以更直观的发现金代北方各窑口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可以更明确的感受到这一时期介休地域的民俗风格与介休人民的审美特征。 «——【·总结·】——» 介休窑因位于介休而得名，这里汾水似带，绵山如屏，至今依旧流传着介休窑的传奇故事，也留下了窑工匠人们的美好祝愿，踏入这片土地便可一窥介休窑的美轮美奂。 金代介休窑陶瓷纹饰作为民俗文化的物化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特定阶段的文化资源，介休窑中带有吉祥意味的纹饰以独特的方式向观者展现出时人的审美与独特的民俗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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