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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过去七佛图像题材的来源问题，众所周知，佛教的传入与传播是多源的，而并非只有一条途径的。  笔者通过比较十六国时期过去七佛图像遗存，以及对这一时期佛教的传播、发展情况的考察，探究第169窟过去七佛图像的来源，兼谈十六国时期过去七佛图像的传播路径。 «——【·源自西域、凉州的影响 ·】——» 除炳灵寺第169窟中的过去七佛图像外，十六国时期另外两处图像遗存分别见于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以及出土于新疆、甘肃一带的北凉石塔中，对这两处遗存进行整体考察，此处不再赘述，仅对比三处图像遗存的异同。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三处过去七佛图像皆塑绘于十六国中晚期，地理位置由西向东，而在造像风格上，克孜尔石窟第47、77窟中过去七佛图像已残损；  以保存较好的第38窟为例，窟中的过去七佛图像更多的接受来自印度犍陀罗和笈多佛教艺术的影响，这与龟兹地区的所在位置及当地民族混杂，自中亚而来的僧俗较多有关。 相对而言，第169窟与北凉石塔具有较高相似性，二者皆为过去七佛与弥勒菩萨的组合，且佛陀都为磨光肉髻，不注重衣纹的刻画，呈现出薄衣贴体的造像风格； 弥勒菩萨在表现形式上也较为相似，这与西秦和北凉的地域有关，二者相邻，且都属丝路沿线，这极大了便利了僧众的往来及佛教艺术的传播，因此，第169窟与北凉石塔的过去七佛图像会更为相似。 依照佛教传播路线，新疆于阗与龟兹两地最先接受来自印度佛教及艺术的影响，其后在新疆以东首先汇聚于凉州地区。  因此，通过对比考察十六国过去七佛图像的造像特征及艺术风格，我们可以推测出一条传播路线，即印度笈多美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新疆，紧接着波及北凉地区，之后影响了西秦佛教造像，这实际上也是印度过去七佛信仰及图像的传入与流布轨迹。 «——【·后秦长安佛教的影响 ·】——»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中的过去七佛图像除了受到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外，还反映出本土特点及汉地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塑绘技法与审美情趣上。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通过考察十六国时期过去七佛图像遗存，可以确定存在一条由西向东的传播路线，但是比较三处遗存的年代，最接近中原地区的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过去七佛图像塑绘时间要早于北凉石塔，与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也相距不远；  因此，第169窟的过去七佛图像应当还存在另一个来源，即东晋佛教、后秦长安佛教带来的更为直接的影响。 （1）东晋佛教对后秦长安佛教的影响 东晋政权笃信佛教并大力宣扬，是佛教东传后的重要发展时期，形成了以建康及庐山为代表的佛教中心，推动了佛教的译经传法事业。 过去七佛信仰及图像在东晋时期得到了传播及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东晋时期已有过去七佛相关经典的传译，如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的《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念七佛品》 及《治禅病秘要法》、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佛说灌顶摩尼罗亶大神咒经》等；  第二，两晋时期已有表现过去七佛题材的艺术作品及遗存出现。 据载，西晋画家卫协擅作道释画，曾绘制《七佛图》，虽实物已无存，但是《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顾恺之对《七佛图》的品评，南北朝时期的孙畅之在《述画记》中对此也有记述。 且按照文献资料记载，东晋时期出现了过去七佛龛堂及造像，南朝僧宝唱 所著《北永安寺昙备尼传六》对此有所记载，此外，《续高僧传》卷八《慧远传》 还记载了东晋高僧释慧远梦见七佛八菩萨像的事迹。 由此可见，两晋时期虽遗迹多无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东晋时期，已有过去七佛题材及图像的流传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同样崇佛的政权，后秦与东晋虽南北对峙，但是在佛教上的交流极为频繁，一方面是由于在前、后秦政权交替，战乱频发时，便有大量僧人因避难前往东晋；  另一方面，后秦立国后，东晋高僧慧远与后秦长安僧团领袖鸠摩罗什各为南北两地的佛教领袖，彼此之间时有交流，受他们的影响，两地僧众也经常往返学习，或互相传阅译经和著作。 因此，鉴于后秦与东晋的交流，以及长安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后秦佛教一定会受到汉晋文化的影响，那么，两晋时期就已经流传开的过去七佛信仰及图像自然也会影响后秦，这也是后秦时期译出了众多过去七佛相关经典的原因。 此后，后秦长安作为当时的政治、佛教文化中心又影响了西秦佛教。  （2）后秦长安佛教对西秦佛教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政权林立，少数民族政权各自为政，当权者出于种种原因，大多笃信佛教。 西秦政权为鲜卑乞伏氏，对佛教很是尊崇，其领土内佛教活动很是兴盛。 作为一个存在时间不长，国力不算强盛的政权，西秦佛教之盛，一是因为其扼住了中西交通的要塞，作为佛教传入的中转站，自然会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受到了后秦长安佛教的影响，长安曾是周、秦及汉时的都城； 在前秦时期已成为佛教译经重地，后秦建立后，姚氏政权崇佛尤甚，因此后秦虽国祚较短，但是长安的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兴盛的译经事业都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不小的贡献，这也使长安一举成为北方地区的佛教中心。  由此可见，后秦长安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佛事之盛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 这使得其余各国多将后秦佛教视为正统，长安佛教思想、经典、艺术也自长安向四方辐射，与后秦相邻的西秦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后秦长安与西秦的往来不仅限于此，据史书记载，西秦与后秦颇有渊源，西秦政权曾几次臣服于后秦，后又叛出，并掠夺其民众，这批人里自然不乏佛教僧俗及工匠，这自然会使长安的佛教思想及艺术传入西秦。  再者，后秦政权覆灭后，西秦占据秦陇一带，佛教造像中心因此从麦积山向炳灵寺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加之长安僧众也纷纷前往西秦避祸，其中包括玄高、道融、昙无毗等；  这些高僧几乎都曾在小积石山停留，因此，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中出现了较多自长安等地的僧侣留下的造像题记，凡此种种无不为西秦带来了后秦的佛教文化及石窟造像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佛教思想的传播以及造像题材的选择实际上都离不开佛教经典的传译，而后秦长安作为译经中心，译出的经典以各种渠道传入西秦。 因此，第169窟在选择造像题材时，势必会受到当时流行的佛教经典的影响，有学者在考察第169窟西秦塑像与壁画的风格渊源时，也曾提及这一问题，认为窟内的许多题材的产生都得益于东方译经事业的发达，最为典型的是B4壁画中的十方佛。  事实上，第169窟出现过去七佛题材同样与后秦长安译出的经典有关，据笔者统计，作为佛教译经中心的后秦长安，译出的过去七佛相关经典多达十余部。 这些经典或叙述过去七佛生平，或言明礼拜供奉过去七佛所具有的功德好处，如护持净戒、忏悔业障、灭除禁罪、使人长寿、破地狱等，经典的译出与传播势必会带动过去七佛信仰及造像的兴盛，并成为塑绘过去七佛图像的依据。 第169窟作为佛教禅窟，在过去七佛相关经典大量传入的情况下，选择有助于禅观的过去 七佛作为造像题材，显然是符合情理的。 总的来说，后秦长安佛教对西秦佛教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炳灵寺西秦第 169窟南、北壁出现过去七佛图像题材，展现出中西融汇的艺术风格，应是更多的受到了来自东晋及后秦长安佛教的影响。 «——【·总结·】——»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南、北壁塑绘过去七佛图像是中国最早实物遗存之一，颇具代表性，对该图像的考察及研究，既能够明确其造像原因及来源，又有利于理清十六国时期过去七佛图像的传入与传播情况。 首先，十六国时期，佛教禅修活动兴盛，第169窟中出现过去七佛图像，其目的应是为僧侣提供禅观礼拜的对象； 其次，通过对比印度及十六国时期过去七佛图像遗存，可以发现第169窟保存较好的南壁过去七佛图像在受到印度秣菟罗艺术影响的同时，又融入了中国本土的塑绘手法及审美情趣，是龟兹与河西地区的造像风格与汉地艺术文化的交融，体现了佛教艺术本土化的初步进程； 最后，关于该窟中过去七佛图像的来源问题，考虑炳灵寺石窟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图像塑绘的时间，以及东晋、后秦长安所反映出的过去七佛题材和经典的流行，第169窟的过去七佛图像应是更直接的受到了 东晋及后秦长安佛教的影响，而非来源丝路沿线的西域、北凉等地。 此外，通过前文及本节对十六国时期过去七佛图像的考察，可以总结出这一时期过去七佛图像的来源，主要可归纳为两点：一是以印度传入的佛教造像题材及艺术为源头； 二是以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为根基，主要受到东晋及后秦日益成熟的佛教艺术的影响。 且从中可以发现，当时已出现中西双向交流的倾向，地处中西交通要道的地区，既有印度、西域佛教艺术的通过此地输入中原，也有来自关中地区的佛教艺术的输出。 «——【·参考文献·】——» [1]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圣严法师.世界佛教史 第一册 印度佛教史[M].广州：广东佛教编辑部，2017. [3]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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