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银行    由于部分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中期便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老年人互助自养及在地养老的趋势都与中国现状具有相似性，因此，学习借鉴国外养老的实践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模式，将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路径选择。综上，本篇推文将介绍国内外的社会化互助养老模式，并着重就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对已有的研究与国内外试点进行回顾。 互助养老模式 许多发达国家开始探索互助养老模式，例如德国的公寓式“多代居”互助养老模式，将所有具有养老意愿的老年人聚合在一个公寓内部，以法律形式规定其相互照料的责任与义务（乔琦、蔡永洁，2014）；美国的“村庄”互助养老模式，使用主要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部分来自社会捐款的运行经费，筹办互助养老组织（因所有会员均为“在地养老”，故也称“村庄”），通过无偿而有效的组织内互助及质优价廉的组织外服务帮助会员“在地养老”（张彩华、熊春文，2015）；日本的邻里互助网模式，社区协会利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召集社会内中老年志愿者，组织邻里聚会、社区联谊等社区交流会，强化缺乏自理能力的独居或寡居老人的社会参与，及时解决其需求（陈竞，2008）；以及当前最具影响力的时间银行模式。 而中国“互助养老”实践模式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肥乡农村互助幸福院、结对组圈式互助养老、据点活动式互助养老和时间银行式互助养老。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肥乡互助幸福院，其突出特点在于“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不配备专门服务人员，而由入院老人互助提供做饭、照料等服务，体现了抱团互助的特色（刘艳，2020）。结对组圈式互助养老模式采取老人自愿或匹配结对与组圈的方式，由低龄志愿者向高龄老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以“健康生活方式”为主题，开展预防失能、健康科普、精神慰藉等关爱和辅助服务，促进高龄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交往（于文涛，2018）。据点活动式互助养老与结对组圈式相似，通常由符合条件的老人家庭申请设置固定的活动据点，或者由社区内企事业单位提供闲置场所。  如2007年，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将辖区内 52 户孤寡或空巢老人家庭确定为“互助养老点”，统一配备娱乐器材设施（麻将桌椅、棋牌、书籍等），并提供每年 240 元的水电费补贴，每个养老点由 5 名以上老人组成，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弱的，自愿结合，相互帮助，有效整合了政府、社会和家庭资源（王卉芸，2019）。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 1、内涵 时间银行在广义上指志愿者参加志愿活动并为自己以后享受志愿服务积累时长（陈嘉琪、陈小嫦，2022），狭义上指低龄老年志愿者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待自己年老时可享受他人同等时长的服务，也可进行实物兑换。通过构建以时间为一般等价物的社区生态，规范邻里互助行为、链接社区资源，开发共享式养老资源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本，形成劳动成果代际接力的方式以缓解未来养老压力（陈功等，2021）”。  2、意义 对于受助高龄老人而言，时间银行毋庸置疑地发挥重要作用。从社会支持类型来看，社区互助支持在家庭支持功能衰退的环境下显得更为重要（程翔宇，2016），它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基于熟人网络社会的低成本“半脱离”过渡场所，促使其嵌入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欧旭理、胡文根，2017）。从养老居住环境来看，机构养老易产生不适应和孤独感（刘祯帆等，2018），充足的家庭养老能够给予老人最高的生活幸福感（贺家、刘芳娥，2020），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作为对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化，通过老年人互助陪伴，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独感（Wang et al., 2019），Judith Lasker（2011）基于医院附属时间银行参与者数据，证实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对于个人社会资本提升和身心健康发展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然而时间银行不仅能够帮助受助者获益，同样对志愿者自我诉求的满足有益。首先，时间银行更具经济性、平等性、互利性和循环性等显著特征（李海舰等，2020），通过货币交易的平等性可以实现养老服务供给的双向互惠。其次，如上述所言，时间银行以其卓有成效的激励机制和服务补偿机制，更有效地吸引低龄老年人主动作为，提供了“老有所为、老能所为”的平台，进而有效开发了潜在的老年资源。退休的低龄老人也可以在互助模式中获得一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再次实现自身尊严与价值（陈功，2021）。再次，时间银行倡导社区服务和社区参与，有助于形成可循环的互助关系网络和社会长效互助信用机制（Whitham & Clarke,2016），让社区成为邻里之间和谐互助、互惠互利的和谐社区，重新实现陌生人社会中的社会亲密联结。  同样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能够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也是相当可观的。Ozanne (2016)在对新西兰Lyttelton Harbour Time Bank的研究中指出了社区层面上“时间银行”的作用，有利于社区信息交流能力、社会能力、文化能力和社区能力得到相应的增进。夏辛萍(2017)在文章中指出，该模式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的养老负担、社区养老的总体水平得到了提高、老年人的养老质量等方面也开始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孟艳、任飒等(2016)同样提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能够减轻子女赡养老人的养老压力以及政府的财政压力，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 3、现存问题 从老人对于“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度来看，卢晓琳(2017)通过对广州“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调查发现，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有限，广州市“时间银行”的覆盖范围比较小，有很大部分人对其并不了解甚至一无所知。丁艳琳(2018)认为，受到我国传统文化影响，子女表示让父母参加“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是子女不孝的表现，一般不会同意；其次，政府的政策支持不足，该模式还未取得大众的认可，在后续的开展中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梁磊、郭凤英(2016)认为，服务劳动和时间价值的衡量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服务不对等导致无法解决老年人的需求。郑红、王慧莹等(2018)认为制约“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伪公益”氛围，缺少须要的信用担保会使“时间银行”有名无实。该模式要想全范围铺开，必须要以公益精神的真正觉醒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完整建立为基础。 国内“时间银行”试点情况 自1980年Edgar S.Cahn提出“时间银行”概念后，据2021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中国时间银行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全球已有30余个国家建立时间银行，总数量多达一千余家。而中国的时间银行试点最早起源于1998年上海虹口区开办的“劳务银行”，随后于广东广州“爱心时间银行”、河北肥乡“农村互助幸福院”、以及重庆、北京、浙江嘉兴、安徽合肥、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山东济南、湖南衡阳、河南洛阳等城市也先后成立 “爱心时间银行”。 2022年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中国时间银行发展研究报告》称，“时间银行”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在管理归属上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三种，呈现出互助养老与志愿服务的混合形态，并逐步凸显出作为公益资源分配手段融入社区治理的趋势。接受调研的54家“时间银行”平均运营时间为3年，最短的半年，最长的已经9年。 据《中国时间银行蓝皮书》（2022）统计，全国已有30万人申请加入“时间银行”，建成网点共两千多家。而关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内容也不仅局限于助餐、助医、助浴、助洁、助急“五助”基础服务，还引入了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理发、餐饮等服务，在形式上发展出“公共时间池”、时间转让、积分兑换实物、积分兑换医疗服务等多项举措…… 时 间 银 行 结语 随着人口结构逐渐从“类金字塔型”向“花瓶型”转变，家庭养老支撑能力不足、个人资金储蓄不够、政府养老保障金供给匮乏，基于时间银行理念的社会化互助养老模式使得老年人供养的可持续性发展实现新的可能。 老龄群体互助养老模式有其实现的基本条件：首先，较之日益萎缩的青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基数逐年增大为互助养老模式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人力支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能够帮助我们充分利用老年人口红利实现老年人力资本的利用与其自我赋能；其次，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较之高龄老年群体共有77.5%身体健康状况不佳，60-69岁低龄老年人有80.19%认为自身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良好/一般”，而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共计78.1%表示愿意为其他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服务，时间银行互助模式具备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基础；再次，要求社区内部的互助协作更具有可行性；最后，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践证明，互助养老模式对于缓解全社会的养老压力、实现社区和谐以及促进养老观念的转变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都具有明显的成效。在后续调研中，调研小队将继续探索厦门市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1]Judith Las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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