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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1978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灼烤着尚未恢复生气的安徽省。除长江、淮河外，安徽境内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又刮了三次要命的干热风，水分急剧蒸发，土地龟裂，树叶凋落。一些地方已靠汽车运水，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安徽省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秋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灾民，倾家出动，踏上了遥远的乞讨之路。 安徽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度过这可怕的旱荒。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提出：与其看着农村的大片土地撂荒，倒不如借部分土地给农民。就是这一个战胜死神的重大决策，后来直接诱发了农民大包干的浪潮。 包产到户30年 ——来自牡丹江农村的现场报告 文：江平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以生产队长严俊昌为首的十八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屋内，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会议以宁可冒杀头的危险也要吃饱饭的决心，决定率先闯关搞“包产到户”，从而引发了中国农村打破旧的经济体制，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一场大革命。 就是那个冬夜，小岗村的尝试，成了大包干的发源地。 1979年秋，小岗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6.6万公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的产量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这个自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贡献过一斤粮食的“三靠队”，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32500公斤，油料1万公斤。 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党中央倾听群众的呼声，没有采取压制包产到户的行动。随着实践的深入，党中央决定将自发状态的包产到户加以总结提高，以指导全国的农村工作。从此，大包干很快成为全国农民奔向富裕的自觉行动，势如春风，吹遍神州。 现在看当年的改革进程，很多没经历过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争议，一如一把利剑，时时割舍着经历者和想尝试者的心。在黑龙江，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省内耕地面积大、机械化程度高，认为 “分田单干”不适合黑龙江，相当部分的干部和群众也认为那是搞“倒退”，“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论调很有市场。 …… 就在这于无声处中，我市林口县柳树镇主要领导却敢为人先。用现任柳树镇党委书记高朋山的话说：“柳树沟几乎是从公社化开始，就过着'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的日子。不少生产队的社员出工劳动一天，工分只值几分钱，甚至还有负工分现象，即每干一天活要倒欠生产队多少钱。几十年的穷日子使全社约1／4的人口逃往他乡。” 1982年初，时任公社书记的陈书堂听说南方安徽省等地实行了土地大包干，社员很拥护。他再看看本地，觉得集体所有制这种大锅饭再也混不下去了。和同事们商议：学南方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然而所有农村干部都知道，这条被叫做“资本主义道路”的办法，已经挨批判挨了20多年，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内，都因此被打倒。一个公社级干部想搞试验，胆子不是比天还大吗？但是看到社员的极度贫困，年复一年缺吃少穿，作为公社书记的陈书堂们感到实在对不起一方百姓，内心痛苦不堪。酝酿再三，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偷着分，偷着干。陈书堂说：“一旦上边问罪，我去坐牢。”一听书记这么说，社长接话道：“真到那一天，我天天到号里给你送饭。” 当极左思潮的乌云依然笼罩大地之时，做出这一决策需要何等的胆魄和勇气！陈书堂们无疑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当他们刚把土地和车马农具分完不久，上边来了一位领导，板着面孔问：“你们这么干，向上级请示过没有？这么干是要犯错误的。”陈书堂说：“对这种事，你我都有个认识过程，就是错了，责任由我来负。”但是不久，地区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报道他们临县的一个农村，把分了的牛马等又收回集体。那时候老百姓认为报纸广播就是党的声音，公社可能也要走回头路。干部、社员心凉了半截，轰轰烈烈的积肥送粪热潮全停下来。陈书堂得知情况后，当机立断，要求所有车辆和农用拖拉机全部紧急出动，把全公社干部党员拉到公社开会。在500人的大会上，陈书堂代表公社党委坚定地表示：合同不能变，牲畜不能收。他要求全体党员以身作则，带动群众大闹备耕、春耕。群众说：“好个老陈，我们要的就是这句话。” 1982年恰逢春旱秋涝又遇冰雹，但社员们由大包干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所释放出来的生产积极性是空前的，他们全都超常地付出了劳动和心血，战胜了以往根本无法战胜的自然灾害，到秋算帐，别的公社无一不受灾减产，唯独这里粮食丰收，总产从上年的1300万斤增至2400万斤，集体化后破天荒第一次卖余粮500万斤。工农业总收入由上年的600万元增至900万元。社员人均收入由上年69元猛增至217．6元。 1982年11月12日，《黑龙江日报》一版头题以《柳树公社灾年大翻身》为题，报道了柳树公社包产到户一年的变化。 这篇报道在林口全县、在牡丹江地区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因为在当时在以抓农业为主的地、县干部中，不少人对柳树的试验均有所耳闻。这件事竟然得以公开报道，人们没有料到。多数干部积极赞同，也有少部分干部不以为然。比较明显的迹象是，经过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经过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极左思潮的市场正日益缩小，黑龙江农村经营体制的变革已不可避免。 1982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万里同志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发展已经开创的农业新局面”。讲话充分肯定了南方一些省区农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的经验，《黑龙江日报》同日转发。12月25日，《黑龙江日报》刊发了省委书记杨易辰同志在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明确表态支持“由群众自己选择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至此，坚冰开始打破，黑龙江全省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呈迅猛发展之势。 包产到户30年农民的变化 “我们实行包产到户是1985年。”说这话时，桦林镇工农村村主任付永平眼神中还带有一丝难忘之情。“吃了几十年的大锅饭，一旦包产到户了，村民们心里没底呀！” “特别一些身有残疾或有病的人，更是有抵触情绪。”村支书王兆全补充说。 应该说，当一个旧有的模式被打破，带给人们的冲击，往往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当23岁的徐庆利第一次走到分到自己家的两晌地上时，眼神充满了茫然。“过去生产队都是三、四点钟出工，一干就是一天。今个儿突然不出工了，真的有点……”当年的小徐已变成了现在的老徐，用他的话说，很快村民们就感到包产到户的好。不但有了更多闲余时间干副业，而且收入也增加了。 村妇女主任徐艳丽说：“当年每个劳力最少多收入400元。” 而村里能干的吕启忠则那一年最少多挣了1500元。现在整天溜达玩的老吕，面对记者询问自己现在的收入，有点纬莫如深的样子，但从他家的二层楼和宽敞整洁的大院，记者感受到包产到户30年，对于这个普通农家产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吕启忠是村里第一个买汽车的人，看看地里那点活，不够他和妻子“折腾”的。爱琢磨的老吕，敢为人先，买回个大解放，开始跑起了拉煤挣钱的活。“既然小岗村敢为人先，包产到户，我为什么不敢为人先做拉煤生意。”正是这一招先，让吕启忠步步先。到今天以退归田园，颐养天年时，还有多少农民在为温饱或富裕奋斗。 “我的体会是，小岗村的尝试，不再它能否给农民带来什么，而是给农民禁锢思想启发了什么？”吕启忠用他特有的思辩理解着党的大政方针。也以他特有的果敢赢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而同样思想活泛的徐庆利，面对记者的采访，说出了这么一段话：“应该说包产到户时，心情不算难受。因为队里已经两年没开资了。一个劳力一年才30斤稻子，能够吃吗？而包产到户一年不但吃饱了饭，更多地是给咱们提供了致富机会。田里那点地，妻子一个人种就够了，我就到工厂打零工，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又买了四轮子。” 说起当年致富经，老徐是如数家珍。家里院子摆的玉米脱粒机和砸草机则是老徐致富路上又一个增收项目。虽然老徐对自己的收入含糊其词，但他盖的五间大瓦房，看出老徐现在生活的富足。“这个给大女儿的，这个给小女儿的。”说起小女儿，老徐满脸自豪，这个敢闯敢干的小姑娘，现在已经在深圳扎稳脚跟，不久的将来还说要把老徐老俩口接去。 30年，弹指一挥间，但在农民吕启忠和徐庆利家发生的变化却是令人鼓舞的。而问及根源，几乎记者采访到的所有的农民都会把这功绩归到“包产到户”。 “牡丹江市自1983年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89年全市粮食总产量12．5亿公斤，农业总收入达到22．64亿元，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761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56．4％、250％、260％。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和要求的，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用性，深受农民普遍欢迎。”农委生产科负责人用数据表达了包产到户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生产组织上的“大集体”、“大帮轰”和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我镇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全镇农村约有1/3的生产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被称为“三靠队”。不少生产队的社员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的劳动分值，妇女出工收入就更少了。不少社员干了一年，分红时扣去口粮钱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人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我镇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桦林镇农业镇长佟军说。 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整个牡丹江地区的农民各个像吕启忠和徐庆利一样，走上了致富路。1985年国家取消粮、棉、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代之以合同收购，密切了农业 生产与广大市场之间的联系。农户除了按合同规定完成承包生产任务外，还可以自购生产资料发展其他自营经济，独立进行商品生产。1992年，全国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增至3584 亿元，比1978年的707亿元增长4.07倍。 应该说，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后。“包产到户”这个给中国农民带来幸福的惠农政策，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到80年代中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 此后，党中央继续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当时许多第一轮承包合同尚未到期，即使是1984年签订的合同也要1999年才能到期。但中央在1993年又提出再延长承包三十年，并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003年3月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也重申了“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在此基础上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离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并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不得调整承包地，且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个流传农民间的顺口溜，表达了农民对包产到户政策的由衷拥护！从此，中国农民的春天到了，中国农村的春天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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