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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维开 1961年，党和国家为稳住农业，迈出历史性的三大步，使农村形势得以好转，至今使人难忘。 一是解散公共食堂；二是及时调整农村的经济体制，农业的分配格局改成''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三是分给并允许农民经营少量自留地。 对农民来说，这是救命的举措，对国家来说，这是腾飞前的夯基。  1958年至1961年，由于小社（农业社）并大社（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每个公社由十几个农业社组成，生产资料和粮食可以无偿互调，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造成了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极度低落，——这也许也是当年粮食发生极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时的口号是''放开肚子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大环境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大批的农民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留下来的农民在田里''放卫星''，上报的亩产是上万斤，甚至是五万斤十万斤，社员们''积极性''空前''高涨''，提着灯笼在田间开夜工，其实只把灯挂在田中央，人都钻在稻草丛里睡觉。只要有灯亮着，公社干部们远远能看到就行了。 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的，农业产量只是一级一级虚报上去的，谁不虚报，就被插白旗批评，谁虚报，就被插红旗表扬。 一年折腾下来，粮食发生了极度困难，浮肿病人随处可见。 1961年，党和国家终于做了开头讲的三件大事，这三件事将永载史册。 1961年，解散村村都有的公共食堂后，国家同时发文，调整农村经济体制，把分配格局改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也就是说，一切经济核算，以生产小队为单位，除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征即交公粮，购即卖余粮），完成生产大队和公社的相应摊派后，生产小队的收成，由生产队内的社员分配共享。 那时候的生产小队，大则五六十户，小则二三十户，克服了因''一大二公''所造成的消极怠工，因为生产单位小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每天在田里劳动，都能互相监督，人人都心里清楚，粮食是靠勤劳出来的，不是靠虚报吹牛能从天上落下来的。改成生产小队为利益分配的基本单位后，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年起，粮食亩产量就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不少，且每年递增。  在及时调整经济体制的同时，国家又下发文件，解散当时的公共食堂，改由农民各户自行开火做饭，并允许分给农民少量的自留地，广种蔬菜杂粮以解决主粮不足。自留地一到手，农民本能的勤劳得到了大释放，每每生产队集体劳动收工后，在自留地里继续劳动到天黑了还不肯休息。几个月后，蔬菜杂粮渐渐多了起来，人们虽然面有菜色，但浮肿病者却明显没有了。更喜人的，城镇的集市也活跃起来了，农民的勤劳，使城镇居民桌上的菜肴越来越丰富。  现在回想起来，及时调整经济体制和允许农民经营少许自留地，小而言之，拯救了农民，大而言之，拯救了国家。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但它始终冲击不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经济体制架构。红卫兵和造反派，再怎么折腾，也深入不到生产队，因为大家知道，民以食为天，自己的吃饭问题是天大的事，以''革命''影响生产，社员们从心底里就不答应，甚至出现这种情境，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大队长，夜里接受造反派的''批斗''，白天却坚持在田间带领社员抓粮食作物的生产管理。各生产队的队长，都视搞好本队生产为正事，大批判什么的，与我无关。村里的造反派们，当然也知道吃饭的重要性，所以虽然''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但对生产队长们，却奈何不得。农村文革，为什么冲击波始终进不入生产队，其中经济核算中''队为基础''，起了巨大的保护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十年文革，中国基本的粮食供应始终稳定，农村的生产队的生产稳定起了关键作用。现在想想，要是这场动乱发生于''一大二公''的1958年至1960年期间，其结果使人细思极恐。  1961年农民允许经营自留地的历史作用，也是十分伟大的，笔者甚至认为它是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预演。 当时自留地一分下，农民所有的自主劳动积极性大释放了，自留地绿了，荒芜得没人打理的杂地被开垦后也绿了，市场上农产品多了，交易活跃了，价格也便宜下来了，农民的口袋里也有些零钱了。——它使人们看到了自主劳动带来的好处，为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准备好了心理上的条件。而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们的自主经营劳动力能自主流动，又为中国实现工业化释放出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国家的经济腾飞立下巨大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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