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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三融”新要求，职普融通为关键，产教融合为重点，科教融汇为新方向。从字面上理解，科教融汇是指科学技术和教育教学的融合贯通。对于职业教育而言，科教融汇意味着“科学技术+职业教育”的发展新模式，强调职业教育发展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将科技力量融入技能人才培养，在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上，贡献职业教育力量。事实上，在科教融汇理念的指引下，国内一些高职院校尤其是“双高”院校已经开始构建跨专业组织的实践探索，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作为职业教育土壤孕育的新型组织，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自其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为改革试制度，为职教谋发展”的重任，如何把握“科”与“教”的契合点，在育人方式和科研机制上突破创新是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创新发展的关键。因此，基于现有各类型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的特征分析，探索和构建能够促进高职院校知识创新的跨专业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对推进科教融汇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技术革命及职业教育变革速度的加快，跨专业组织在高职院校经历了从萌生到成长的发展过程，其规模不断扩大，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形式也日趋多样。即便如此，目前的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仍处在一个多样性和含混性交织的探索发展阶段，组织名称、职能任务及组织形态等都亟待统一规范。鉴于此，本研究广泛搜集国内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探索涌现的典型案例和成果，通过对这些实践案例的特征属性进行归纳与总结，将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划分为四种类型。 （一）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型 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的典型形式是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型跨专业组织，他们多以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坊等方式呈现，一般是以某一专业的技术技能大师为核心，联合专业教师组成梯队式的创新团队，如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成立的湖南湘绣大师工作室、陶艺大师工作室等，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技能大师在技能传承、技艺攻关、传艺、研发和职业精神等方面的示范作用，其特征主要包括：第一，从服务面向来看，作为产教融合新型组织，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型跨专业组织不只是强调人才培养方面的重任，还要承担对接产业、服务产业的职能，这也是由该类组织中技能大师的来源背景决定的，一般来说其服务面向是本省、本市优势产业，服务企业多是中小微企业，产业类型则不受限。第二，从参与主体来看，作为组织核心的技能大师，多从行业企业聘任，由学校系统培育成长的也不少，团队成员也是由校企双方师资构成。第三，从职能配置和任务看，该类组织职能体现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产学研合作等多个方面，由此也决定了组织承担有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师资培养、技术研发及校企双主体育人等主要任务。第四，从组织架构与形态来看，该类型跨专业组织内部一般采用契约性的联结方式和非法人治理结构，组织规模不大，直线职能制形态为主，组织管理扁平化倾向明显，具有较为独立稳定的组织架构。第五，从组织内部治理和运行机制来看，该类型组织一般依附于高职院校二级学院或专业群，管理层级跨度不大，组织内享有部分的利益共享机制，但缺乏独立决策机制，管理层聘任和退出机制在不同学校也存在差异。 （二）关键技术突破型 关键技术突破型跨专业组织，既有高层次的院士工作站，也有高水平应用技术平台或协同创新平台。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两院”院士、高层次专家为核心，集中高职院校和企业骨干技术力量成立研究团队，主要为解决一批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关键零部件工艺设计加工技术等方面难题，服务和引领行业企业技术改造、工艺革新、生产流程再造及产品升级，其特征主要包括：第一，其职能任务是对接产业、服务产业，解决“卡脖子”问题，其服务面向本省、本市，服务企业既有中小微企业，也有大型企业。第二，其核心成员为“两院”院士、高层次专家，参与成员包括学校教师、企业技术骨干及科研院所人员。第三，其组织职能主要体现在社会服务和产学研合作方面，一般不承担课程建设、实践教学等任务，而是侧重在师资培养、技术研发等方面。第四，从组织架构与形态来看，与院士的合作项目主要以自主创新为主，一般采用订立契约协议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组织管理扁平化倾向明显，具有独立稳定的组织架构。第五，由于该类组织项目研发的周期长，项目经费需求较大，出于资源协调和权责配置的考虑，该类型组织在高职院校中居于较高的管理层级，一般具有完全独立的决策机制和充分的利益共享机制，其管理层特别是核心成员的聘任和退出要视协议而定。 （三）产业聚集服务型 产业聚集服务型跨专业组织选择尤其特殊，高职院校组建该类型跨专业组织，必须基于本地优势产业聚集的明显趋势，选择与产业聚集区内主导产业企业合作，共同发起成立工程技术应用中心、产业学院等新型组织。依照高职院校所在区域产业发展规模及产业链服务面向，产业聚集服务型跨专业组织构建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与所在地区先进制造等优势产业园区组建产教联合体，联合园区头部企业，共建开放型产业学院等跨专业组织，为其提供人才培养、技术支持和创新创业等一体化服务；二是对接产业链优势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主要见于科研综合实力雄厚的“双高”院校，由其联合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共同组建。产业聚集服务型跨专业组织是在技术突破基础上的组织形态的进阶发展，既强调科技研发，更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其特征主要包括：第一，产业聚集服务型跨专业组织主要服务于学校所在地区或所属行业的前沿优势产业链及其头部企业。第二，参与主体不只是学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其下属机构也通过政策指导帮扶方式参与该类型跨专业组织的建设，同时校企合作主体也由原来单个学校与企业的双向联合型合作转变为学校与多个企业间的多向联合型合作。第三，从职能任务看，产业聚集服务型跨专业组织的关注重点是工艺、生产流程改进和产品技术研发，通过打造信息咨询、专利申报等服务平台，助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第四，从组织形态看，构建现代产业学院是该类型跨专业组织发展的主要方向。现代产业学院是由异质性组织通过深度合作而形成的混合型组织，参与主体多元，组织规模较大，为凝聚多元目标共识，需要摒弃传统自上而下的泛行政化组织架构模式，而应探索创建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置”的现代治理架构。第五，为实现组织知识增值和价值创造的目标，该类型组织一般在建设前期就搭建有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协调机制和产权归属制度，内部制度方面的改革创新明显。 （四）跨校（战略）联盟合作型 在科教融汇的背景下，高职院校构建跨校联盟跨专业组织也成为一种必然。跨校（战略）联盟合作型跨专业组织是指两个或多个高职院校联合行业企业，基于共同的愿景和战略目标，在内外部力量作用下通过联盟契约而结成的资源共享、知识互补、风险共担且关系松散的多边合作联合体，典型形式如跨校际的协同创新平台，其特征主要包括：第一，该类型跨专业组织一般基于地缘关系、资源依赖关系及隶属主管部门关系而组建，因此其组织主要面向区域所属产业或行业企业服务，由于参与院校、涉及专业较多，基本能满足全产业链的服务需求。第二，参与主体同样包括政、校、企、研等，特别是学校参与方已由单个转变为多个，资源集成优势明显，有利于形成整体协调发展的高职教育场域环境，从而在特定领域提升科教融汇质量。第三，该类组织从成立之初，其职能定位就包含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产学研合作等多个方面，只是就已有调查情况看，现阶段该类跨专业组织更多的“合作”任务体现在高层互访、教师互派、学生互换等层面，而在人才的精准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合作仍较薄弱。第四，跨校（战略）联盟合作型跨专业组织规模较大，虽为实体组织，但组织结构相对较为松散，有的实体组织对下一级跨专业组织有管理和协调职能，一般设置有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科技开发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第五，为保障组织正常运行和发展，该类型组织会通过制定理事会章程、细则等方式，明确理事会成员的组成、权利、义务和责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同时承担监督管理的职责。 高职院校要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加快育人方式和科研组织机制的变革，促进科学技术研发过程与人才培养环节内容的交融贯通。一个组织生命力的强弱往往与其组织结构有直接的关系，组织变革通常涉及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职权、职责、工作内容、目标、工作关系等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关键是选择、构建与组织变革适配的组织结构。先进的科研组织结构，能够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科研资源，激发科研主体的创新活力，提高科学技术研究的整体效益。以解决问题或开发项目为目标的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一开始就采用了不同于大学传统的科研组织模式，其组织成员的校内外多元主体参与，跨学科、跨机构、跨领域交流合作的理念主张，突破了传统科研组织科层制模式的窠臼。从组织形态上看，现阶段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更多表现为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矩阵组织结构，未来在信息技术加持下，有向网状结构、无边界结构发展演变的趋势。 （一）多元矩阵结构 高职院校传统的教学组织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直线职能型结构，这是沿袭传统大学科层级教学组织方式，在学科分工和专业化的历史演化之中逐渐形成的。这种直线职能制结构快速灵活且责任清晰，有利于组织纵向传递信息和提高沟通效率，但其缺陷也很明显，即组织权力过于集中，各职能部门间横向联系较少，造成学校内部协调困难、灵活性差。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与传统教学科研组织明显不同，其一开始就要抽调校内外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合作研究。因此，这必然要求高职院校要打破传统的惯性模式而进行组织重构，在纵向的专业组织间架构起信息交流的横向联系。从组织形态看，跨专业组织通过这种垂直方向上的横向关系，就形成了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矩阵组织结构。在组织管理中，矩阵结构将“垂直”和“水平”串联起来，既有纵向职能部门的沟通，又有横向跨部门的联系，做到组织集权化和分权化的有机结合。矩阵组织结构受到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的极力推崇，他认为总体矩阵能够确保越界角色(boundary-spanning roles)分散在各个大学或学院的不同基层单位，矩阵式结构能使跨专业组织形成一种“跨”的态势，有利于创造性活动的产生。在形式上，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可以采用一元、二元、三元乃至多元的矩阵结构。一元矩阵组织由于其规模小、组建方式灵活且成本较低，较为适合在高职院校二级学院或专业群下组建的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型跨专业组织，一元矩阵组织数量最多，构成了高职院校跨专业研究的最基本组织“细胞”。院士工作站或工程技术中心等关键技术突破型跨专业组织，承担了单个二级学院无力应对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职能，在形式上也要求它们突破一元矩阵结构的局限，是更高一层的二元矩阵组织。而面向全产业链或区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的产业聚集服务型跨专业组织，在其开展重大技术研发或攻关项目时，需要整合学校内外各方面资源，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技术来解决，这是跨越学院层面更高起点、更高标准的要求，必然要求跨专业组织单元，形成三元乃至多元矩阵组织结构。 （二）模块与网状矩阵组织结构 从系统科学理论角度来讲，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本身可以视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满足开放性和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特征条件。开放性意味着，即便是最低层级的一元矩阵组织，若要实现系统的有序发展，也要与外界环境进行信息的元熵交换。在开放条件下，系统的熵变化（dS）由熵产生（diS）和熵交换（deS）两部分组成。根据熵增原理，系统内部变化后熵值减少，系统走向有序；熵值增加，系统走向无序。非线性相互作用意味着，在跨专业组织内部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而是非线性相互作用更多。系统的开放性和非线性相互作用条件决定了不同层次的多元矩阵组织之间，如一元矩阵和二元矩阵、二元矩阵和三元矩阵、一元或三元矩阵之间，不只是简单的包围和覆盖关系，而是相互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这些在高职院校各层级跨专业组织大量存在的交叉合作，有利于组织创新实践，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单元矩阵的“模块矩阵组织”。从高职院校具体的实践看，模块矩阵组织并不拘泥于跨专业组织的哪一类型，可以是在高职院校某一产业聚集服务型跨专业组织内部运行，也可能在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型和关键技术突破型跨专业组织两者相互合作中运行。当然，为了应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高职院校需要寻求与更多校外企业、科研院所和行业知名专家合作，组建更大规模、更多自主权的协同创新中心或跨校合作联盟。由于现代虚拟信息技术的加持，这类跨专业组织可以突破地缘空间的限制，实现在全国甚至国际范围内资源组合与协同创新。从管理权属看，此时的跨专业组织可能只是位于高职院校但不一定从属于高职院校，如此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结构得到空间、管理维度的进一步延伸，在学校内外构成了网状交织的复杂矩阵结构。 （三）无边界组织机构 无论是多元矩阵结构，还是模块网状矩阵结构，它们更多表现在跨专业组织内部的变革，并没有涉及跨专业组织的外部结构关系。而对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发展来讲，强调组织的外部适应性往往更为重要。为增强对外部变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可以向虚拟化方向转变，构建无边界的组织结构。无边界组织的概念最早由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在1990年提出，后经阿什肯纳斯（Ron Ashkenas）等人的研究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组织结构模式理论。无边界组织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张一种新的组织边界观，无边界组织并非一味地否定组织的边界，而是认为边界应像存在于生物有机体内的可透过、有弹性、能活动的隔膜，是有机的、活性的。二是认为无边界组织“边界”与传统组织“边界”有不同的意指，传统组织边界的确定与组织性质密不可分，无边界组织则是强调组织发展的无边界化转变倾向，并非一种终极的静止状态。三是提出无边界组织存在垂直边界、水平边界、外部边界和地理边界四类边界形态，通过虚拟组织等形式打造的无边界组织能实现组织在上下等级层面、不同职能部门之间、与外部环境及不同场所文化方面的融合。毫无疑问，无边界组织这些特性更适合大学学术组织的松散性特征，也能使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更好地整合外部资源，弥补矩阵组织结构实践上的一些缺陷。事实上，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领域的无边界探索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自1998年斯图尔特·卡宁汉姆（Stuart Cunningham）等提出“无边界教育（Borderless Education）”以来，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相继提出了无边界高等教育的具体实施举措，随之也带来如创业型大学、虚拟大学（Virtual University）、营利性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种区域性、国际性的高校联盟等无边界高等教育主要形态。不仅如此，一些实体大学在管理过程中同样实践无边界理念，如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被誉为无边界教育模式的典范。总而言之，无边界组织是一种兼具矩阵式和虚拟组织优点的结构模式，其主张的新边界观有利于打破传统组织藩篱和威权秩序，而其边界具有的模糊、柔性、动态和权变的特征与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更为契合。这使得跨专业组织结构无边界化变革更具可行性和必要性，是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变革的新趋向。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性、复杂性日益增强，高职院校变革传统的科研组织模式进而构建顺应发展的跨专业组织已是一种必然。在现有的探索中，许多高职院校结合自身条件选择不同类型的跨专业组织形式，并在跨专业组织结构变革方面做出很大努力，逐渐摆脱了直线职能制的束缚，转向更为扁平化的矩阵制或无边界组织。但这些纵横勾连、虚实交织的矩阵组织网络也会使高职院校组织结构愈加庞杂，一旦运行不畅，同样会产生条块分割，形成新的隔阂与阻滞。如何在多元矩阵组织单元之间进行有效管理与协调，成为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建设的关键性问题。 （一）“自上而下”的跨专业整合式推进策略 首先要承认，高职院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具有他组织的典型特征，体现在他组织的指令性、诱导性和开放性特征等方面。大学自诞生起就是一个他组织系统的存在，因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一种导致客观对象发生变化的他组织过程。设计、制造、管理、操作、教育等，都是他组织活动。高职院校作为他组织系统的这种生产功能与组织特性，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的管理模式与运行策略。从资源获取角度来看，组织变革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管理者一般习惯于从自己熟悉的领域、掌控的资源，或是改革阻力最小的环节入手。因此，从顶层设计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和集中管理，凸显其在资源整合与分配、总体协调等方面的诸多优势，成为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发展的主要策略选择。 高职院校“自上而下”整合式推进跨专业组织建设，学院领导层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做好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学校一般会设立专门的创建部门或办公室，并由校长或主管副校长直接领导，实施“一把手”工程，对学校各级跨专业组织进行规划指导、资源分配和协调管理。同时，学校还会在各二级学院等教研单位成立专门的下属机构，组织遴选各级科研创新团队和成果培育项目负责人，他们除了承担基层项目的计划实施、资源需求和团队管理等职责外，还需要接受上级项目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在此过程中，按照项目研发时长和任务难易程度，学校给予各项目团队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并根据后期任务完成情况给予适当的奖励。例如,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于2013年创立的全国首个“航空职业教育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就采用这种“自上而下”整合式推进发展策略，在该中心创立之初，学校就设置了专门的建设规划办公室，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由校长亲自负责中心的总体设计与战略规划，并直接与各二级学院院长对接，协调、保障协同创新中心各项任务的落实。这样，通过层级负责制，学校强化了对各级跨专业组织的统筹协调，保障了跨专业行动战略“自上而下”地有效推行。 “自上而下”的整合式推进策略有以下几方面特征和优势：第一，学校层面的战略谋划和整体布局是前提。学校要主动识别国家产业升级和行业技术进步的重大科技与社会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来整体布局，制定跨专业组织战略规划。第二，行政力量的介入是关键。行政力量是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推进器，主要表现在通过制定标准化的项目管理办法，增加了实现学校跨专业行动战略目标的概率；推行层级负责的项目管理方式，降低项目实施成本，减少收益损失，提升跨专业组织运行管理效率。第三，资金、设施设备等是重要保障。学校应高度重视并为跨专业组织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科研条件。总之，整合式推进策略从全局角度总体规划跨专业组织战略发展，主动布局创新团队并调配资源，有利于高职院校集中优势资源，快速形成核心竞争力，比较适合办学规模较大、专业特色鲜明、整体实力雄厚的高职院校采用。 （二）“自下而上”的跨专业聚合式带动策略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的设立均带有鲜明的行政指令色彩，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但跨专业组织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以自己专业的特色和优势为基础，形成一个有着内部规则的有序结构组织。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基层跨专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在具体的发展策略上，通常以学校前期基础较好、特色鲜明的专业为支撑，以教师个体的研究需求与兴趣为导向，以团队自发性合作为基点，逐步聚合其他专业的知识、资源和方法，然后“自下而上”地带动全校跨专业研究特色与优势的形成。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对接区域产业的发展需求，结合专业的办学特色布局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坊）建设，就是成功实施该策略的典型案例。该校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内培外引，相继成立了包括竹编技艺、木雕技艺、机器人焊接等专业在内的十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的技能大师既有全国、省级技术能手，也有浙江省首席技师、浙江工匠，还有“中国烹饪名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工作室通过“老带新”“传帮带”，逐渐聚合了一支有200多位“大师”的高质量“双师型”队伍，在科研、社会服务方面结出了一批硕果。同处浙江的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则围绕浙江省培育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需求，依托专业优势，通过“引企入校、校企共建”搭建科技服务平台，由制药与材料工程技术二级学院牵头，相继建成尖峰药业金职院药物研发中心、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清洁生产中心、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金华分所、双宏化工联合实验室等科技服务平台。为鼓励教师与企业深化科研合作，科研平台在运行实施中，有意打破教师学科、专业、课程组的限制，将各项资源整合到科技服务平台的项目中，通过搭平台、做项目，不断反哺教学，进而推动学校的科教融汇创新实践。 “自下而上”的跨专业聚合式带动策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高度重视专业带头人或专业领军人物的“权威”作用，着力培养并强化引进高层次人才，以其为核心组建创新团队。二是应依托学校某一优势、强势或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专业（群），制定跨专业发展战略，逐渐聚合其他专业资源，形成本校特色。三是支持学校基层的跨专业创新活动，加强跨专业组织师资团队的培育和引导，倡导通过自由竞争来带动学校整体跨专业研究水平。总之，跨专业聚合式带动策略有利于识别本校的专业优势和研究特色，促进产教之间、专业之间的深度融合，比较适合行业特征明显、专业特色突出的高职院校采用。 （三）“由内而外”的跨专业外延式发展策略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推进策略，在跨专业发展方面各自都有诸多优势，但在运行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随着“自上而下”策略的推进，传统院系与跨专业组织会因师资、经费等问题产生矛盾，进而会导致日常教学组织困难，高职院校教学功能弱化。而一些“自下而上”靠个人意愿和内在动力形成的非结构化跨专业团队，多表现为“师徒型”或“夫妻店”，缺乏行政手段的有效监管和控制，科研效率不高。为了避免陷入上述困境，目前个别高职院校开始尝试“由内而外”的拓展式发展策略，即在传统的院系外建立独立的跨专业组织机构，增设专门的全职教师岗位，这些教师不仅从事跨专业研究项目，也承担部分课程教学任务。如此，传统院系承担了教学主责，又保留了科研功能，属于专业组织图的内圈；而跨专业组织肩负科研任务，又承担了教学功能，属于专业组织图的外延，两者并行不悖、同步发展。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成立了包括霍夫曼先进材料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研究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等8个研究院及深圳文化场馆数字化技术工程实验室、深圳市发酵精制检测系统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实验室，它们都是分布在二级学院结构边缘的跨专业研究组织，均聘有数量不少的全职研究人员，通过协同各二级学院的资源力量和外部合作单位的需求，在智能制造、先进材料和数字技术等应用技术领域的前沿进行跨专业整合研究。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各机构的组织结构图上，各专业二级学院与各类跨专业组织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互相补充支撑，共同接受学校的垂直管理。 这种“由内而外”、不碰触传统核心的拓展式发展策略具有相对优势：一是促使跨专业组织主动向“外”跨越，寻求外部资源获取，避免学校内部专业调整带来的人事纠纷、资源分配难题。二是不会影响学校原有的院系架构和人员结构，学校正常的教研活动及教学秩序也能得到保障。三是强化了学校与行业企业、赞助团体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共创的互动式平台，创设了有利于跨专业研究活动的自由环境。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由内而外”的跨专业组织外延式发展策略将会被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采纳，成为一种促进跨专业研究与教育的崭新模式。 胥郁，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曾娅妮，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来源：《教育与职业》 转自卓越职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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