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23年7月4日“第三届比较政治学研究论坛”的主旨发言中，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王裕华畅谈了“学者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和“什么叫有意思的研究”。王裕华首先强调：“我不想想太多这个文章能够发到哪、会有多少引用、能不能获得什么资助之类的。我对博士生的选题唯一要求也是选择一个有意思的研究。” 他接着引用了纽约大学教授亚当·沃普斯基的话说：“有意思的研究一定要有性和暴力”。这确实是现实存在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说法看成一个“有意思研究的实证定义”。但不是所有的研究里面都能有性和暴力，故他所主张的“有意思研究的规范定义”是：“有意思的研究必须要能够挑战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假定”（社会学家Murray S. Davis的看法），并且要符合“白居易原则”（要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讲出来以产生口耳相传效应），要符合“甲壳虫原则”（要容易记住）。总之，“通过自己的研究的结论去挑战学界、甚至是大众对某一个问题固有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选择研究题目和得出结论的时候最重要的。哪怕最后我们得出一个被后人证明是错的结论，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意思的错误的结论。” 以上分析似乎非常符合普通常识和一般直觉，故当我在我所在的学术群体里提出质疑时，大家一开始并不理解。王裕华存在的问题确实比较隐蔽： 首先，学术研究主要有方法、问题、结论三个方面。 第二，这三个方面都可以有正确、错误、无聊、有趣四种情况。 第三，在这三个方面是否错误上，可以有事前错误和事后错误之分。 第四，在这三个方面是否有趣上，还可以有“本身有趣”和“表述有趣”之分。 第五，正确、错误、无聊、有趣四种情况可以存在交叉重叠，正确的也可以有趣。 在王裕华的发言里，他在认知上完全知道以上五点中的前三点，但他忽略了后两点。更重要的是，即便他在认知上完全知道以上五点，他也没有把这个认知自觉纳入他的分析逻辑中，结果就出现了比较隐蔽却可能严重的误导。 强调有意思的研究是能用自己的结论挑战已有结论，这一点合情合理。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呢？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王裕华的分析是模糊不清的。他说：“所有的学术结论最终都是错误的。牛顿对重力的论断被爱因斯坦证明是错的，并不妨碍牛顿的伟大。韦伯、亨廷顿，他们都被后来的研究被证明至少一部分是有错误的。但是他们还是很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有意思的。所以作为学者一定要犯错误，但是要犯有意思的错误。” 这段话里问题太多了。所有的学术结论真的最终都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这是无需多言的少儿常识（可能是口误的问题）。牛顿对重力的论断被爱因斯坦证明是错的了吗？当然没有。学术错误有内部逻辑错误、经验事实错误、适用范围错误之分，爱因斯坦证明的只是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错误，我们不能对三类错误不加区分、一概而论。即便韦伯和亨廷顿的伟大不是因为没错误而是因为理论有意思，他们的有意思，是结论有意思还是方法、问题、结论都有意思呢？这个有意思又是“本身有意思”还是“表述有意思”呢？而即便他们的理论有错，其正确的部分是否也可能有意思呢？ 在没有进行任何区别细分的情况下，王裕华就断言“作为学者一定要犯错误，但是要犯有意思的错误”。这跟他另外说的“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做错误的研究”显然发生了矛盾。“一定要犯错误”难道还不是鼓励？“要犯有意思的错误”和“错误的研究”到底又是方法错、问题错还是结论错呢？ 他还说：“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们有时候做学者一定要犯错，要不怕犯错，但一定要犯有意思的错。如果错的又很没意思，那就是wrong mistakes。”这里，即便“一定要犯错”的准确意思只是“要不怕犯错”，这个说法也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认知上知道有“事前错误”和“事后错误”之分，但在分析里却没把这个简单认知纳入核心逻辑。这里的微妙之处是，“不怕犯错”不应该指方法、问题和结论上“在事前故意犯错”，“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做错误的研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故正确的说法只能是：我们在事前一定要在方法、问题和结论上都争取不犯错，然后在这个前提下用好的表述去进行能挑战已有结论的有意思的研究。我把这个说法称为“方绍伟学术策略”。 现在的问题是，他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他是否只是因为在逻辑上缺乏一些区别细分而模糊了这个意思呢？显然不是。我们看到的证据是，他确实说了“所有的学术结论最终都是错误的”。即便他的意思是“所有的学术结论最终都可能是错误的”，这个说法也是在事后的意义上才成立，事前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是否真的有错。加上他说的“有时候我们太重视真理而忽略了有意思”和“如果做了有意思的研究，你的研究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就可以肯定，他更强调的是“影响力”而不是“在方法、问题和结论上都争取不犯错”。也就是说，他很可能故意不去区分事前和事后，至少是在用一个“抽象的反正事后可能错”来指引“具体的事前研究”。 按照如此的推论，他的真正意思只能是：反正事后总可能有错，不如为影响力而搞有意思的研究而不必在事前太担心在方法、问题和结论上都有错。我把这个说法称为“王裕华学术策略”。 这两个学术策略有对错和好坏之分吗？ 如果你把“方绍伟学术策略”解读成“既然研究结果的对错有事前事后之分，在事前就要对避免犯错有所坚持”，并把“王裕华学术策略”解读成“出名前你媚俗，出名后人家会媚名”，那么你可能会是过度解读了。在我看来，“方绍伟学术策略”并不比“王裕华学术策略”更加正确（尽管他的策略在论证过程中存在以上问题），我选择这个策略只是一种个人偏好，而且我也不能保证我以后不会改变这个策略，在这个问题上自然没有必要装清纯。但在同时，我也不认为我现在选择的这个策略会更坏，因为当更多的人选择另一个策略或其他策略时，我的策略也有可能由于“物以稀为贵”而更好。 实际上，这两个策略已经非常充分地显示在我的《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2016）和王裕华的《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2022）两书中。不该忽视的是，有意思的研究也可能是难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把握有意思的难题；如果只强调搞有意思的研究而忽视自己的能力，就必然会出现方法、内容和结论的错误。不幸的是，这个正是“王裕华学术策略”的盲点。 正当我在构思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了赵鼎新对王裕华新书的不客气批评（我对该书也有同样不客气的成文批评）。赵鼎新正确地认为该书没有遵循社会网络研究方法的技术要求而出错，并把网络方法错误地用到不恰当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辩护，但我们当然可以问：王裕华犯这些错误是偶然的吗？ （作者方绍伟系旅美制度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中国不一样》等书，另有《经济学的观念冲突》《经济增长的理论突破》即将出版。微信号：FangShaoweiFra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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