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讲两个陈寅恪先生弟子的故事，师道尊严的维护者，一样让人敬佩不已。
陈寅恪故居房门悬锁，我进不去瞻仰先生生活、著述和授课的地方，只好围绕着小楼徘徊。红楼四周的草地上，散落着樟树、榕树的枯叶，脚踩到落叶上，窸窣作响，落寞清寂之中，声音格外清晰。一束明丽的阳光，照在暗红的木质后窗上，像不灭的火焰安静地燃烧。隐隐约约的，似乎有说话的声音从楼上飘出，就好像是先生在为弟子传道解惑。
有两个当年进出过小楼的义士仁人，我只在发黄的老照片上见过他们的模样，但他们尊师重道的精神和维护师道尊严的凛然风骨，却让我无法忘怀。他们两个都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一个叫刘节，一个叫蒋天枢。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的时候，刘节当时已是中大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先生成了他的“下属”。但只要有空，刘节就会上门拜望自己的老师。特别是每逢传统节日，刘节总要脱去平时的西装革履，换上一袭干净整洁的长衫，布鞋皂袜，前往陈寅恪先生家中，拜谢师父师母。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刹那，刘节便会亲切地喊一声先生，然后跪拜行礼。他是坚持用跪拜的仪式，表达对先生的尊敬和感恩。
（刘节） 无论治学还是做人，正直不阿的刘节完整地传承了陈寅恪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气节和人格。他坚持学术独立，主张求真、自信，不为任何时代潮流所动摇，绝不随波逐流，宁可被孤立，也不作违心之语，不写奉上之词，在知识分子普遍噤若寒蝉时，他昂然而言：“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1958年3月陈伯达作《厚古薄今，边干边学》报告，在全国掀起批判厚古薄今，刘节却在批判会上发言：“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从陈寅恪先生1952年转入中大到1969年10月含恨去世，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无论时局压力如何巨大，他始终坚守道义、秉持气节，绝不揭批自己的老师，更没有卖师求荣，落井下石，而是陪伴恩师同甘共苦，在自身经受磨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时，却还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文革劫难中，双目失明多年的陈寅恪先生，又因股骨骨折已卧床6年。红卫兵对此毫不理会，宣称要将他抬出去批斗。刘节得知后，毅然决然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一番辱骂殴打之后，红卫兵小将们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昂起花白的头颅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非常光荣！”刘节虽然是陈寅恪的学生，但两人年龄相差只有10岁。当天跪在台上代替老师挨斗的刘节，实际上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这要多大的勇气和刚硬，才能让一个人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如果说如果刘节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坚守者，那么说蒋天枢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一点也不为过。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自己的著作整理出版事宜全权授与蒋天枢。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受业弟子，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多年来，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背信弃义的事情，但他坚信蒋天枢可以放心托付。
（蒋天枢） 蒋天枢确实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浪潮越掀越高，但蒋天枢在填写《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时，却执意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他根本没去考虑这种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可能给他带来极大的麻烦，笃忠执着的他，只是自然而然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敬重和热爱。1964年5月，蒋天枢从遥远的上海来到广州。在陈寅恪先生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有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师母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先生也没在意，径直开始谈话，清矍高瘦的蒋天枢就一直站在老师床边聆听，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站这么长时间，哪能不腿麻腰疼呢？可他就是那么毕恭毕敬地垂手而立，洗耳恭听老师的授示。广州一别，回到上海的蒋天枢，授课讲学之余，停止了自己的著述，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不惜耗费自己的生命时光，沥尽心血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先生著作遗稿。蒋天枢牢记老师殷切嘱托，含辛茹苦十七载。1981年，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著作原貌的300余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出版，作为附录，还出版了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厚厚的文集沉甸甸的，蒋天枢对老师感恩的情义也其重无比，最终没有辜负陈寅恪先生那份重如生命的托付。黄昏将至，阳光变得虚白，古朴的红砖小楼一片寂然。我多么希望夜幕降临之前，先生能够拄杖起身，跛行回屋，暗夜秉烛，目光如炬，洞彻浩如烟海的史实和纷繁复杂的现实，为世人再留慷慨言论真知灼见。
我依依不舍地向陈寅恪先生作无声告别。走出很远了，先生振聋发聩之语仍在我心里回荡：“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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