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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字子植，１９０１年生，浙江永嘉(今属温州）人。他早年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哲学系，后因参加学潮学校开除，又转入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 1928年，刘节应聘到南开大学担任讲师。进入30年代，他先后在河南大学、北京图书馆和燕京大学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日本访问的他放弃原定计划，毅然返回祖国，先是在浙江大学和成都金陵大学任教，后来在重庆中央大学致力于古代史研究。 有资料介绍，刘在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４年期间，曾困居于重庆的一家旅馆之中，条件相当艰苦，但仍然治学不辍。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建立中国历史哲学的新体系。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等专著。 １９４４年，刘节在出访美国和英国之前，当局要求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集训，同时以办理出国护照为由，要求所有人加入国民党。当时有许多人被迫就范，但是他却拂袖而去。 抗战胜利以后，刘节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到了1949年，他的恩师陈寅恪接受陈序经邀请，选择岭南大学作为栖身之地。1952年院系调整时，因为岭南大学撤消，陈先生也来到中山大学，当时刘节是历史系主任。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２０年》中，不但有刘节的照片，还有这样的描述：在批判会上，身体瘦弱的他大义凛然地说：批判陈先生有如大兴文字狱！ 不仅如此，他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言论。在这里只举两例：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如果不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不要说什么“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的。 于是陆先生在书中不禁要问：“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 对于这个问题，刘先生早就有很好的回答。他说：“历史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家要坚定不移，不要因为一时的风流而动摇不定”。正因为如此，他才多次表示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绝不当客厅里的名流。 此外，刘先生曾经把史学家分为“隐士派”和“豪士派”。这是因为他非常欣赏陆机的两句诗：“游子殉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先生的人生理想和学术追求。 在《陈寅恪的最后２０年》中，专门有一章是写刘节和梁方仲的，其标题为“今日吾侪皆苟活”。在这里我冒昧将“皆”字改为“不”字，作为本文标题，愿以此来纪念这位值得尊敬和师法的学界前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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