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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欧洲警察败走克里米亚：一场愚蠢的战争，牺牲巨大，各方皆无所得】说到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被迫签署巴黎和约。黑海被非军事化，俄国军舰不得在黑海航行，同时俄国放弃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基督徒的权力。克里米亚战争之于俄国就如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对帝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对于沙皇和大多数俄国贵族们来说，当然是能不改革就不改革，日子过得舒适的时候一般就会趋向保守。但是，国际环境不允许。俄国相对欧洲日渐落后，再不改革，俄军就会在日后的外战中继续败北。而对于一个专制集权的政府来说，外战失利使其在国内的威慑力一落千丈，内乱就在眼前。 但改革又谈何容易，这就像是走钢丝，必须平衡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势力和诉求，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内战的深渊。 俄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起源于蒙古时代，它为摆脱强大的蒙古帝国的控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俄国扩张的过程中，沙皇和贵族们没有让普通人分享帝国扩张的红利，反而把原来的自由农民转变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 然而，这种制度到了19世纪已经难以为继了。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了俄国。当亚历山大一世带着俄军打败拿破仑、进入巴黎时，他的军官们也在巴黎接触到自由、平等、法制的观念，并把它们带回了俄国。解放农奴的呼声开始在俄国出现。 亚历山大一世也表现出自由主义改革的倾向，但贵族地主阶层不出意料地反对改革。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驾崩，进步军官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新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除了起义领袖被处死，百余人被流放西伯利亚。三十年后，尼古拉一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十二月党人才被平反、赦免。  俄军进入巴黎 (1814)  十二月党人起义（圣彼得堡, 1825） 亚历山大二世登基时，正值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克里米亚的惨败促使新沙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61年的解放农奴法案。然而这个被称为“解放者”的沙皇却遭遇数次暗杀，包括在大街上数次被枪击、圣彼得堡冬宫的餐厅被定时炸弹袭击。亚历山大二世侥幸躲过了这些暗杀，但他最终还是在1881年死于左翼民意党极端分子的街头炸弹袭击。改革的步伐在此之后放缓，甚至开了倒车。  向农奴宣读解放农奴宣言（1861）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 （1881） 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保守派，也来自于革命家们。沙皇的专制统治固然可恶，改革阻力重重，风声大雨点小，但很多革命家们也并不真正关心改革，他们关心的是由谁来领导改革，他们的个人野心远超他们对人民自由的关心。 革命家们最怕什么？是政府镇压吗？不一定。他们最怕的是政府全盘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要议会吗？好，马上建议会。要君主立宪？没问题，皇帝立刻交权，立法权给议会，行政权给民选总理。要彻底废除君主制？行，皇帝陛下乖乖退位，流亡海外做个寓公。如果碰上这么好的政府，革命党非疯了不可。革命党领袖都是有个人政治野心的。政府要是把改革理念全盘接受，那还有革命家什么事？所以当政府中出现改革派时，这些改革者——而不是体制内最顽固的保守派，常常成为革命家们刺杀的首选目标。 恐怖袭击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裹挟人民造反。革命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支持率并不高，让他们去参加大选，他们毫无希望。更别说造反是个高风险行业。一般老百姓，如果不是实在过不下去了，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实施恐怖袭击或是其它可以激怒政府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诱使政府做出过激反应，扩大打击面，滥杀无辜，把更多平民推向政府的对立面，以壮大反政府组织的力量。这种策略在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中屡见不鲜。造反成功的不二法宝就是尽快让老百姓手上沾上政府官员的血，由于惧怕还乡团，百姓再无回头路。政府必然过度报复，其结果就是更多百姓走上造反之路。人民就这么夹在残暴的独裁者和残暴的革命家（未来的独裁者）之间，在暴力中轮回。改革太花时间，野心勃勃的人一生太短，等不起。 1905年，俄国迎来了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的又一次惨败，这一次败在了后起之秀日本之手。俄国陆海军在日俄战争中双双战败，损失惨重。尤其是波罗的海舰队的覆灭，令沙皇政府伤筋动骨，建立一支海军太花钱了。 外战失利后，1905革命随即爆发，沙皇统治几乎被颠覆。尼古拉二世被迫同意建立国家杜马，但杜马并非真正的议会，它并无立法权，更像是政治协商会议。1906年，尼古拉二世任命彼得·斯托雷平为总理。 斯托雷平在2008年俄罗斯电视一台举办的“最伟大俄国人”民意调查中高居第二，仅次于蒙古入侵时的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最伟大的俄国人：投降蒙古“俄奸”因何成为莫斯科公国“太祖”？】。斯托雷平是沙俄时代最后的改革者。在他众多的改革中，农村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 亚历山大二世虽然在1861年解放了农奴，但农民并未真正获得土地。农民用政府贷款从贵族地主手中买地，然后用49年时间偿还政府。土地也并非属于农民私人所有，而是属于农村公社。农民只是在公社中得到一块地耕种，也不能卖地。有理想的农民无法拥有土地或是出售、离开土地。没理想的农民从前做农奴时尚有一日两餐，如今生活反而没有保障。 虽然俄国的工农业生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快速的增长。社会中却充满对政府不满的人。斯托雷平的改革允许农民拥有私有土地，其目的是使农民更多地从土地中获利，成为社会中稳定、保守的一分子。 斯托雷平在成为总理以后，躲过了10次暗杀，他的女儿在一次暗杀中被炸断双腿而终生残疾。1911年，在纪念解放农奴50周年的一次戏剧演出中 ，斯托雷平被一名社会革命党党员枪杀。  彼得·斯托雷平 三年后，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统治已是风雨飘摇之时，俄国打仗的热情不减。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好战必亡。1917年，沙皇政府被颠覆。 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沙俄灭亡之三部曲。 斯托雷平的农村改革在俄国制造一个新的阶级。1912年，16%的俄国农民拥有超过8英亩土地，50年前的农奴翻身成了富农。然而，5年后爆发的革命又使这些富农成为了阶级敌人。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28-1932年），农村清洗富农和集体化运动同时展开。对富农的处理方式有三种：（1）枪毙、坐牢；（2）发配西伯利亚等地的劳改营；（3）赶出家门，在当地劳动改造。根据1990年解密的前苏联档案，在1930-1931年间，180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其中132万到达了目的地，其余的人不知所终。1932-1940年间，39万富农死于劳改营。在30年代末的斯大林大清洗中，38万富农被枪决。 公有制没有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出现，而是首先在最没有私有制传统的俄国得以实现。但俄国的农村集体化目的并非是为了在农村实现共产主义，而是使政府垄断农村经济，通过残酷剥削农民来补贴工业发展。这些富农的悲剧在于他们是旧政府政策的受益人、也是新政府垄断农村经济的潜在绊脚石。新政府的行为堪比蒙古人屠城，就是把所有潜在的敌人提前杀死。 文明世界对此缺乏想象力，可以这样解决问题的吗？ 政府以低价收购农民生产的几乎所有粮食，甚至不给农民留口粮，然后出口粮食换取外汇，以发展工业，其结果就是1932-1933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人为大饥荒，这下连贫农也成了受害者。由于乌克兰是农业基地，因而也承受了最大的损失。仇恨的种子也就此种下。 显然，当时的革命家们推翻沙皇旧政府不是为了人民，纯粹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力野心。而且其野心之大导致革命家之间也互相杀戮、毫不留情。俄国式悲剧来自于几百年来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传统。这个悲剧就像个黑帮片，里面的人很少能得以善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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