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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都要经历许多的等待，因为未来的许多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而未来未知的东西只有通过时间的推移才能得到，这就需要等待。 字典上对于“等待”这个词的解释是，不采取行动，直到所期望的人、事物或情况出现。我觉得前一句“不采取行动”应该加上“或无法采取行动”，因为等待很多情况下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行为，是你无法避免的，也是你唯一的选择。
我人生中的重要关口就有过许多次的等待。 我的下乡插队经过了等待，终于插到了自己选择的生产队。 高中毕业后，我并不是随波逐流与大多数人一起下乡的。我确实有抵触情绪，我不想去插队，我就以自己身体不好、有病为原因赖着不去办理下乡的手续。 其实，我的户口早已经被迁到山阳公社了，因为我们这一批老三届学生除了自己可以找到愿意接收的公社、大队（所谓投亲靠友）外，都被分配到了山阳。 我在城里终于赖不下去了，只好同意到山阳插队。我到了山阳公社，一问，把我分配到了大东大队。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大东大东，大水窟通。”大东大队是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主要是水田多，人要下水拉犁，而且比较贫困。我不想去的另一个原因，是知青很少，觉得不热闹，不好玩。其实，很多人到后来才知道，知青扎堆并不是好事，招工、上学，都是知青少的大队占便宜。 我提出能不能到我熟悉的同学那儿去，比如当时的公民大队朱桥生产队。但管理知青的一位女干事说，要生产队同意的证明。我说好，我就去开证明。当我送上生产队同意接收的证明。但这位干事说，公民的知青已经太多了，大东没有几个人，所以只能去大东。 怎么办呢？公民的知青们帮我四下活动。这时，他们打听到消息，这位女干事怀有身孕，很快就要生孩子了，接替她工作的是公民的杨应林，而杨与知青夏某关系很好。我们就请夏帮忙，与杨说好，并拖着不去大东大队报到，等杨上任管理知青时，再调换到公民大队。 就这样，我等待了几个月，直到1969年的5月，终于得到许可，正式到公民大队的朱桥生产队插队。
我离开山阳返城也经历了等待，才如愿以偿。 1975年11月时，我被告知，我将结束在七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作为“身边无子女”把户口转为城镇定量性质了。当时我母亲在山阳中学任教，像我这样在宝应城镇没有家的情况，是不可以在宝应城安排工作的，只能在山阳就地安排。我们那年安排的单位都是大集体性质，山阳属于大集体的只有两个单位，一个是手工业局属下的农具厂，一个是供销社属下的商店。我当然还是想回到县城工作。 我去县手工业局询问，说我已经被分配到山阳农具厂了，而且是不可改变的。 当时已经有送礼的风气了，可我一来没有钱，二来就是要送也没法送，连人都不认识，怎么送呀？你送去人家不收，岂不是更糟糕？ 于是，我开始奔走。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写了一篇成功的发言稿，我得到了电机厂厂长周祥的赏识，他决定要我到电机厂。他让我不要去局里拿介绍信，回家去休息休息，玩一玩。过两个月来找他。工资不会少一分钱。 后来我知道，周厂长专门到局里要我，说如果这个人不给我，你们要安排的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要。而且这个人，不单单是我厂里要用，你们局里也少不了，安排在我这里，你们用起来也方便。人事股说，就怕这样一来会有连锁反应，很多人会攀比，不服从分配。周厂长说，你先不要开介绍信，等所有人拿了介绍信，上班了，这次招工结束了，没有人再闹了，你再开介绍信给我，总可以了吧？周厂长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资格比任何局长都老，局里都敬畏他三分。于是，我的分配没有花一分钱，只是经过了两个月的等待，以我根本没有想到的结果圆满解决了。 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也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才被录取的。 我们7月初考完，7月底公布成绩，8月开始录取，但到了9月份我仍未接到任何学校的录取通知。虽然我在整个全县文科考生中，名列前十。 原来我们这一届因为许多老三届参加了考试，成绩都比应届小年龄的学生高，如果按高分到低分录取，应届生很难有机会录取。所以虽然在招生时没有对年龄、婚否限制，但在录取时大年龄和已婚却成了障碍。比我们少很多分的应届生被录取了，而我们却杳无音讯。 我们许多人不停写信向上反映，还有人直接到省招办上访。得到的都让我们耐心等待。一直等待了近半年，到当年的12月，我们终于在全国扩大招生中被录取了大专班，算是幸运地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
我退休金的发放，也是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实现的。 我的退休金是在我满六十岁已经过去两年零九个月时才领到的。说起来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我是1994年从江苏南京的省级事业单位辞职的（原因不说了），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办过公司、打过工。 2003年我工作的公司为我开始在上海缴纳社保三金。 2004年当我知道我工作的原单位其实从1993年10月份就开始交纳社保，便回南京要求单位为我补交至退休前的社保金，原单位很快为我补交了，并给了我一本交纳社保金的小红本，说这就是我的社保户口。 我于是想自己补交这期间缺差未交的部分。省人事部门告诉我，原来省级单位是在省里交的，可现在统一到南京市了，你应该到户口所在的区社保单位交。 我去南京市鼓楼区询问，被告知首先要建立社保户口，原来省级单位的户口没用了。而我已经超过55岁，南京市规定超过55岁不再办理社保户口。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办，回答是，你现在在上海缴，退休在上海办。 等到我将近退休时，上海出台了一项政策，引进人才交社保必须满七年才能办理上海市户口并在上海办理退休。而我差四个月满七年，不能办。我说我愿意再交四个月，回答是满六十岁不能再交了。并告诉我，可以把在上海交的钱转回南京，由南京办理。 南京不办推给上海，上海不办推给南京，我就像一个足球，被踢来踢去。 我通过朋友找到江苏省劳动保障厅的一位厅长，把自己的情况向他详细申诉。他的回答是，按目前的政策，你的问题无法解决。虽然政策规定我在辞职前的所有工龄（自1968至1994）都视为交费，加上我在上海的交费，我一共有三十多年的交费，可是我竟然无法办理退休。厅长说，情况比较特殊，政策如此规定，毫无办法，你只有等待，或许以后政策有松动。 对于这次的等待，我本来已经完全不抱有希望，但苍天有眼，终于垂顾吾辈。 2012年，在我满60岁以后近三年的等待以后，我的许多朋友在网上看到，没有交过社保的返城知青可以通过补交办理退休手续，纷纷告诉我，我可以知青的身份补交而获得退休金。 于是我再去南京。我被告知，新政策是我可以在南京办理有关退休手续，只要再补交五万多元的费用，便可以按月领取退休金。我当然愿意交，可这还有一个复杂而繁琐的过程，所谓好事多磨也，具体经过就不一一赘述了。 2012年7月，我终于领到了我的退休金，虽然没有从60岁时补发，我也很满足了。 等待真的是人生路上的一个值得玩味的经验。 我们年轻时看过一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电影的主题曲有几句歌词：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 这歌词中的道理不能说不对，从另一方面，许多事并不是着急、迅速就能立竿见影地解决的。樱桃结果也需要成长的时间，鲜花盛开也绝非一日之功。努力是必须的，努力到成功也是有过程的，有过程就需要等待。我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就是在等待中一步步实现的。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等待是一个焦躁、辛苦、无聊、烦恼与无奈的过程，也有人认为，让时间在等待中度过，似乎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 但是，过程是过程，结果是结果，如果有了让人满意的结果，等待就会成了一种美妙的生活体验。 我的人生经历了太多的等待，然而可能还有更多的等待在迎接我呢。 我们不一定喜欢等待，但是谁也摆脱不了等待，那就让我们容忍等待，正视等待，去等待黎明，等待春风，等待鲜花，等待机遇，等待成功，等待幸福，等待发自肺腑的笑声，等待令人惊喜的消息，等待生命出现的奇迹，让自己的人生在等待中更加精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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