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亲去修马衙水库去了 --------不能遗忘的马衙水库修建者的故事 文/孙述耀 一九五七年，我们马衙的行政单位还是叫岱岭乡，乡政府在马衙街道所在地，村组织叫农业合作社。到了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岱岭乡改名为马衙人民公社，村组织改为生产大队，村民组改为生产小队。 自从成立人民公社后，各级政府积极响应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号召，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中去。在我们当地的产业主要是农业，而农业的根本就是水土问题。我们马衙一带，大部分是沙质土地，水流失大，而水质源奇缺，尤其是童铺、南星、枫岭、峡山、泥河这些大队水资源更是珍贵。这个问题当然明显地摆在当时贵池县和马衙人民公社各级领导前面，深知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迫切性，于是经过县和公社两级政府的研究，决定利用太朴山的水，兴修一座对于当地来说是大型的蓄水工程———岱岭水库（后改名为马衙水库）。 听我父亲孙国鸿（字绍江）说，马衙水库修建时，一开始是马衙公社所属大队，每个大队都派出几十名男女社员（“社员”是当时对公社所属的社会人员成分的称呼，指除罪犯以外的所有人，这里指劳动力。）参加修建。当时，没有考虑到的是，工程初始阶段是基础工程，也就是施工人员在科技人员指导下，打探水库底层的地理地质结构，摸清水质状况，再用密封材料托底。初始工程工作面小，狭窄，全公社一开始派出的劳动力有五六百人，拥挤在一起，人浮于事，工作效率很低。不久，大约是1958年2月份，当地掀起了“大炼钢铁”风，是“硬”任务，需要大量人员到碧山铁矿炼钢铁，公社领导就把修水库的人撤走了一大半，仅留下五六十个人在那里。这五六十个人都是从那几百人挑选出来的身强力壮的男人，作为突击队。突击队队长是公社领导班子成员，姓董。我父亲孙国鸿也作为突击队队员留了下来。 随着工程进度加深，工程量越来越大，五六十个人的突击队已经显得人手不够，于是公社就把公社所属区域的犯错误的人员弄到马衙水库工地来进行“劳动改造”，后来又从白湖农场弄来一百五十名“劳改犯”来马衙水库进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修建水库人员总数就有三百多人了。突击队不但要负担艰苦的劳动，还要负责对这些劳改人员的管理监督任务。 这么多人吃住怎样呢？马衙水库修建指挥部设在刘冲葛村。在上山的马衙河的两侧，搭起工棚，突击队员们就住在工棚里。在东边的山凹里搭棚，劳改犯们就分棚分组住在山凹里，晚上安排有突击队员值班看管。吃饭就是突击队员一处食堂，劳改犯们一处食堂。早期，一个月有一次猪肉吃，后来不但没有肉吃，饭也吃不饱了。 那时，所谓修建水库，没有机械，全靠人力。用铁锄铁镐，挖土，撬石头，然后装到粪箕里挑走。遇到大石头或者石壁之类就用抡起铁锤砸矸钎打眼，然后装上炸药炸开。在那个时代对爆破都很陌生，许多人都感到害怕，因此抡铁锤，炸石头这些耗费力气，且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事情，基本上是交给劳改犯们去做。现在有这么多人，工程进度要快多了。 我父亲是在工地上度过一九五八年春节的，修建水库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工地上度过一九五八年春节的。 到了一九五九年二月，随着浮夸风的兴起，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工地上的人们已经没有多少饭吃了，甚至喝粥。菜也极少，没有油脂，更没有鱼肉之类的荤菜了。吃不饱，工地上人们无力干活，工程进度慢下来了。那个姓董的突击队队长很着急，督促大家加强劳动强度，特别对劳改犯要求更严格。劳改犯们做的都是高危且繁重的作业，他们的伙食比突击队员们的伙食要差些，有的人因营养不良身上都浮肿了，或者生病了，那个姓董的突击队长都不让休息。有的劳改犯们在工地上做事，做着做着就倒下去了。在一九五九年全年中，有十七个劳改犯倒下去了，包括炸石头时死掉的两个劳改犯。上级知道了这种情况，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就把那个姓董的突击队长撤掉了。当时的社长黄胜群是我们大路人，他极力主张叫我父亲搞突击队长，认为我父亲体力好，人聪明，在工友们中间有威信，更何况我父亲在去岱岭修水库之前，在大路农业合作社时是民兵队长，相当于后来的民兵营长。公社领导找我父亲谈话时，开始，我父亲怕干不好，因为要领导这几百人劳动，工程又这么大，这么重要，责任重大。我父亲害怕而推辞，后来领导做了几次工作，鼓励我父亲，我父亲碍着面子才咬牙答应下来，于九六零年把突击队长这个重任接了下来。 我父亲接手突击队长后，向水库建设指挥部提了几点建议：一，工友不管是谁，生了病要去看，凭病假条给予休息。二，工友轮换抽出上下班后休息时间开山种地，种菜、种萝卜，插山芋，增加食物。三，重活是由突击队和劳改犯强壮者来承担，而不是由劳改犯单独承担。四，抽出一定的资金购买压榨后的油脂饼，以充饥。这四条建议经水库指挥部讨论全部采纳。这四条建议实施后，获得了工友们的好评，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出事故次数要少多了。 说到事故，我父亲告诉我，在他手里出了一个感人的事故。那是在用炸药炸水库东边的山头后，为了安全起见，几个突击队员人去清理磄口（豁口）上松动的土石。几个人正在清理时，在最高的磡头上，一个二十多岁的突击队员发现一块巨石松动，他大呼一声：“快跑！”同时飞奔向巨石，用尽全身力气将石头推向侧面，避免了巨石砸向下面的几个人。他自己却跟着石头落下，造成重伤。当时许多人流泪。 这些长年在建筑工地上的人们，他们都不拿工资，那么他们有家庭吧？他们的家庭是怎样度过的呢？不知道那些人是怎样度过的，但是作为孙国鸿的儿子我却知道我家是怎样度过的。我是一九五二年二月生的，一九五九年我才七岁。我父亲去马衙水库修水库后，家中还有我大爹爹（伯祖父）、爹爹（祖父）、奶奶（祖母）、小姑、我母亲、我弟弟（六岁）、我大妹（两岁）。我伯祖父、祖父、祖母、小姑和我们分家了，他们在一块过。当时我母亲带着三个小孩生活。 从一九五八年元旦那天开始，农村就实行配给制，吃公共食堂，也就是吃“大锅饭”。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由生产队长指派一个人任管理员管理食堂。管理员权力很大，他每天负责分配每家每户多少饭，没有饭就是多少粥，多少山芋。饭是炊事员用小碗㩝（方言读若告），一小碗或二两或四两，粥用瓢搲，山芋用秤称。可想而知，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可以这样说，管理员和炊事员在那粮食极度缺乏的年代，是掌握人的生死大权的人。 在我父亲去修水库的那些年，他长年不在家，我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三个孩子，谁能重视你？只会欺负你！ 我清楚地记得，我每次去食堂打饭时，炊事员总是把我的饭打的很少，用铲子窊掉一个凹，与她有关系的人就打的满满的；粥很稀，给我打粥时，用瓢在锅上面舀，几乎是米汤，没有米粒，而与她有关系的人就在锅底里捞有饭粒的。更可气的是，一次我在打饭时，没有饭，只有山芋，我家应该有四斤三芋，可是管理员给我称的只有四根很细的山芋，我母亲去和管理员论理，管理员却说我在路上吃了。我根本没有吃，真是欺负人！我母子四人在家抱头痛哭。 我母亲每天白天要去做事，有时晚上还要去做事，例如割稻、拔秧。晚上加班，生产队可以发两个青蒿米粉粑之类的。我母亲把两个青蒿米粉粑分给我们几个孩吃。可怜我大妹还不到两岁，没有营养，没有肉，没有鱼，也没有蛋类，甚至都没有饭吃，到最后吃野菜，吃稻糠。大妹的生活照应由我和我弟弟照应。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到一九六零年，我们只能靠吃野菜。野地里野菜都被人挖掉了，没有的吃，只能吃稻糠，甚至吃观音土（一种白色的泥巴）。因为营养不良，我们母子四个人身体都浮肿了，尤其是我的母亲浮肿更厉害。我和我的弟弟实在饿的受不了，征求母亲的同意，决定去岱岭水库找我的父亲。 一九六零年八月的一天，我和我弟弟早上八点钟托我祖母带我大妹妹，告别我祖母、我母亲，去马衙找我的父亲。我和我的弟弟都很激动，两年多都没有见到我的父亲了，很想念他。听我母亲说，到马衙只要跟着大马路走就行。我七岁、我弟弟六岁两个小孩循着顶着酷暑的烈日，踏着马路上的热浪，挪动着小脚，向东走去。一路上口渴就到马路边的水沟里弄点冷水喝喝。一路上走走停停，从大路到马衙十华里的路，我们走了三个半小时才走到马衙。我们再问问路人去马衙水库怎么走？路人惊讶大路的两个小孩怎么到马衙来了？（那个年代小孩子一般都不走远路）惊讶之余，他告诉我们去马衙水库怎么走。我们又走了近一个小时才走到马衙水库的工棚里。工棚里有几个中年妇女在那里。她们问我两个小孩到工地来找谁。我说找我大大，我大大叫孙国鸿。其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很慈祥，她说：“两个小侎走了许多路，累坏了吧？”不一会，她们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把我父亲找来了。我看到我父亲又黑又瘦的面庞，我哭了。我父亲问我们：“你们怎么来了？是谁叫你来的？”我们对我父亲都很敬畏，就说：“是我们自己来的。”说话间，那位很慈祥的中年妇女（后来得知这位中年妇女是我们大路院子汪村“慈奶奶”）端着水和饭说：“两个小侎走了许多路，又干（渴）又饿了吧？恰好还有点饭给他俩吃吃。”我和我弟弟狼吞虎咽地把一大碗白米饭吃了下去，这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大米饭。我打心眼里感谢那个慈祥的老嫲嫲，多年后我当面向那老嫲嫲致谢，直至今天我还感激不尽。当时，我父亲说：“你们吃好了就回去吧。下次不要再来了，这里也没有饭吃。你们刚才吃的是这些嫲嫲们的中䊟。”我的父亲没有安慰我们的话。我们吃完了饭，依依不舍地走上回家的路。我们走到天快黑了才回到家。 大概两个月后，我记的天有点凉了，我实在还想吃那大白米饭，我想再去我父亲那里，我问我弟弟去不去，我弟弟说：“我不去，上次去太累了。”我只好一个人去。 我是中午从大路家中出发的。我走到马衙水库时，太阳快要落山了。我看见工棚，却不敢进去，只好躲在远远地张望，我怕我父亲责骂。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我看到食堂的工棚里人来人往，我不知不觉地慢慢移步靠近那工棚。我还是被人发现了，那人叫道：“这是哪家小侒偻，怎么这么晚还在迆里？”于是许多人跑来，问这问那，最后，还是那位慈祥的老嫲嫲说：“这是队长国鸿家的小侒偻。”我父亲听说后，也赶了过来。他大发雷霆，说：“我叫你不要来，你还是来了。这是工地，是你小侒偻来的所块吗？这些人家家都有小孩，都没的吃，都跑到迆里来，那怎么照？我们迆里人都是定量的，都吃不饱，哪有给你们小侒偻吃的”他喝道：“你给我滚！”我声泪俱下，也愤怒地哭道：“你打死我，我都要说。人家小侒偻都有大大在家，人家都看的起，有的吃。你在水库里好几年都没有回去了。我就跟没有大大一样。我姆㜥带我姊妹三个，人家欺负我，饭打的少，粥打的少，山芋都少秤。你算什么大大？我走！我记着你！”说完，我马上就走。许多人都责怪我父亲，这天都黑了，还叫小侒偻走。那位慈祥的老嫲嫲，端了一小碗锅巴汤送到我面前，哄我吃。我实在肚子饿的慌，就乘势吃了。吃完后，我不顾许多人劝坚持要走。那些人也没有办法再阻挡，只嘴里唠叨说我父亲的不是。我父亲一言不发地看我走了。我边哭边走，走到马衙桥下，天已经完全黑了。从马衙到大路有十华里，我胆子小，害怕夜里走那么多路。于是，我在桥下洗了脸和脚，就在桥下一块大点石头上睡着了。天蒙蒙亮，我就赶回家去。嗣后，我父亲也没有打听我那晚到底没有到家。这是我一生最无奈的时刻，我很恨我的父亲！ 一九六零年底，天很冷的一天夜里，我睡了被家里人声嘈杂吵醒了。我看见我的爹爹奶奶和我母亲，还有我的父亲正在谈白。我在床上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我听我父亲说，水库基础都搞的差不多了，他不去马衙水库了。挑水库埂的事可以动员有关水利益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了。他还说，他是被大路大队的领导要求调回来的。大队准备任他为龙口王、龙口朱村两个村的生产队长。我听后，心里说：“这老家伙还是回来了，我可怜的姆㜥的负担要轻多了。我们再也不受人欺负了。” 我父亲任朱王生产队一年后，又改为我们四房孙四个自然村的“中心队长”。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虽然还很苦，但是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一九六二年任四房孙“中心队长”时，我父亲力排众议带领人们把许多缺水的田和苎麻地改为山芋地，大插山芋，秋天，山芋大丰收，各家都打了山芋窖，用来储藏山芋，一下子摆脱了吃糠，吃野菜甚至没有东西吃的的状况。人们称赞说：“老国鸿就是鬼点子多！” 后来，我问我父亲，你三年都没有问家，你怎么不要家？你偻个吃什么，穿什么？我父亲说：“那时，谁不是听共产党的话？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为了大家，顾不了小家。那里人谁没有家？”“我偻个吃的是少量大米，每个人每天只有八两米，有的时候都没有，基本上是山芋、萝卜，也吃野菜。要么是饿肚子。”“我偻个夏天没有衣服穿，只要一条短裤子就够了，冬天就是一件破絮袄，都没有多少棉花了。脚上穿的是草鞋，大多数人是打赤脚。睏的是大统铺，许多人睡在一起，每个人从家里带来的破被子被大家拉来拉去更破，冬天床垫上加许多草。夏天干脆每个人拉一条竹席子就睡觉。”“在工地三年，工地就给我偻个做了一套土布衣服，还是用黄栀子染的，到后来变成灰的了。” 听了父亲的话，我知道他受的苦比我多，比我苦，起码我还有我的妈妈和我的弟弟妹妹。我对我父亲的恨就消除了。 是的！有那么一些人的十分艰苦的努力，新中国才挺过那些艰难的时代，才创造出那么多造福后代的祖业。别了！那些难忘的终久被人们遗忘的年代和人！ 致谢摄影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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