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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解析# 杜甫在长安的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盛唐时期和安史之乱时期。前期杜甫在长安的主要活动是求仕，后期在长安则是追随肃宗。对献赋一事的回味、对干谒之举的反思、对任职左拾遗的留恋与无悔是杜甫晚年诗中对长安经历回顾的主要表现。 （一）对献赋一事的回味盛唐时期杜甫在长安的求仕经历充满悲辛，应制下第，干谒无门。杜甫在这一寸期唯一感到自豪之事即是因献三大礼赋而待制集贤院。  天宝十年，杜甫献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杜甫远离长安后忆及此事，《莫相疑行》曰：“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久不知遇下忽达圣主的欣喜与释放，对自身才学的肯定与自豪，充斥诗中。《壮游》诗中亦有“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之句，诗中不仅充满君主赏识的荣宠之意，更多的是自我价值得到肯定的欣慰。 杜甫对献赋一事眷恋不舍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此事符合杜甫心中理想的君臣关系模式。玄宗的“废食召”之举符合儒家对君主“尊贤使能”的要求，杜甫“事君，能致其身”，自然期望君主礼贤下士，这种君明臣贤的君臣关系，是杜甫心中的理想模式。献赋无果而终使杜甫对这种关系的感受如县花一现，但这种感受如此强烈，在经年不遇的杜甫心中犹如久旱逢甘霖。纵然最后杜甫得一微官，并未实现致君尧舜之志，但杜甫晚年诗中仍然多流露出对玄宗的不舍，似乎以此可以得到说明。 （二）对干谒之举的反思“干谒”出自《北史·郦道元传》，“好以荣利干谒，乞丐不己，多为人所笑弄。”意思是为某种目的而求见地位高的人。  杜甫天宝六年参加制举下第后，即开始了悲苦的干谒生涯。投诗干谒之人有韦济、张洎、田梁丘、哥舒翰、田澄、韦见素等。“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干谒生活的写照。 干谒对杜甫而言，是一种对自我真性情的伤害，是一种自我人格的压抑与贬低，故其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所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曰：“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杜甫晚年诗中亦对此事进行了反思，《狂歌行赠四兄》曰：“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是杜甫对当初干谒的描述，也是对“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进一步解释。为求一官，杜甫压抑着自己的自尊，隐藏着自己的真性，此诗道出了对干谒之举的深以为耻，认为干谒是一种对自己“真”性的伤害，杜甫对四兄率真的赞扬亦可反衬出杜甫对屈辱干谒的否定。 如果说《狂歌行赠四兄》对干谒的反思是隐而不显，那么《早发》中对干谒的态度就显得更为明了，诗曰：“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干请”即干谒请求之意。杜甫晚年对干谒的反思还体现在对他人干谒的评价中，《寄狄明府博济》曰：“汝曹又宜列鼎食，身使门户多旌榮。胡为飘泊岷汉间，干谒侯王颇历抵。”读之，干谒之害有甚于猛虎蛟螭，劝其早日归来。《别李义》诗中“愿子少干谒”是遍尝干谒辛酸的杜甫对友人的规劝。 自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表现出“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之后，杜甫再无干谒之诗。晚年诗中对干谒坚定的反对态度是对自己十年干谒行为深刻的反思，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人格的维护与完善。 （三）对任职左拾遗的留恋与无悔与献赋、干谒经历相比较，杜甫晚年言及任职左拾遗经历的诗篇更多。这是因为左拾遗之职不仅使杜甫得到了作皇帝近臣的机会，而且也使杜甫为致君亮舜的理想付出了实际的努力，如疏救房琯、举荐本参为右补阙等。杜甫在至德二年（757年）五月被授左拾遗，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前后仅一年零一个月，左拾遗经历尽管如此短暂，留给杜甫晚年的回忆却是无尽的留恋和无怨无悔。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描述了任职左拾遗的宫中生活，曰：“月分梁汉米，春给水衡钱。内蕊繁于缬，宫莎软胜绵。恩荣同拜手，出人最随肩。”诗中荣宠之意毕现。《秋兴八首》其五是借对长安宫殿的回忆抒发对久违的朝廷的思念，诗曰： 蓬莱高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雄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此诗雄浑大气，前半部分写长安宫殿的壮丽，后半部分写朝仪的威严，尾联“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点出左拾遗之事。《读杜心解》曰：“此溯宫阙朝仪之盛，首帝居也，而意却重在曾列朝班，是为'所思’之一。“赋长安景事，自当以宫殿为首，所谓'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也。公以布衣召见，感荷主知，故追忆人朝觐君之事，没齿不忘”。 疏救房琯是杜甫仕途中的转折点，同时也最终造成了杜甫长安生活的终结。纵然如此，杜甫晚年诗中表现出的却是对此事的无怨无悔，甚至以不死为恨。杜甫多首诗中皆言及此事，如《壮游》、《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因疏救房琯而造成仕途蹇塞，在此诗中没有抱怨之词，相反，杜甫却因能向君主直言进谏而发出’“君辱敢爱死”之语，甚至以谏诤不死为恨，曰“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建都十二韵》）。 诗中无论对左拾遗经历的怀念，还是对房琯一事的无悔，为国为民的思想是杜甫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谏诤是杜甫为实现理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行动。左拾遗经历给予了杜甫“致君尧舜”的机会，对儒家思想的坚守使其对自己的行为无怨无悔，但最终被贬也使杜甫对现实政治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也为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辈打下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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