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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爷是我儿时的伙伴，我们两家一墙之隔。他虽比我大不了几岁，但论辈分他与我爷爷同辈，从我记事起父母便禁止我直呼其名，而要恭敬地喊他小爷。小爷皮肤黑黑的，一张国字脸，厚厚的嘴唇，浓眉大眼。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麦子吐穗时，我们镇上便会如期举行为期三天的庙会。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潮水般涌到会上，淳朴的庄稼汉戴着草帽、肩上搭条擦汗的毛巾认真地挑选着称手的木锨、扬叉、镰刀、扫帚等收麦的工具；小媳妇们结伙搭伴，在布摊儿前、供销社里逛悠，为家人扯上几尺的确良布，做件称心体面的过夏衣服。三五成群的孩子们则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攥着为数不多的零花钱，踅摸着垂涎已久的小吃美食、瓜子糖果。小爷爱看戏，庙会三天，他能大人般坐在戏台前看上三天大戏，所以平日里总能哼上几句。有时候心血来潮，他会披上老太太晾晒的床单，立在倒下的粗壮的泡桐树上，或爬上低矮的土墙吼上一段《老包下陈州》:村里人说，小爷的爷爷是我们这为富一方的地主。后来解放了，他爷家的田地被分了，家道也日渐没落。小爷没能沾得上祖辈辉煌的点滴光芒，反倒或多或少受了爷爷地主身份的影响，总觉得矮人一截。小爷兄弟姐妹六人，老太爷干瘦弯曲梅豆角般的身板在田地里怎么折腾也无法让一大群孩子衣食无忧。好在小爷是老小，一大家子每人从牙缝里抠点饭食也不会让小爷饿着。所以小爷长得还算壮实，在大家眼里他如夏季里的庄稼，呼呼往上蹿。暑假里的午后小爷常带着我们㧟着竹篮子，拎着鱼鳞袋子到闷热的庄稼地里拔草，然后在夕阳的余晖中带回家喂猪羊。盛夏的田野就像一片绿油油的海，炽热的太阳照在庄稼地里泛着令人心焦的光。小伙伴们拔完草，装实篮子和袋子，便会央求小爷带我们到清澈的小河里洗澡。大家麻溜地脱光了衣服，小爷总是第一个跳进水去，狗刨，扎猛子样样精通。荷叶上的青蛙吓得四散而逃，两拃长的鱼儿惊得从水里跳出来再钻进去，鱼尾甩在我们脸上，啪啪地响。我们在水里扑扑通通玩得十分开心，河面上荡起一阵阵欢快的浪花。小爷年龄最大，他像牧羊人一样时刻关注着我们这一帮淘气的小孩儿，不敢大意，随时驱赶试图游到河中心的小伙伴到安全水域。直到我们玩尽兴了，悉数上了岸，他才放心地率领着我们浩浩荡荡返回村里。胡同口老太爷威严地拦下我们的队伍，命我们放下猪草。他用瘦长的手指挠一把每人的胳膊，看到有痕迹免不了会数落小爷，你以后可别让他们下河，淹着了都是事。小爷总是嘿嘿一笑说，没事，淹着我也不会让他们淹着。气得老太爷胡子一抖一抖的。河边的柳树绿了黄，黄了又绿。小爷的哥哥们陆续成家了，姐姐们也相继出嫁了，小爷读完小学就外出打工了。他跟着村里的成年人到异乡挣钱，工地上掏力的活没少干。他的手掌像大人一样上磨出了茧子，臂膀也变得更加黝黑粗壮。十八九岁的样子，小爷就与几里外一个模样周正心地善良的姑娘结婚了。拜天地那天我们早早地赶去凑热闹，大家依旧喊他小爷，喊刚嫁进门的新娘花奶奶。我们那均地很少，地里刨食终不是办法。随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降生，小爷更觉得生活之不易。于是两口子一狠心把孩子交给爹妈，开着农用奔马车到河北收了几年废品，攒了一些钱，又贷了一笔款，买辆箱货到北京拉水果。十几年的打拼，他回村扒掉了住了三十年的低矮的青砖瓦房，盖起了城里才有的三层楼房。楼房建的高大阔气，在左邻右舍一圈瓦房的簇拥中鹤立鸡群。小爷家的院子收拾得干净整洁，朱色的大门经常敞开着，串门的邻居们进进出出，自愧不如的同时，由衷地感叹着踏实能干的小爷再现了他祖上曾有的辉煌。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离家二百多公里外的省城上班了，回老家的日子变得屈指可数。每逢春节放假，刚到家就能听到大门外小爷高声喊着我的大名，衣着鲜亮的他兴趣十足地打听我工作中发生的奇闻异事，热诚地邀我到他家喝二两。小爷家的客厅十分阔气，锃亮的茶几，柔软的沙发。沙发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幅近两米长的十字绣，上面“好人一生平安”几个大字，十分显眼。小爷介绍说，那是我花奶耗费年把时间，百忙中一针一线绣制而成的。我们划拳猜枚，把酒言欢，虽然彼此的生活与工作内容都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每次相见都仿佛回到了儿时，总能聊到半夜鸡叫，月上西山。三年前的秋天，我像往常一样给老家的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我，小爷从北京回来一段时间了，好像肝脏出了问题，眼下在省城住院，让我一定抽空去看看他。我听了十分惊诧，小爷一辈子掏苦力，身体很是健壮，咋能出了问题呢。我给小爷打电话，他说没啥事，偶尔腹部疼痛，没有太在意。后来疼痛得无法正常干活了，便从北京回到省城，找他外甥就职的一家医院看看。外甥已经给他做了比较认真的检查和周全的照顾，过两天就能出院了，最后他询问我近期是否有回老家的打算。我在小爷出院的那天特意请了假，开车接着他和花奶回了老家。小爷精神很好，讲话还是声如洪钟，不像个有病在身的人，但大家沉默时我还是能从他眼中看出一些担忧和不甘。路上他硬是买了几罐比较好的饮料放在车上，并在一家饭店请我吃了他认为非常不错的烩面。当年的春节放假我在胡同口再次见到小爷，他穿着厚厚的肥大的蓝色棉睡衣，袖着手，趿着棉拖缓慢地向我走来。他并没有喊我，或者压根就没有看到我。我连忙迎上去，问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小爷勉强打起精神，费力地抬起头。我看到他面色浮肿发黄，甚至连眼球都是黄的。他轻声说，现在每天都在喝中药，花奶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偏方，西药是已经不顶事了……有时候我在胡同里碰到花奶，问她小爷的身体状况。她掩饰着内心的苦痛，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小爷全身浮肿，肚子胀得受不了，每天得请村医过来用针管帮他抽积液才行。春节假期就要结束了，我到小爷家去看他。小爷还是那身装束，一身肥大的厚厚的棉睡衣，肿胀的双脚近一半露在棉拖外。他袖着双手半躺在小院里的一张躺椅上，疲倦地眯着双眼。十多岁的女儿和儿子在他身边懂事沉默地忙碌着。小爷的几个姐姐也都在院子里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听得出她们选择的话题尽可能轻松，但每个人都难掩内心的沉重。花奶轻轻拍了拍小爷的肩膀，告诉他我来给他说话了。小爷睁开眼，努力地抬起头示意我坐在他身边的凳子上，然后又沉沉地闭上眼，没有再说话，唯任冬日和煦的阳光静静地洒在自己身上……元宵节的第二天，空气中混杂着烟花爆竹燃放后硝烟的气息，以及淡淡的酒肉菜肴的香味儿，整个世界都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和喜庆之中。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告诉我，小爷早上去世了。我一阵愕然，虽知小爷时日无多，但绝没想到他走得如此突然。人生如戏。小爷用一生打造的高楼还巍峨地矗立在村中，戏台上生动鲜活的主人公却已不见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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