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俯瞰太湖：太湖北部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

内容提要：太湖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马家浜时期文明曙光初现于太湖北部，奠定了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基础；崧泽时期的太湖北部率先进入王权统治的古国时代，形成了太湖流域的民族共同体，东山村遗址群成为原生型“崧泽古国”的政治中心；良渚时期的太湖流域进入神权统治的古国时代，太湖南部的“良渚遗址群”与太湖北部的“寺墩遗址群”成为“良渚古国”并立的政治中心。王权统治的“崧泽古国”转型为神权统治的“良渚古国”，成为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独树一帜的“太湖模式”。

一、太湖流域与太湖流域考古

太湖流域东临大海，西止茅山，北滨长江，南濒钱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太湖北部包括今上海，江苏苏州、无锡、常州和镇江东部（图一）。

图一   太湖北部地理空间示意图

太湖流域的历史源远流长。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构筑了太湖流域动态发展的文化脉络；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完整地诠释了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发展历程。

太湖南北的地理环境不尽相同，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太湖流域在文明化进程中出现南北的差异。

早在1984年，苏秉琦先生即指出太湖流域考古既要重视微观研究，更要注重宏观研究：没有宏观研究就没有牢固的基础，发现不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没有宏观研究就不能掌握方向，高屋建瓴，抓住核心。平面存在的事物要立体地看，静态的叠压、层位关系要动态地看，从规律运动中要看到发展，即事物本质及其变化，从上下左右关系对考古学文化实体做出定性定量分析［1］。

太湖流域的古文化是客观存在。太湖北部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是以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为时间单位的宏观研究，是以遗址、墓地和聚落群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研究。

二、马家浜时期的太湖北部

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

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滥觞于马家浜时期，距今6300～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晚期是太湖流域古国文明的酝酿期。

马家浜文化遗址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重要的遗址有浙江嘉兴马家浜［2］、吴家浜［3］，桐乡罗家角［4］、新桥［5］，余杭吴家埠［6］，湖州邱城［7］，长兴江家山［8］，安吉芝里［9］；上海崧泽［10］；江苏昆山绰墩［11］，吴江梅堰［12］、广福村［13］，苏州草鞋山［14］、越城［15］，张家港东山村［16］、许庄［17］，无锡彭祖墩［18］、邱承墩［19］，江阴祁头山［20］，常州圩墩［21］、潘家塘［22］，金坛三星村［23］，宜兴骆驼墩［24］、西溪［25］，溧阳神墩［26］、秦堂山［27］、东滩头［28］等。

（一）文化遗存概览

自然环境决定经济形态。太湖流域的生业形态主要为稻作农业，马家浜、罗家角、草鞋山、绰墩、三星村、骆驼墩遗址出土了炭化稻，草鞋山、绰墩遗址发现马家浜时期的水稻田和排灌系统；出土了大量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锛、石刀、石镰等，此外，圩墩还出土了木耒，江家山、罗家角出土了木耜和骨耜。稻作农业为太湖流域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又催生了聚落的形成。马家浜时期的太湖流域已出现大小不等的聚落，房屋有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建筑：干栏式建筑见于马家浜、罗家角、新桥、吴家埠、草鞋山等遗址；地面建筑见于彭祖墩、邱承墩、祁头山、骆驼墩、秦堂山等遗址，多为长方形或正方形，单开或两开间，有房屋基槽，柱洞沿基槽分布，江家山遗址还出土了有榫卯结构的木质房屋构件。灰坑在聚落内集中分布，以椭圆形或长条形坑口为多，平底或弧底，坑内常见残陶器、残石器、动物骨骼等生活弃余物。以上居住形式反映了马家浜先民的聚落形态。圩墩出土木浆、木橹，反映了马家浜先民的出行方式。陶纺轮、角质靴形器的发现和草鞋山遗址出土的炭化纺织物残片反映了马家浜先民的服饰文化。

马家浜文化的文化遗物在太湖流域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生活用器常见陶釜、陶豆、陶盉、陶匜、陶鼎；装饰品常见玉玦、玉璜；艺术品有象牙梳、牙哨、骨哨、骨笛、刻纹骨管、人形陶塑、人面形陶塑、猪形陶塑等。生活用器、装饰品和艺术品反映了马家浜先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原始艺术遂成为滋养礼仪制度的土壤。

农业的发展促进人口的增殖，人口的增殖使得聚落规模扩大化和复杂化，进而有了中心聚落的出现。农业孕育了太湖流域的古国文明。

腰沿釜是马家浜文化最主要的陶质炊器，陶釜的形态表现出太湖东西的差异。太湖东部流行平腰沿的圜底釜；太湖西部流行平腰沿的平底釜；太湖南部和北部则出现两类陶釜并存的文化现象，并出现越向东圜底釜越多、越向西平底釜越多的文化现象。太湖东部以草鞋山、马家浜、罗家角遗址为圜底釜的分布中心，环绕太湖向西北和西南呈半月形分布；太湖西部以骆驼墩、神墩、邱城遗址为平底釜的分布中心，环绕太湖向东北和东南呈半月形分布［29］。

根据圜底釜与平底釜的分布，太湖东西的马家浜文化可分为“草鞋山类型”和“骆驼墩类型”［30］。

（二）首开文明先河

墓葬是展现死者身份、构建人群联系的纽带，是反映社会结构最重要的文化遗存之一。

马家浜文化的墓葬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单人俯身直肢葬和曲肢葬，皆头向北，说明太湖流域可能已出现统一的氏族制度。随葬器物大多为1～4件，无随葬器物的墓葬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三星村和东山村墓地的发现，则标志着太湖北部已出现了马家浜文化的中心聚落。

三星村M636的墓主为青年女性，随葬陶鼎、陶钵、骨笄、骨簪、骨匙、玉玦和板状刻纹骨器等15件，为三星村墓地最高等级墓葬，墓主为氏族内部最高权力的掌控者；M38的墓主为中年男性，随葬陶鼎、尊、罐，骨锥、匕和有刻纹骨瑁、牙镦的石钺等10件，为三星村墓地的高等级墓葬，墓主或为氏族内部军事权力掌控者。

东山村M101的墓主为成年女性，随葬器物有陶鼎、豆、罐、盉、盆、钵和玉璜、玦、管等32件（图二）。东山村M101为太湖流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据随葬器物的数量与器类推测，墓主可能为太湖北部最高权力的掌控者。

图二　东山村M101平面图

东山村M97随葬陶罐、陶鼓（原报告作“尖底瓶”）、玉锛及斧形、锛形、刀形、钺形玉饰（图三）。东山村M97是太湖流域规模、墓葬等级仅次于M101的墓葬，也是太湖流域唯一随葬陶鼓的墓葬。

图三　东山村M97平面图

《周礼·考工记·韗人》：“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郑玄注：“冒，蒙鼓以革”；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鼓，廓也。张皮以冒之，其中空也”；南朝梁·顾野王《玉篇》：“瓦为椌，革为面，可以击也。”

鼓为通神的法器，用于祭祀或召集民众。《周礼·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郑玄注：“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礼记·礼运》：“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M97随葬的陶鼓作深腹筒形，平口，口下有数道粗凹弦纹，凹弦纹下有一周革丁，弧腹，尖底，腹部有小孔（图四）。根据随葬陶鼓推测，东山村M97墓主应为太湖北部祭祀权力的掌控者。

图四　东山村M97随葬的陶鼓 （M97∶7）

东山村M97随葬陶鼓与陶罐，M101随葬陶鼎、陶豆、陶罐、陶盉、陶盆、陶钵；M97随葬斧形、锛形、刀形和钺形玉饰，M101随葬成组的玉璜、玉玦。东山村M101的墓主为成年女性，而M97的人骨朽蚀殆尽，墓主性别不明。根据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出现“女酋男巫”的统治模式推测，M97的墓主为男性（图五）。

图五　东山村M101与M97随葬玉器的比较

1—5、8.玉璜（M101︰10、M101︰12、M101︰8、M101︰11、M101︰9、M97︰2） 6.玉锛（M97︰1） 7、9、11.玉饰（M97︰4、5、6） 10.玉玦（M97︰3）

马家浜时期的太湖南部有马家浜、吴家浜、吴家埠、芝里、江家山等墓地，随葬器物最多的墓葬有吴家埠M20、吴家浜M5、芝里M90、马家浜M8、江家山M150。

吴家埠M20随葬陶豆、钵和骨匕、靴形器等6件器物；吴家浜M5随葬陶豆、石锛、象牙梳、角质靴形器等5件器物；芝里M90随葬陶鼎、盆、豆、杯等5件器物；马家浜M8随葬陶匜、盉、罐和玉玦等4件器物；江家山M150随葬陶鼎、豆和石锛、环等4件器物。太湖南部不见随葬器物超过10件的墓葬，不见随葬用于祭祀的法器。可见，马家浜时期太湖南部的文明化程度明显落后于太湖北部。

三星村M636、东山村M101的发现表明马家浜时期最高权力的掌控者为女性，表明马家浜文化晚期尚处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反映了马家浜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于男性；然三星村M38、东山村M97的出现又凸显了男性在母系氏族中的社会地位，或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的前奏。

墓葬的等级象征着聚落的等级。根据马家浜时期的墓葬等级推测，东山村M101是太湖流域最高等级的墓葬，东山村遗址为太湖流域最高等级聚落。东山村与许庄、彭祖墩、邱承墩、祁头山、圩墩、潘家塘等遗址构成东山村遗址群，从而形成了东山村遗址群凌驾于“草鞋山类型”与“骆驼墩类型”之上的社会结构（图六）。

图六　马家浜时期太湖流域社会结构示意图

稻作农业的发展与人口的增殖，制陶、治玉、纺织、酿造等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带来社会分层的细致化，进一步促使聚落等级分化与社会结构复杂化。人群贫富贵贱的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层，原始礼器与初期礼制的出现，无不表明马家浜文化已徘徊于文明社会的门槛。

距今6000年前的中华大地是古国文明诞生的前夜，马家浜时期的太湖北部初现了文明的曙光，东山村M101、M97的发现对于阐释马家浜文化晚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族群认同模式和礼仪制度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三、崧泽时期的太湖北部

距今5500年前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在历史变革的风云中，出现了凌驾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

崧泽文化距今6000—5300年，正处于历史变革的伟大时代。

（一）墓葬等级考察

崧泽文化出现陶礼器的基本组合，出现大型房屋基址、大型墓葬和高祭台，崧泽文化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31］。

《荀子·礼论》：“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墓葬虽为人生的最终归宿，但更是社会形态的客观反映。

崧泽时期，墓葬在太湖北部广泛分布，在江苏溧阳神墩，常州圩墩、乌墩［32］、潘家塘、新岗［33］，江阴南楼［34］，张家港东山村、许庄、徐家湾［35］，常熟钱底巷［36］，无锡邱承墩，苏州张陵山［37］、草鞋山，吴江同里［38］，昆山绰墩、姜里［39］，上海崧泽、汤庙村［40］、福泉山［41］等遗址都发现了崧泽文化墓地。

崧泽文化墓地普遍出现高台祭祀遗存，墓葬的墓坑多为长2米左右的长方形土坑，乌墩M15和东山村M90、M91、M92等大型墓葬的墓坑长2.5米以上。张陵山M05、南楼M7、M12、M20等墓葬留有明显葬具痕迹。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头向偏南或偏北，偶见男女合葬，如草鞋山M95、M85。新岗、绰墩、福泉山的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楼、东山村、同里的墓地分为东西两区，墓葬的分布空间出现分区埋葬现象，暗示着崧泽社会已出现泾渭分明的人群分化。

在崧泽文化的诸多文明要素中，随葬器物是最具象征性的要素。崧泽墓葬的随葬器物常见陶器、石器、玉器，鼎、豆、壶（罐）、鬶（盉）、杯（觚）是陶器的基本组合，斧、锛是石器的基本组合，玉器常见璜、玦、坠等，大口陶尊与玉钺、石钺是最具代表性的礼器。随葬器物一般10件以下，圩墩M122、张陵山M05、乌墩M15随葬器物30件以上。最具代表性的东山村东区墓葬22座，随葬器物1—5件的13座，6—10件的3座，11—20件的5座，随葬器物30件以上的1座；西区墓葬15座，随葬器物31—40件的4座，41—50件的2座，51—60件的1座，61—70件的1座，已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出现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之一，意味着崧泽社会已出现阶级分化。

东山村遗址除发现特大型墓葬之外，还发现特大型的崧泽时期的房屋基址。房址F1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4.7、东西宽5.75米，面积近85平方米，加之附属建筑，面积达97平方米，为太湖流域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单间房址，可能为具有“宫室”性质的房屋建筑。

反映墓葬等级的要素有墓葬位置、墓葬规模、随葬器物等，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随葬器物。随葬器物既是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直观反映，也是墓地等级的直观反映。以10件随葬器物为一个级差，随葬器物最多的顶级墓葬作为墓地等级的代表，太湖北部的崧泽墓地可分为五个等级（表一）。

第一等级墓地的大型墓葬有东山村M90、M91、M92、M93、M95等，随葬器物最多的顶级墓葬是M90。东山村M90随葬陶鼎、豆、壶、罐、鬶、盆、盘、大口尊（原报告作“尖底大口缸”）、大口缸，石钺、凿、锛和玉玦、坠、璜、镯等，共计65件随葬品（图七）。

图七　东山村M90平面图

第二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乌墩M15、圩墩M122、张陵山M05。张陵山M05为残墓，随葬陶豆、盘、罐、杯、大口缸，石斧、锛和玉镯、坠等，共计31件（图八）。

图八　张陵山M05平面图

第三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南楼M12、徐家湾M13、同里M20、草鞋山M203。南楼M12随葬陶鼎、豆、壶、罐、杯和玉璜、环、坠等，共计28件（图九）。

图九　南楼M12平面图

第四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新岗M5、崧泽M21、福泉山M12、姜里M1、绰墩M5、汤庙村M1。绰墩M5随葬陶鼎、豆、罐、盉、釜等，共计13件（图一〇）。

图一〇　绰墩M5平面图

第五等级的顶级墓葬有许庄M1、神墩M66、邱承墩M8、潘家塘M1、钱底巷M3。神墩M66随葬陶鼎、豆、盆、杯和石斧、锛等，共计9件（图一一）。

图一一　神墩M66平面图

以10件随葬器物为一个级差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墓地与墓地之间出现等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即崧泽社会已经出现了等级分化现象。

墓地等级象征着聚落等级。第一等级的聚落为中心聚落，第二等级的聚落为次中心聚落，第三、四、五等级的聚落为一般聚落。聚落的等级分化表明崧泽文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必然促使崧泽社会发生质的变化。

太湖北部最高等级墓葬多随葬大口尊和钺。

图一二　东山村墓地出土的大口尊与大口缸

1、2.大口尊（M92︰15、M90︰18） 

3、4.大口缸（M90︰7、M93︰16）

尖底为大口尊，圜底为大口缸（图一二）。大口缸为酿酒的酒器，大口尊为祭酒的礼器，大口尊象征着祭祀权。“酉”为大口尊的象形；“尊”即双手奉酉之象形（图一三）。《说文·酉部》：“酉，象古文酉之形”，“尊，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

图一三　甲骨文“酉”与“尊” 

1.酉，采自《小屯·殷虚文字乙编》 6277 

2.尊，采自《甲骨文合集》999

钺本作“戉”，《说文·戉部》：“戉，大斧也”，《尚书·顾命》：“一人冕，执钺”，钺象征着王权。

既随葬大口尊又随葬钺，表明墓主掌控着祭祀权与王权［42］，象征着“崧泽古国”是以王权为基础的一元统治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形态。

东山村大型墓葬的年代距今5800年前后，表明至迟在崧泽文化早期太湖北部已出现原生型的“崧泽古国”；“崧泽古国”是我国最初的国家形态，“崧泽古国”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古国文明的新纪元。

（二）崧泽社会蠡测

1.崧泽时期的太湖流域

（1）聚落形态的比较

太湖南部也普遍发现崧泽文化墓地，有浙江嘉兴南河浜［43］，海盐仙坛庙［44］，海宁达泽庙［45］、小兜里［46］、皇坟头［47］、九虎庙［48］、酒地上［49］、瑞寺桥［50］，桐乡普安桥［51］，余杭吴家埠、官井头［52］、石马兜［53］，湖州毘山［54］、章家埭［55］、塔地［56］，长兴江家山［57］、红卫桥［58］，安吉芝里［59］、安乐［60］等。

根据太湖北部的分级标准，以10件随葬器物为一个级差，随葬器物最多的顶级墓葬作为墓地等级的代表，将太湖南部的崧泽墓地分为以下等级（表二）。

第二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南河浜M16。

第三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章家埭M1。

第四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仙坛庙M58、官井头M62、石马兜M55、达泽庙M10、瑞寺桥M16、毘山M37、普安桥M8、江家山M30、红卫桥M7、安乐M28和吴家埠M11［61］。

第五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小兜里M33、皇坟头M166、九虎庙M1、酒地上M12、芝里M2、塔地M35。

太湖南部不见大型墓葬，也不见第一等级的墓地。

太湖南部崧泽墓地第三、四等级的划分因采用标准的不同可能会略有出入，但南河浜为太湖南部最高等级的墓地似无疑议。以崧泽时期的顶级墓葬作为聚落等级的代表，太湖南部的聚落等级明显低于太湖北部，太湖南部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也明显落后于太湖北部。

（2）崧泽遗址群的比较

崧泽时期的太湖流域出现聚落的群聚形态，并出现以高等级遗址为中心与周边不同等级的遗址构成遗址群。

太湖北部有第一等级的东山村与第二等级的乌墩、圩墩，第三等级的南楼、徐家湾，第四等级的新岗，第五等级的许庄、钱底巷、潘家塘等遗址构成“东山村遗址群”，即由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组成的具有“都—邑—聚”性质的三级结构聚落群；有第二等级的张陵山与第三等级的同里、草鞋山，第四等级的崧泽、福泉山、姜里、绰墩、汤庙村等遗址构成“张陵山遗址群”，即由次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组成的二级结构聚落群。

太湖南部有第二等级的南河浜与第四等级的仙坛庙、达泽庙、瑞寺桥、普安桥，第五等级的小兜里、皇坟头、九虎庙、酒地上等遗址构成的“南河浜遗址群”；有第三等级的章家埭与第四等级的毘山、江家山、红卫桥、安乐，第五等级的芝里、塔地等遗址构成的“毘山遗址群”；有第四等级的吴家埠、官井头、石马兜等遗址构成的“吴家埠遗址群”。

第三、四等级同属低等级遗址，因毘山遗址与吴家埠遗址的影响较大，故以毘山与吴家埠为代表，称之为“毘山遗址群”和“吴家埠遗址群”。

太湖南部仅有二级结构的聚落群和一级结构的聚落群，不见三级结构的聚落群，太湖南部的社会复杂化显然逊于太湖北部。

遗址群的构成表明东山村遗址群的等级规模高于张陵山遗址群，张陵山遗址群高于南河浜遗址群，南河浜遗址群高于毘山遗址群，毘山遗址群高于吴家埠遗址群。显然，东山村遗址群为“崧泽古国”中心聚落群，张陵山遗址群、南河浜遗址群为次中心聚落群，毘山遗址群、吴家埠遗址群为低等级聚落群。太湖流域遗址群的分布反映了“崧泽古国”的组织结构，表明太湖流域在一元统治的政治体制之下已形成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社会组织。

不同等级聚落群的空间分布反映了“崧泽古国”内部的遗址群之间可能存在着隶属关系。根据遗址群的空间分布推测，东山村遗址群掌控着张陵山遗址群，张陵山遗址群掌控着南河浜遗址群，南河浜遗址群掌控着毘山遗址群，毘山遗址群掌控着吴家埠遗址群（图一四），“崧泽古国”内部可能已形成了分级管理的政治网络。

图一四　崧泽时期太湖流域社会结构示意图

聚落的群聚形态不仅反映了聚落组织的社会结构，而且反映了“崧泽古国”通过王权建立强化地缘政治的国家秩序。“崧泽古国”实行王权统治，在一元统治的政治体制下形成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在太湖流域实施广域王权的政治实体。

太湖北部的东山村遗址群为“崧泽古国”的政治中心，东山村、张陵山、南河浜、毘山、吴家埠等不同等级的遗址群构成太湖流域的社会组织结构。“崧泽古国”遗址群的出现为探讨太湖流域的社会复杂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古国时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时期，是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时期。“崧泽古国”的出现意味着太湖流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意味着民族意识的形成，并逐渐上升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东山村特大型墓葬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太湖流域已进入“古国时代”，而且标志着太湖流域已出现民族共同体的首领。东山村特大型墓葬的墓主既有男性亦有女性，表明“崧泽古国”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型时期。

“崧泽古国”有着共同的聚落形态和墓葬形态，有着共同的陶器形态和玉器形态，有着共同的信仰崇拜和祭祀礼仪，有着以王权为主导的统治模式，文化遗存和文化遗物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意味着太湖流域已出现民族认同。共同的生存地域、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宗教信仰促进了太湖流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共同的聚落形态与建筑形态、共同的墓地形态与埋葬习俗、共同的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器、共同的礼仪用器与装饰用器则反映了太湖流域已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意识。

太湖流域的东山村与张陵山、南河浜、毘山、吴家埠等层次分明的聚落群的分布，不仅象征着“崧泽古国”内部出现等级分化，象征着“崧泽古国”对社会行为的掌控力和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还暗示着“崧泽古国”民族共同体内部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族群。

3.“崧泽古国”的西征北伐

“崧泽古国”实行的是王权政治，“崧泽古国”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为强化地缘政治而有组织、有目的、有步骤地向周边扩张。

太湖北部西临宁镇丘陵，北望江淮平原。太湖流域周边有宁镇丘陵的北阴阳营文化［62］、江淮平原东部的龙虬庄文化［63］、江淮平原中部的凌家滩文化［64］。

龙虬庄先民通过栽培驯化率先完成了由“栽培的稻”向栽培稻的转型，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65］；宁镇丘陵有着丰富的玉石蕴藏，北阴阳营先民有着发达的治玉技艺［66］；江淮中部有着成熟的玉文化，凌家滩先民有着等级分明的用玉制度［67］。

距今5500年前后既是社会的变革时期，也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分野时期。崧泽文化进入王权社会的“古国”阶段；凌家滩文化进入神权社会的“古国”阶段，北阴阳营文化和龙虬庄文化还处于松散的族群联合体阶段，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

随着太湖流域文化因素向周边诸考古学文化的渗透，宁镇丘陵和江淮平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大量的崧泽文化因素，“崧泽古国”的文化渗透甚至波及到淮河以北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68］。崧泽文化因素的大量外溢成为长江下游独特的文化景观。

距今5300年前后，“崧泽古国”打破了宁镇丘陵和江淮平原的相对平衡。强大的国力和信仰的力量成为“崧泽古国”西征北伐的动力，“崧泽古国”的征伐荡平了宁镇丘陵和江淮平原，摧毁了宁镇丘陵和江淮平原昔日的璀璨，致使北阴阳营、龙虬庄、凌家滩文化的发展于距今5300年前后戛然而止［69］。

太湖流域周边诸考古学文化的突然消亡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崧泽古国”西征北伐在太湖流域产生的显著效应是崧泽文化发展为良渚文化，“崧泽古国”过渡为“良渚古国”。

距今5300年之后，宁镇丘陵和江淮平原皆成为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北阴阳营、龙虬庄、凌家滩文化再也没能兴亡继绝，仅存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独领风骚。

四、良渚时期的太湖北部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良渚文化陶礼器的基本组合与崧泽文化一脉相承。具有方国规模的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决定了良渚文化在我国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70］。

20世纪50年代，江苏的考古工作者即在太湖北部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址［71］，并率先提出了“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个整体”的观念［72］；1973年，吴县草鞋山遗址发掘了良渚文化墓地，首次发现了与鼎、双鼻壶、圈足盘等典型良渚文化陶器共存的玉琮、玉璧、玉钺；1977年，发现了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地；1982年，首次在太湖北部发现了具有王陵性质的武进寺墩墓地，上海福泉山也发现了良渚文化墓地；进入21世纪以来，太湖北部先后发掘了江阴高城墩、无锡邱承墩、上海吴家场、常州青城墩、常州象墩等良渚文化遗址。

诸多遗址的发现，为重新认识和探讨太湖北部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翔实的、全新的考古资料，为太湖北部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墓葬形态概观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存多为墓葬，墓葬形态、墓地等级是良渚社会形态的客观表述。

良渚墓葬在太湖北部有广泛的分布，常州寺墩［73］、青城墩［74］，江阴高城墩［75］，张家港徐家湾，无锡邱承墩，常熟罗墩［76］、嘉菱荡［77］、苏州草鞋山、张陵山西山、张陵山东山［78］、越城，吴江龙南［79］，昆山赵陵山［80］、少卿山［81］、绰墩［82］、朱墓村［83］，上海福泉山、吴家场［84］、广富林［85］、亭林［86］、马桥［87］等遗址都发现了良渚文化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多有墓坑和葬具，墓坑多作长方形，偶见刀把形，如福泉山M65、赵陵山M57，一般长2～3米，墓坑长于3米的有赵陵山M77、邱承墩M5、高城墩M13、吴家场M207等。寺墩M3虽未发现墓坑，但随葬器物置放的长度长于3米，表明寺墩M3的墓坑应长于3米；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偏南；随葬器物多置于腿部和足下，亦有置于胸前或头部。

《左传》成公二年：“器以藏礼，……政之大节也”；《礼记·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高等级良渚墓葬的随葬器物以玉器为主，陶器已退居其次，玉制礼器蕴含着良渚社会的祭祀礼仪，承载着良渚社会的礼仪制度。

《礼记·礼运》：“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良渚社会有自身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良渚社会是“以玉事神”“以玉娱神”的神巫世界，社会资源服务于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的神权运作是良渚社会统治权力的主导。

《说文·玉部》：“璧，瑞玉，圜也”，“琮，瑞玉”《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左传》昭公十三年：“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璧、琮为祭祀天地神灵的礼器，璧、琮象征着神权政治。

《史记·殷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尚书·牧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钺象征着王权政治。

玉制礼器具有明确的象征性。玉制礼器是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象征，玉琮、玉璧象征着墓主生前掌控着良渚社会的神权，玉钺象征着墓主生前掌控着良渚社会的王权［88］，玉琮、玉璧、玉钺也因之成为良渚社会的文化符号。

玉制礼器数量、等级是墓葬等级的象征。随葬玉制礼器数量最多、等级最高的顶级墓葬象征着墓地的等级也是顶级。寺墩M3、高城墩M13、少卿山M1、福泉山M9、吴家场M207、赵陵山M77、绰墩M1、张陵东山M1、张陵西山M5、邱承墩M5、草鞋山M198、亭林M16、罗墩M7、广富林M9、龙南M1、越城M2、马桥M204、徐家湾M6为太湖北部各良渚文化墓地中的顶级墓葬。

随葬玉制礼器数量与等级高低是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直观反映，也是墓地等级的直观反映。以随葬玉琮、玉璧、神巫形玉佩的数量作为各墓地的顶级墓葬的判断依据，以随葬多节玉琮、单节玉琮、神巫形玉佩等玉制礼器作为划分墓葬等级的标准，太湖北部的良渚文化墓地可分为五个等级（表三）。

第一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寺墩M3、M4。寺墩M3随葬多节玉琮30、饰繁缛兽面纹的单节玉琮3，玉璧24、玉钺3件；M4的随葬器物虽有缺失，多节玉琮、璧、钺亦达26件，有饰繁缛兽面纹的单节玉琮。

第二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高城墩M13、少卿山M1、张陵东山M1、福泉山M9、M40、M65、吴家场M207、绰墩M1，随葬玉琮、璧、钺的数量在10件以下，皆随葬饰繁缛兽面纹单节玉琮。

第三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赵陵山M77、张陵西山M5、张陵东山M1，除玉琮、璧或钺之外，皆随葬神巫形玉佩。《说文·玉部》：“灵，灵巫，以玉事神。”灵巫是神王世界掌控者，神巫形玉佩即良渚时期灵巫的表象。

第四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邱承墩M5、草鞋山M198、亭林M16，皆随葬玉琮、璧、钺或石钺，常见多节玉琮，不见饰繁缛兽面纹单节玉琮，亦不见神巫形玉佩。

第五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徐家湾M6、龙南M1、越城M2、朱墓村M1、马桥M204，皆不随葬玉琮、璧、钺，罗墩M7、广富林M9仅随葬石钺。

墓地等级象征着聚落等级。根据墓地等级，寺墩为第一等级聚落，即中心聚落；高城墩、少卿山、福泉山、张陵东山、吴家场为第二等级聚落，即次中心聚落；第三等级的赵陵山、张陵西山和第四等级的邱承墩、草鞋山、亭林、青城墩遗址为低等级中心聚落；第五等级的马桥、绰墩、朱墓村、越城、龙南、罗墩、广富林、徐家湾遗址为一般聚落。

五个等级的聚落中，第三、四等级的划分因标准的不同可能会产生异议，但寺墩为太湖北部的中心聚落，高城墩、福泉山等为太湖北部的次中心聚落，当无异议。

（二）良渚社会管窥

1.良渚时期的太湖南北

随葬器物是最重要的文化遗存，随葬器物可管窥太湖南北的文化差异。

太湖南部发现良渚文化墓地的遗址主要有桐乡新地里［89］、姚家山［90］、普安桥［91］，余杭反山［92］、瑶山［93］、汇观山［94］、横山［95］、钵衣山［96］、玉架山［97］、姜家山［98］、黄路头［99］、金花池［100］，平湖庄桥坟［101］，桐庐小青龙［102］，湖州毘山［103］等，其中等级最高的是反山墓地。

反山M12随葬玉璧2、玉琮6件，其中转角与直槽内皆饰繁缛兽面纹的形体硕大的玉琮号称“琮王”，玉钺饰繁缛兽面纹，有钺瑁和钺镦；反山M14随葬玉琮3、玉璧26件；M23随葬玉琮3、玉璧54件；M20随葬玉琮4、玉璧43件；反山11座墓葬共出土玉琮21件，而寺墩M3即出土玉琮33件。反山墓地的随葬器物中玉璧多于玉琮，寺墩墓地的随葬器物中则玉琮多于玉璧。显然，太湖南北最高等级墓地随葬的玉制礼器存在着主次和多寡的差异。

玉琮形态可分为单节、多节两大类。单节玉琮或饰细密繁缛的兽面纹，或饰简化兽面纹；多节玉琮则多饰简化兽面纹。多节玉琮流行于太湖北部，以六、七节为多，最多达十节以上。太湖南部除海宁畲墩庙出土1件五节玉琮［104］、桐乡高桥镇太平村采集1件四节玉琮［105］、余杭吴家埠采集1件六节玉琮［106］、德清辉山遗址出土1件七节玉琮［107］之外，基本不见多节玉琮。

太湖北部的多节玉琮上饰简化兽面纹，太湖南部的单节玉琮的繁缛兽面纹上部有羽冠神人兽面纹，如反山M12︰98；亦有饰简化兽面纹，如反山M12︰92。

太湖北部兽面纹的双目之间用弧形纹饰连接；太湖南部兽面纹的鼻部呈“工”字形纹饰。太湖北部的繁缛兽面纹无地纹，边缘有纹饰构成的外框；太湖南部的繁缛兽面纹满布地纹，边缘无纹饰构成的外框。太湖南北兽面纹的眉目、口鼻之间的布局不尽相同，兽面纹的细密繁缛程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兽面纹的差异表明太湖南北可能存在着崇拜神祇的差异，可能存在着祭祀对象的差异。

良渚南北皆有两侧略向内凹弧、刃部较宽的“风”字形玉钺。太湖南部随葬的玉钺平面近似正方形，如反山M12︰100-1；太湖北部随葬玉钺皆为长方形窄体玉钺，不见宽体的“风”字形玉钺。

神巫形玉佩的器身镂空，下部为人形，戴高耸的尖冠。太湖北部的赵陵山M77出土的神巫形玉佩，高冠的尖顶上立一鸟，鸟下匍匐一兽；张陵山西山M5出土的神巫形玉佩，冠上与胸部饰丫形镂空。太湖南部的海宁朱家兜M5出土1件与神巫形玉佩相似的“觽形玉佩”，上端似尖顶高冠，下端似为人头侧面，然面目刻划不明显［108］。

三叉形玉器下端圆弧，上端出方柱体平头三叉，中部有对穿的孔，既有素面无纹，亦有饰繁缛的神人兽面纹或简化兽面纹。三叉形玉器出土于反山、汇观山、普安桥、玉架山、横山、姜家山、金花池和新地里。流行于太湖南部的三叉形玉器不见于太湖北部。

半圆形玉牌作片状，正面微弧，或素面无纹，或镂空，或饰繁缛的神人兽面纹，背面微凹，有三对或四对隧孔以便缀于衣冠，半圆形玉牌出土于反山和瑶山。流行于太湖南部的半圆形玉牌不见于太湖北部。

2.太湖南北的政治中心

（1）王族陵寝的比较

反山是太湖南部等级最高的墓地，寺墩是太湖北部等级最高的墓地。

反山墓地缺乏碳十四测年数据，发掘简报根据鱼鳍形足鼎、折腹浅盘粗喇叭形圈足豆、圈足罐、深腹筒形大口缸等陶器的形态特征对墓地年代进行了推断：“鱼鳍形足鼎是良诸文化最具特征的器种之一，我们认为其发展变化是鼎足两侧较薄、中间较厚的鱼鳍形→外侧斜直加厚的扁侧足→外侧加宽的“T”字形足。反山鼎足为外侧斜直稍厚，内侧仍弧撇的扁侧足，属良诸中期偏早；反山豆的形态特点是折腹浅盘，粗喇叭形圈足稍高，并饰弦纹和扁方形镂孔，也是中期稍早的特征；夹砂圈足罐可以视为良诸晚期出现的泥质陶尊形器的前身；深腹筒形缸与上海福泉山早期良诸墓葬中所出的釜形器相似。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反山墓地应属良诸中期偏早，距今约5000—4800年。”［109］反山墓地的发掘报告重申了发掘简报的认知：“我们在整理、编写《浙江良渚文化小墓分期》时，按陶器的组合、形制特点等将良渚文化分为四期。而后在撰写《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时，参照了小墓分期的标准，在结语的'年代’一节中，'我们认为反山墓地应属良渚文化中期偏早，约距今5000—4800年。’”［110］

据发掘报告的注释113，《浙江良渚文化小墓分期》即《浙江北部地区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1978-1986）》以嘉兴雀幕桥，海宁千金角、徐步桥、盛家埭，平湖平邱墩和德清辉山良渚小墓所作的分期［111］，嘉兴、海宁、平湖、德清等地良渚小墓的分期也因之成为反山墓地分期的基础和分期的标准。

确定墓葬年代除测年之外，还有陶器的器形特征。反山墓地发掘的11座良渚墓葬按年代早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M12、M14、M15、M16、M17、M18、M20、M22、M23等9座墓葬，发掘报告仅公布了M17、M18、M20、M22、M23随葬的陶鼎、豆、盘、罐、大口缸等，遗憾的是无论是发掘简报还是发掘报告皆未公布M12随葬陶器的图像资料。

反山墓地的发掘报告认为，“考古界对于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分期有不同的观点，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112］。正因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分期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113］，因此有必要重新讨论寺墩墓地的年代。

寺墩遗址的第2层中清理了墓葬M3、M4，即M3、M4打破第2层。南京博物院碳十四实验室对T108第2层炭粒的测定年代为距今4270±205年，树轮校正年代后距今4740±230年，碳十四测年的上限为距今4970年。由于寺墩M3是太湖流域第一次发现的良渚文化特大型墓葬，为谨慎起见，发掘报告采用了测定年代与校正年代的平均值，将墓葬年代定为距今4500年前后。

2019年，南京博物院在寺墩M3的东部进行考古发掘，并在美国BETA实验室作了一组碳十四测年［114］，寺墩遗址年代的区间值为距今5300—4526年，据2019年发掘的早期墓葬M4和晚期墓葬M15的测年结果推算，寺墩墓地年代的平均值为距今4911年。

寺墩M3随葬的泥质黑陶贯耳壶、泥质黑陶盘、泥质灰陶折盘细柄高圈足豆等并不呈良渚文化晚期的时代特征。深腹圈足的夹砂红陶大口尊（原报告作“簋”）更具崧泽文化的遗风；折盘细柄高圈足豆的年代明显早于反山墓地随葬的粗柄大圈足豆。

根据陶器的器形特征并参考碳十四测年数据，寺墩M3的年代应在距今49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早期偏晚阶段或良渚文化中期的偏早阶段。

以往认为寺墩墓地多节玉琮的年代晚于反山墓地的单节玉琮［115］，由于寺墩墓地与反山墓地第一阶段的年代相当，从而衍生出多节玉琮与单节玉琮年代的重新讨论。

反山墓地不见多节玉琮，寺墩墓地主要随葬多节玉琮，偶见单节玉琮，单节玉琮与多节玉琮在太湖北部往往并存于同一墓葬，且五、六、七节与十三、十五节的玉琮并存于同一墓葬（如寺墩M3）。因此，单节玉琮、多节玉琮的共存现象和繁缛兽面纹、简化兽面纹的共存现象表明单节玉琮与多节玉琮之间不存在出现时间的早晚，不存在相互之间的发展、演变与嬗递关系。

太湖南部单节玉琮在繁缛兽面纹上部饰神人形象，太湖北部的繁缛兽面纹上部往往饰简化兽面纹，兽面纹的差异暗示着太湖南北存在着神灵崇拜的差异；太湖北部出现的单节玉琮与多节玉琮的共存现象，表明单节玉琮与多节玉琮存在着流行区域的差异和器物形态的差异。

尽管单节玉琮与多节玉琮现今皆称之为“玉琮”，然根据太湖北部单节玉琮与多节玉琮并存的文化现象推测，良渚时期不同形态的玉琮可能有着不同的祭祀功能，有着不同的器名。

（2）良渚遗址群的比较

良渚遗址群依傍天目山余脉，小山孤丘散布其间。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由良渚古城、反山王族陵寝、莫角山神庙宫殿、瑶山和汇观山祭坛墓地、卢村和子母墩祭坛、美人地贵族居住区、文家山和卞家山等中型聚落、塘山长堤和鲤鱼山——老虎岭水坝、茅山古稻田、中初鸣玉作坊构成了“良渚遗址群”。“良渚遗址群”反映了太湖南部“良渚古国”的体系结构和功能分区，体现出太湖南部的“良渚古国”的国家形态。

寺墩遗址的面积约90万平方米，以直径100多米、高20多米的人工堆筑的祭坛为中心，东南约5千米处为连片的低山丘陵，由西南向东北依次为清明山、芳茂山、鸡笼山、陈墩山、秦望山、舜过山，遗址周边的张家浜、草塘浜、窑墩浜、北塘圩、放生池组成一周圆角方形的河道环绕，环形水系围合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寺墩的墩体位于外围水系的中心，寺墩与周边的蒋家墩、陈家新村、高城墩、姬墩山、象墩、箬帽顶、坞墩、乌墩、排姆村、青城墩、城海墩、姬山、南山、赤墩等遗址构成了“寺墩遗址群”。“寺墩遗址群”反映了太湖北部“良渚古国”的社会分层和功能分区，反映了太湖北部“良渚古国”的国家组织和政体结构。

太湖南部“良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约42平方千米。根据寺墩与象墩、高城墩、青城墩、姬山、南山、赤墩等遗址的地理位置推算，太湖北部“寺墩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大于“良渚遗址群”。

反山墓地是一座东西长90、南北宽30、高出地面6米的土墩，寺墩墓地是一座东西长100、南北宽80、高出地面20米的土墩，寺墩墓地的面积与规模皆大于反山墓地。

高城墩墓地的发现为重新认识寺墩墓地的文化性质和文化年代提供了新的佐证。高城墩墓地随葬玉琮、玉璧、玉钺和石钺的现象十分普遍，随葬玉琮的有M3，随葬玉璧、石钺的有M2、M10，随葬玉璧、玉钺的有M1，随葬玉琮、玉璧、石钺的有M8、M11，随葬玉琮、玉璧、玉钺、石钺的有M5、M13。高城墩墓地的排葬规律与瑶山墓地类似，高城墩的性质与瑶山类似。高城墩是太湖北部的祭坛墓地，瑶山是太湖南部的祭坛墓地，寺墩与高城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当于反山与瑶山，高城墩、寺墩之间的距离与瑶山、反山之间的距离相当。

寺墩出土过射径17厘米的大玉琮［116］，号称“琮王”的反山M12︰98射径17.1厘米，两者的体量相当。寺墩出土的十五节玉琮（M3︰16）是太湖流域节数最多的玉琮，寺墩出土的高33.5厘米的玉琮（M3︰26）是太湖流域最高的玉琮，寺墩出土的直径30.3厘米的玉璧是太湖流域体量最大的玉璧［117］。

反山墓地与寺墩墓地的时代相当，是分居太湖南北的王族陵寝，反山M12与寺墩M3是太湖南北并立的良渚“王陵”［118］。“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是太湖南北并立的政治中心。

玉琮、玉璧是“良渚古国”最主要的礼仪用器，除反山、瑶山与寺墩、高城墩墓地之外，太湖南部各墓地顶级墓葬随葬玉璧、玉琮的数量明显少于太湖北部（表四）。

随葬玉琮、玉璧的墓葬应该为神权的掌控者。太湖南部随葬玉琮、玉璧的顶级墓葬有反山M12、瑶山M10、汇观山M4、横山M2、庙前M7、文家山M1、新地里M28、普安桥M19、玉架山M200、钵衣山M2、小青龙M14、姚家山M3、庙前M7，太湖北部随葬玉琮、玉璧的顶级墓葬有寺墩M3、高城墩M13、福泉山M9、少卿山M1、张陵东山M1、绰墩M1、吴家场M207、赵陵山M77、张陵山M5、邱承墩M5、嘉菱荡M1、草鞋山M198、亭林M16等，大大小小神权掌控者表明“良渚古国”强化的是神权政治，“良渚古国”内部可能实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民主制”。

太湖北部除“寺墩遗址群”之外，还有以福泉山遗址为中心，与周边的少卿山、赵陵山、张陵东山、张陵山、草鞋山、越城、亭林、广富林、绰墩等遗址构成等级低于“寺墩遗址群”的“福泉山遗址群”。太湖北部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等级的遗址群，表明太湖北部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可能高于太湖南部。

良渚时期太湖南北存在着崇拜神祇、祭祀对象、礼仪用器、礼仪制度的差异，反映了“良渚古国”的民族共同体中存在着两大族群，并形成了分居太湖南北的两大势力范围和两个政治中心。“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是“良渚古国”并立的都邑性遗址，太湖南北的“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构建了我国文明起源的“双子星模式”（图一五）。

图一五　良渚时期太湖流域社会结构示意图

因此，“良渚古国”不仅是神权与王权并存的二元社会，而且是政治中心南北并立的二元社会。

3.“良渚古国”的社会转型

太湖流域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是一个社会集团对周边社会集团的征服，是一个社会集团对周边社会集团的占有。

“崧泽古国”的西征北伐揭开了“良渚古国”欣欣向荣的序幕，奠定了“良渚古国”繁荣昌盛的基础。

太湖北部西临宁镇丘陵，北望江淮平原。距今5500年前后，“崧泽古国”对宁镇丘陵、江淮平原进行了西征北伐。“崧泽古国”的西征北伐不仅占有了广袤的生存空间，控制了丰厚的自然资源，而且掠夺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俘获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使宁镇丘陵与江淮平原一夜之间成为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

资源包含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资源竞争是导致人群冲突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模式。“崧泽古国”的西征北伐获取了江淮东部栽培稻的种植和栽培技术，优质的水稻种植和先进的稻作农业技术的输入奠定良渚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崧泽古国”的西征北伐还掠夺了“玉资源”，“玉资源”不仅包括蕴藏丰富的玉矿，还包括掌握娴熟治玉工艺的玉工，“玉资源”的涌入与“玉文化”的输入为太湖流域的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催生了崇玉、礼玉的“良渚古国”。

巫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巫是神权社会的掌控者。距今5600—5300年的凌家滩文化已进入“古国”时代，“凌家滩古国”是灵巫统治的神权社会。凌家滩灵巫陵墓出土了大量与原始宗教礼仪相关的玉璧、玉钺、玉人、玉龙、玉龟、玉鹰、玉璜、神巫形玉佩等，其中07M23随葬玉器多达200件［119］。

“崧泽古国”向“良渚古国”悄然转型之时正是“凌家滩古国”突然消失之际，“良渚古国”勃然兴起之际正是“凌家滩古国”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之时。

《诗·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吕氏春秋·仲秋纪》：“五者备当，上帝其享，天子乃傩。”“凌家滩古国”是以玉制礼器为原始宗教象征的神权社会，“良渚古国”也是以玉制礼器为原始宗教象征的神权社会；“凌家滩古国”流行的是以玉事神、以玉娱神的傩文化，“良渚古国”流行的也是以玉事神、以玉娱神的傩文化［120］，“凌家滩古国”与“良渚古国”有着共同的“傩礼”［121］。

“凌家滩古国”的玉制礼器有璜、璧、钺以及神巫形玉佩、动物形玉佩等；“良渚古国”的玉制礼器有璧、钺和新出现的琮。玉制礼器的不同形态与不同组合象征着“凌家滩古国”与“良渚古国”有着不同的民族意识，有着不同的信仰崇拜和不同的礼仪制度。

凌家滩“玉文化”的融入虽然奠定了良渚文化神权政治的基础，但“良渚古国”根据自身的神祇崇拜与宗教信仰对凌家滩“玉文化”进行了继承和改造，强化了祭祀礼仪用器中的玉琮和玉璧，强化了天地神灵的崇拜。凌家滩文化的衰亡时间与良渚文化的兴起时间相互衔接，反映了“凌家滩古国”与“良渚古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反映了“良渚古国”施行的是复合型神权政治。

“崧泽古国”是崇尚暴力的王权社会，“崧泽古国”通过对社会行为的掌控力和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促成了太湖流域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良渚古国”是崇尚神灵的神权社会，“良渚古国”的神巫运用公共权力驱动社会的进程，“良渚古国”是一个神权与王权和谐共存的社会。

太湖流域势不可挡的文化进程是转型的内因，凌家滩神权政治的融入是“崧泽古国”向“良渚古国”转型的外因。由于“崧泽古国”对外的侵略与掠夺，“凌家滩古国”的“玉资源”和“玉文化”在强权的奴役和驱使下迁往太湖流域，在服从代价与违抗代价的抉择中融入了太湖流域，从而导致了“崧泽古国”的化茧成蝶，优雅地蜕变为“良渚古国”。

“崧泽古国”的王权政治与“凌家滩古国”的神权政治虽为“良渚古国”政治体制的两大来源，然在“良渚古国”的发展过程中，神权政治逐渐演化为“良渚古国”主导［122］。由于凌家滩神权政治的融入，太湖流域以王权为主导的“崧泽古国”迈进了以神权主导的“良渚古国”，由崇尚暴力的王权国家转型为崇尚神灵的神权国家，由“军事独裁制”的“崧泽古国”转型为“原始民主制”的“良渚古国”。

“良渚古国”有着功能齐全的礼仪用器和日臻完善的礼仪制度，成为古国时代一颗光芒璀璨的明星；而“良渚古国”的迅速崛起与突然消亡，则成为我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特例［123］。

五、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俯瞰

太湖地区是我国史前文明的圣地，太湖流域的地域文明兼具多样性和统一性，太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有着特殊性和唯一性。

马家浜文化为东方文明的摇篮。马家浜时期的太湖流域存在着东、西两个互有向心作用的文化中心，其文化相互渗透并相互影响。距今6300—6000年前后的太湖北部出现东山村特大型聚落，并出现了原始的宗教礼仪和最初的军事权力。马家浜文化孕育了太湖流域的文明基因，初现了太湖流域的文明曙光。

太湖北部的东山村遗址为马家浜时期的中心遗址，太湖北部的氏族首领掌控着草鞋山类型和骆驼墩类型，太湖北部的文明化程度明显高于太湖南部。

距今6000—5700年前后的崧泽早期，太湖流域开启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东山村遗址群→张陵山遗址群→南河浜遗址群→毘山遗址群→吴家埠遗址群成为“崧泽古国”金字塔形社会架构的真实写照。以东山村遗址群为代表的太湖北部率先进入了古国阶段，“崧泽古国”的出现将我国的古国时代提前至距今5800年，东山村墓地的发现奠定了太湖北部在“崧泽古国”的中心地位。“崧泽古国”处于部落社会向部族社会的转型时期，并形成太湖流域的民族共同体。

距今5500—5300年前后，“崧泽古国”的西征北伐毁灭了太湖流域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太湖流域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毁灭铸就了“良渚古国”的辉煌。

距今4900年前后的“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构成了分居太湖南北的两个政治中心。

由于神权的张力，导致太湖南北出现神祇信仰的差异；宗教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成为社会权力的支柱，原始宗教与神巫政治在良渚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王权的张力，导致太湖南北出现“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出现反山王陵区与寺墩王陵区。根据礼仪用器出现的差异性推测，“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可能分属同一民族共同体中的不同族群。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24］，国家的出现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瓣花朵”的向心结构，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相互作用圈”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多元一体”的凝聚核心［125］。从社会复杂化到古国诞生，从古国向王国转化，从王国到帝国建立，是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经的发展阶段与发展历程［126］。

中华民族的文明化进程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崧泽古国”与“良渚古国”映衬着中华文明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时代，太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太湖流域社会复杂化的发展轨迹和社会文明化的演进模式，反映了我国文明起源存在着多种模式。太湖流域由王权统治的“崧泽古国”转型为神权统治的“良渚古国”，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独树一帜的“太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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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秉琦：《太湖流域考古问题》，《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

［2］a.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马家浜》，文物出版社2019年。

［3］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嘉兴吴家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嘉兴吴家浜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十辑，文物出版社2014年。

［4］罗家角考古队：《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5］张梅坤：《桐乡新桥遗址试掘报告》，《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专刊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7］a.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吴兴县邱城遗址1957年发掘报告初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湖州市邱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

［8］楼航、梁亦建：《长兴江家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吉芝里遗址的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10］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

［11］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12］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

［13］苏州博物馆：《江苏吴江广福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

［14］a.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b.南京博物院：《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15］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16］南京博物院等：《东山村》，文物出版社2016年。

［17］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张家港许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0年第5期。

［18］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无锡锡山彭祖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4期。

［19］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科学出版社2010年。

［20］南京博物院等：《祁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21］a.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年第2期；b.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c.常州市博物馆：《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d.江苏省圩墩遗址考古发掘队：《常州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e.常州市博物馆：《1985年江苏常州圩墩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22］武进县文化馆等：《江苏武进潘家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5期。

［23］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24］a.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苏宜兴骆驼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7期；b.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25］南京博物院等：《宜兴西溪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02年第11期。

［26］南京博物院等：《溧阳神墩》，文物出版社2016年。

［27］a.朱芸芸：《溧阳秦堂山遗址考古》，《大众考古》2016年第1期；b.高伟、周润垦：《溧阳秦堂山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主编《江苏考古（2012-2013）》，南京出版社2015年；c.史骏、甘恢元、周鑫：《溧阳秦堂山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主编《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

［28］贺亚炳、周鑫等：《太湖西部大规模史前遗址——江苏溧阳东滩头遗址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22年2月11日第8版。

［29］张敏：《关于环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思考》，《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30］张敏：《马家浜文化三题》，《东南文化》2012年第1期。

［31］张敏：《崧泽文化三题》，《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

［32］乌墩考古队：《武进乌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通古达今之路》。

［33］常州博物馆：《常州新岗》，文物出版社2012年。

［34］南京博物院等：《南楼2006年度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35］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张家港徐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第3期。

［36］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江苏常熟钱底巷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

［37］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38］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吴江同里遗址发掘报告》，《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

［39］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昆山姜里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期。

［40］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松江县汤庙村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41］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文物出版社2000年。

［42］李伯谦：《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的启示》，《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4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文物出版社2005年。

［4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4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4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小兜里》，文物出版社2015年。

［4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皇坟头遗址的崧泽文化墓葬》，《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4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九虎庙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4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酒地上遗址2013年度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瑞寺桥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1］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队：《桐乡普安桥遗址早期墓葬及崧泽风格玉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官井头遗址崧泽文化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石马兜遗址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5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湖州市章家埭遗址试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州塔地遗址的崧泽文化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兴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兴红卫桥遗址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5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吉芝里遗址的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60］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吉安乐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b.《安吉安乐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c.《安吉安乐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的阶段性收获》，《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61］余杭吴家埠遗址清理墓葬28座，分为四期：第一期墓葬8座，属马家浜文化；第二期墓葬9座，属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故将其归入崧泽文化；第三期墓葬7座，第四期墓葬4座，属良渚文化。第二期墓葬中，随葬器物最多的M8的年代偏晚，可归入第三期。因此，本文采用了第二期随葬器物仅次于M8的M11。

［62］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文物出版社1993年。

［63］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科学出版社1999年。

［6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文物出版社2006年。

［65］a.张敏、汤陵华：《江淮东部的原始稻作农业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b.王才林、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原始稻作遗存的再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6］a.罗宗真：《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玉器的初步研究》，邓聪编《东亚玉器（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b.张敏：《句容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6期。

［67］a.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反映的信仰状况》，《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b.张敬国：《从安徽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谈中国的玉器时代》，《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c.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

［68］a.栾丰实：《崧泽文化向北方地区的扩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27页。

［69］张敏：《距今5500年前后的长三角》，《长三角文化论丛》编委会编《长三角历史文化及当代价值》，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70］苏秉琦：《良渚文化的历史地位》，余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71］王志敏：《江苏省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

［72］尹焕章、张正祥：《对江苏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些认识》，《考古》1962年第3期。

［73］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74］任林平、许晶晶：《常州市青城墩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主编：《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

［75］a.陈丽华：《江苏江阴高城墩出土良渚文化玉器》，《文物》1995年第6期；b.南京博物院等：《高城墩》，文物出版社2009年。

［76］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常熟罗墩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7期。

［77］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常熟良渚文化遗址》《文物》1984年第2期。

［78］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文物》1986年第10期。

［79］a.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b.苏州博物馆等：《吴江梅堰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80］南京博物院：《赵陵山》，文物出版社2012年。

［81］a.苏州博物馆等：《江苏省昆山县少卿山遗址》，《文物》1988年第1期；b.苏州博物馆等：《江苏昆山市少卿山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4期。

［82］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文物》1984年第2期。

［83］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等：《江苏昆山朱墓村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84］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

［85］a.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b.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

［86］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金山区亭林遗址1988、1990年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10期。

［8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88］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8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

［90］浙江省文物局：《发现历史》，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

［9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

［9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9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9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

［95］浙江省余杭县文管会：《浙江余杭横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9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钵衣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10期。

［9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余杭玉架山遗址：环壕聚落》，浙江省文物局编《发现历史：浙江新世纪考古成果展》，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

［9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姜家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6期。

［9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黄路头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1年第5期。

［10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金花池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1年第5期。

［10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年第7期。

［10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小青龙》，文物出版社2017年。

［10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10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佘墩庙遗址》，《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

［105］嘉兴文物局：《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集·器物卷》，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106］同［6］。

［107］德清县博物馆：《德清博物馆文物珍藏》，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108］海宁市文物保护所：《浙江海宁朱家兜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1年第3期。

［10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10］同［92］，第365页。

［11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北部地区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1978-198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112］同［92］，同第365页。

［113］a.陈国庆：《良渚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b.杨晶：《论良渚文化分期》，《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c.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d.黄宣佩：《论良渚文化的分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e.宋建：《论良渚文化的兴衰过程》，《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f.李新伟：《良渚文化的分期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g.朔知：《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h.秦岭：《良渚文化的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114］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常州天宁区寺墩遗址2019年度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2年第5期。

［115］王巍：《良渚文化玉琮刍议》，《考古》1986年第11期。

［116］陈丽华：《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84年第2期。

［117］陈丽华主编：《常州博物馆50周年典藏丛书·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

［118］王明达：《良渚遗址群再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11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120］张敏：《红山与良渚：玉器形态与原始宗教形态相互关系的再思考》，《玉魂国魄（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121］a.林河：《中国巫傩史：中华文明基因初探》，花城出版社2001年；b.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2］李伯谦：《从崧泽到良渚——关于古代文明演进模式发生重大转折的再分析》，《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

［123］张敏：《倏而来兮忽而逝：远逝的良渚文化与远古文明》，《东亚文明》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124］〔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

［125］a.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b.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3年；c.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26］a.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b.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决策探索》2015年3月（下半月）；c.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卷。

（作者：张敏 南京博物院；原文刊于《东南文化》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