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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帆 1929年顾维钧回国，至沈阳与张学良协政。此前蒋介石曾派张群、方本仁向他传话，说关于他的被通缉，“是胡汉民干的，不必以此介意，实不足轻重。倘我在南京，必不至此。”张学良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发还他的财产，南京政府遂对顾维钧“既往不咎”。 顾维钧对日本素有警惕，辅佐张学良时，劝他对日要强硬，但张学良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为了保存东北军实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一枪未发便退出关外。而此时，蒋介石还在江西“剿共”，不知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战略。事实上，当时仅东北军兵员便几乎与日本全国兵力相等，而国民党军队几乎是日本当时的关东军的十倍。毫不抵抗地退出，使关东军轻易地占领了东北，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因此更加膨胀，也使国际上更加看不起中国。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民众舆论轰下了台，蒋介石同张学良商量，要顾维钧前往南京任职，并派飞机前去迎接。顾维钧就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后，即提出设立“锦州中立区”的缓兵之计，为全国民众所不容，不久被迫下台，转任“收复东北失地委员会”主任。 1932年1月12日，国联行政院任命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中国，调查由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为所形成的“满洲问题”，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调查团。由于顾维钧坚定的爱国态度和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当局十分害怕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去满洲，千方百计予以阻拦，并以暗杀相要挟。顾维钧则表示：“如果生命遭到不测或为国牺牲，我认为这是一件极大的光荣。” 顾维钧在东北与日本侵略军头子本庄繁斗智斗勇，依靠当地爱国人士的帮助，巧妙地躲过了日本特务的暗杀，很好地协助调查团完成了工作，并于2月8日为调查团起草了一个日本侵华长篇备忘录，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 1932年顾维钧出任驻法大使到达巴黎，直到1949年，顾维钧都在驻法、驻英、驻美和驻国联、驻联合国的大使或代表任上。整个抗日战争中，顾维钧对国家贡献巨大。作为国联行政院的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国联听证会上，顾维钧力陈日寇在东北制造的侵略事实，就东北问题继续与日本展开交涉。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国联通过了关于满洲问题的报告书，使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得到确认，而且得到各会员国承诺，在法律上或实际上都不承认满洲国。但由于英法无意制裁日本，因而仅凭这一纸报告书无法让日本撤军。也就是说，报告书虽然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但如果我国不依靠自己的行动捍卫自己的领土，报告书只能是一张废纸。 而当时，南京政府正忙于内战，实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根本无意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武力抵抗，只是一味妥协退让，使顾维钧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 1933年5月，南京政府又接受了日本的屈辱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日中之间实现了停火，顾维钧的工作重点不得不从争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相应地转变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和经济援助。 抗战全面爆发后，顾维钧在国外特别注重收集日本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情报，力争列国扩大对华援助。同时在国外购买抗战急需的物资、招募飞行员，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此间中国与其他反法西斯盟国合作的大部分谈判都有顾维钧参与或主持，英美苏盟邦对华援助的很多款项，都是经顾维钧和其他外交官努力争取游说而得来的。他在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官中有广泛的个人交往，他充分运用这些“私交”为“国交”服务。 此外，顾维钧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性。1941年以前各国对日姑息妥协，中国独立抗日。为了争取国际支援，顾维钧在集会、广播和外交场合下，多次发表演说、演讲，充分发挥其无比之辩才，为争取美欧朝野尽早放弃绥靖政策奔走呼号。直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顾维钧仍在盟国之间穿梭往来，不停地为中国抗战竭尽一个外交官的最大努力。 从1941年至1946年间，顾维钧在驻法国大使任上曾三度回国，三度赴美。每次回国都要在重庆住几个月，汇报工作，以及听取蒋介石的意见，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蒋介石对顾维钧礼遇有加，有一次约他同赴黄山，其间两人步行了一个半小时，边走边谈，表现亲切随意。在送顾维钧就寝时，蒋介石亲自到房中并检查床褥，而出门时必喊人帮助顾维钧穿大衣并备汽车，对顾维钧的招待可谓殷勤备至。在谈话中，顾维钧有什么意见时，蒋介石必从抽屉中拿出纸笔记下。顾维钧认为蒋介石是受宋美龄西方习惯的影响，其实不然，蒋介石当时迫切需要西方外援，此举不过是对顾维钧的笼络手段罢了。 但顾维钧对国民党的独揽外交大权颇有些不满，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委婉地抱怨说，在该党专政之下职业外交家“主动之机会极少”。在为国民政府争取外援时，断乎不知哪些物资会用于内战，哪些是用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在驻法大使任上，顾维钧做的是国民党的官，但在巴黎很少接近国民党驻法的负责人。西安事变时汪精卫在意大利，特约顾维钧去商量今后的事宜，想听听顾维钧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便问：“蒋先生还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维钧说：“有此可能。”汪精卫听了非常惊讶，但却不再往下问了。 顾维钧在重庆谈起这件事时说，汪先生之所以不谈下去了，是因为他断定蒋先生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是威信扫地，再不足以号令天下。顾维钧之所以认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有可能“出来”，是由于他与张学良相处日久，了解甚深，根据张学良为人处世原则判断的。后来汪精卫乘船回国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回到了南京。 由于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崇高威望以及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汪精卫叛国后，企图拉顾维钧加入他所组织的卖国内阁，顾维钧对此极为愤慨，予以严词拒绝，并指出这一行动的实质是“挑起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并为日本人征服和长久统治中国铺平道路。” 顾维钧是中国最早关心成立一个组织维持世界和平的人，也是中国政府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此问题的人。1943年10月，美、苏、英、中发表莫斯科宣言，计划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4年9月，美国邀请苏、英、中集会敦巴顿橡树园，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率团出席了会议。苏联认为中国不足以称为强国，英国也有同感。但顾维钧作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权威，竭尽全力为中国争得作为强国的发言权。在联合国设置、表决程序、权力与分配等问题上，美、苏、英三国存在分歧，顾维钧常居间调停。 在1945年3月的旧金山制宪会议前夕，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摒弃内政上的歧见，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力主共产党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以显示中国一致对外。但是要使一个共产党人参加到代表团里的想法，是旧金山最不能接受的。顾维钧则直接提出请董必武作中共代表，此前在巴黎他曾与董必武有过一面之缘，印象极佳。董必武通晓国际事务和蔼可亲善于辞令，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最终，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董必武被任命为共产党的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 会议期间，董、顾配合默契，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董必武都与顾维钧商就，顾维钧无形中成了非国民党人士的联络官。在这次由中国不同党派、无党派和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的旧金山制宪会上，没有出现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时中国代表团内部的大分歧，也有顾氏从中协调的功劳。 关于顾维钧对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贡献，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斯退汀纽斯称其“在各种委员会讨论微妙问题时，善能运用机智，贡献殊多”。杜鲁门总统在会议结束时，重复了其国务卿对顾维钧的赞语。1945年6月25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中，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旧金山会议后，顾维钧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在解放战争时期，顾维钧调任驻美大使。他深知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意义，并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前途，他对自己这一时期服务于一个形象不好的政府而颇有烦言。而且美国对蒋介石从不完全信任，蒋介石对美国用美式民主标准衡量国民党也很不满意。但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他为协调这种矛盾作出了努力，并尽力发挥其影响力为国民党争取美援。 在1948年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提出三年内提供30亿美援的要求中，顾维钧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他为国民党争取通过美国调处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而努力，但最终无果。 ◇出任海牙国际法官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生命中的最后期限，顾维钧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尴尬最无奈的时期。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一份战犯名单，顾维钧榜上有名，已令他不胜悲哀，而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他还要为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继续奔走效力，承受他国的冷漠和不屑，令他十分难堪与无可奈何。 顾维钧在回忆中写道：“回顾往事，这实在是我最为困窘的日子。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是那么令人沮丧，而我仍要工作，在美国政府颇不友善的态度下为“国家”尽心尽力。” 顾维钧为国民党到处奔走效力，他恳请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恳请美国拨款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对财政赤字，可美国的冷淡回绝令他心灰意冷。 不只是美国让顾维钧失望，如果说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巴基斯坦、以色列、阿富汗等诸多国家先后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在顾维钧的意料之中，那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不给国民政府哪怕是道义上的支持让顾维钧深受打击，而英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发出承认书也让顾维钧感到万分难堪。 顾维钧曾在日记里记下当时孤单和尴尬的情况：“我觉得向外交使团人员致意时，现在要加倍小心，这么多国家承认中共政权，在社交或公共集会上不论我问候他们的大使还是他们向我致意都是不妥当的，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涉及个人所代表的国家，这在外交界是关系重大的。”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仍旧为巩固国民党政府，争取美国支持四处奔波，他甚至联合胡适、蒋廷黻企图在台湾组建一个国民党的反对党——自由党，以促成两党制，改变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独裁形象，博得美国人的好感。可是蒋介石怎么会容许别人在台湾分享他的权力呢？这个计划注定以失败告终。 1954年9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以示“礼敬”。这一炮不仅震动台湾当局，也将美国军政高层炸成了两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军事领导人中，一派认为美国应该使用军事力量阻止中共占领金门，一派认为由美国给予台湾一定的援助为上策，即美国出钱出枪，台湾出人出力。 在此情况下，美台双方开始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台湾派出“外交部长”叶公超与顾维钧与美方代表饶伯森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使台湾丧失了独立的地位，也就是说，台湾对大陆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必须取得美国的同意，甚至台湾的军事部署及调动也必须事先与美国商量，经美国同意后方可实施，顾维钧的一番努力使台湾成为了美国军事部署上的一颗棋子。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而代表中国出席“五强会议”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率领300多人的大型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参加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台湾当局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 其间，顾维钧一面指示出席国际卫生组织会议的台湾代表郑宝南搜集情报，一面拜访美国助理国务卿饶柏森，期望美国能采取行动来尽量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扩大的政治影响。但一位菲律宾记者拜访顾维钧时一句客观的评论，让顾维钧顿觉心灰意冷：“国民党'中国’在日内瓦完全被忘掉了”。 偏居一隅的国民党政权与大陆蒸蒸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形成鲜明对照，顾维钧深知，他为之服务的这个旧式政权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本人的外交生涯也将宣告结束。其实，在美国饱受煎熬的顾维钧早已萌生去意。 1956年，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要他赴台议事的电报。回想起两年前国民党在纽约所办的一份中文报纸所言“顾维钧老矣”的话题，想起一年半前奉召回台时蒋介石曾征询他是否愿意出任“考试院长”一事，顾维钧意识到辞职的时机到了。 回到台湾，顾维钧诚恳地对蒋介石说：“我已像一匹老马，体衰力竭了”。希望由年轻人来接替他的工作，而蒋介石并没有挽留。返美之前，顾维钧又对蒋介石作了一次礼节性拜谒，这一次，蒋介石没有像以前那样送他出门并把他送上车，只是把他送到会见厅的门口便返回了，蒋介石不会对一个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人优礼有加的。 事后，蒋介石又通过张群之口，委任顾维钧为“总统府”资政。就这样，69岁的顾维钧告别了华盛顿双橡园，结束了十年驻美使命，也告别了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他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房子，那里草木葱茏，空气清新，流水潺潺，鸟语花香。他准备在这里过一段隐居生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时间，使奔波了几十年的身心得以调整和放松。 这时的顾维钧准备做三件事情：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在他尚未着手去做这些事的时候，来自台湾的叶公超的电报便送了另一个消息，一个足以打乱他的计划的消息，叶公超在电文里希望他同意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以递补由于中国籍法官徐谟在荷兰去世所遗留的空缺。国际法官地位尊崇，待遇优厚，顾维钧欣然同意。 在安理会的选举中，顾维钧凭借以往的国际威望和老朋友杜勒斯的帮助，经过多轮投票，终于以多数票顺利当选为国际法院的法官，并于1957年4月开始就职。到1958年2月徐谟遗留的任期结束后，顾维钧再一次竞选法官，这次在第一轮投票中顾维钧就获得了绝对多数票，确保了在国际法院中连任九年的法官职位。 1959年5月13日上午11时，国际法院为顾维钧举行就职仪式，就职仪式非常隆重，成为顾维钧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1963年，顾维钧又被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在海牙法庭十年任职期间，顾维钧工作出色，共参与处理了17项案件，提出了两项咨询意见，参加了200多次会议。 顾维钧从外交生涯开始以来，便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都坚持记下工作中的要事，上到国际政治事件，下到生活琐事，从不间断，即使有时公务繁忙实在无暇动笔，也会在之后抽空补齐。顾维钧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政府训令和他与英法美等国政要及工商界巨子的谈话、演讲稿、剪报、秘密卷宗等等。这一切，都给顾维钧撰写回忆录提供了便利。 在海牙国际法院任职期间，从1960年开始，在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下，顾维钧开始了回忆录的撰写工作。但每年他只有三个月的假期进行这项工作，到1966年从海牙法院退休以后，这项工作才得以全面展开。在回忆录撰写的17年里，共有两位博士，五位打字员，两位庶务员帮助顾维钧进行这项工作。 这部史学巨著的撰写程序是：先由顾维钧本人重温一遍过去的日记、文件，参考必要史料，在慎重的思考之后再口述录音，再由助手整理成文，最后由他自己修改定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麦基曾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评价：“顾博士的回忆录不仅有极详细的记述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地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杰出的老同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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