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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提 要 
顾维钧 1931年9月19日晨，一阵急切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电者是张学良的秘书亨利·端纳，他催请对方立即来少帅处商讨事宜，因为就在昨晚，日本关东军突袭东北军驻地，并且占领了沈阳城，而此时与端纳通话之人正是在巴黎和会上力争国权、作出精彩发言的外交家顾维钧。来到张学良处后，顾维钧见到他与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正在商讨对策，不过，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谁也提不出好的对策。此时，顾维钧立即提出了两点建议：“一、即刻电告南京政府，要求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要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二、立即派出精通日语者，会见关东厅长官冢本清治及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以明确日方企图。”而张学良只采纳了第一条建议。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主导建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权力。然而，顾维钧认为此举违反民国宪法，断然辞去公职，后经张作霖多方邀请仍然拒绝进入新政府，不过此事似乎并未影响顾维钧与张氏父子之间的情谊。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奉军退回关外，由于顾维钧此前曾以代总理、总理之职署任北洋时期的民国大总统，故被国民政府视为敌方要员而加以通缉，无奈之下，顾维钧只得逃亡国外。 其实，蒋介石对于顾维钧的外交才能还是十分欣赏的，加之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方面，要求撤销对顾维钧的通缉令，最终，蒋介石亲自表态认可并多次邀请其赴南京任职，不过，此时国府内部派系林立，由于不想被卷入派系斗争，顾维钧并未回应。 通过上述张、蒋被拒之事可以看出，顾维钧在政治上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然而，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再度发出邀请，面对国家利益，顾维钧打破沉默，再度出山，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重返外交界。为使国民政府获得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强有力地揭露日军侵略行径，1931年11月23日，顾维钧开始代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一职。 此时此刻，日军已侵占东北大部分地区，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顾维钧亦颇感无奈。此刻守住锦州已成为重中之重。在这期间，顾维钧曾致电张学良表示：“近日国联形势恶化，锦州情形又急，日本所云无意进攻，恐不足信。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足见顾维钧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相当清晰、透彻。此时，国民政府拒绝与日本方面进行和谈，而是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的干涉，但顾维钧凭借多年的对日外交经验认为，此举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局势，反而会使日方以中国拒绝谈判为由制造事端，致使东北局势再度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顾维钧提出了“锦州中立化”方案，建议将“华军撤入关内，但须列强三四国保证日军不再进攻，并在锦州之南北划一中立区域。”然而，全国范围内反日情绪高涨，方案公布后，反对声浪此起彼伏，顾维钧承受着巨大压力。 事实上，早在方案公布之前，顾维钧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即表示：“英、法、美三国深恐日军有袭攻锦州之意，均已派遣专员前往视察”“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但顾维钧外交家式的思维和考量始终无法得到普通民众的理解，加之南北学生赶赴外交部抗议，顾维钧不得已于12月22日辞去外长职务。这时，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亦对顾维钧进行安慰。 1932年1月21日，以李顿伯爵为首，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正式成立。 为了协助调查团的工作，中日双方均以调查团顾问的身份派出本国代表，条件是精通外交的非政府成员，顾维钧长期活跃在外交界，且经验丰富，完全符合调查团的要求。日本方面对于顾维钧的到来十分忌惮，他们一方面在当地制造暴力事件，烘托恐怖气氛；另一方面利用他国使节托话给顾维钧及其夫人黄蕙兰，大谈东北局势混乱，希望能劝阻顾维钧放弃东北之行。同时，日本军方也放话，顾维钧如果进入东北，日方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然而，面对日方的威胁，顾维钧毅然决定前往…… 面对“李顿调查团”的来访，日本方面精心准备，极力粉饰、布置敏感区域；指使汉奸组建队伍欢迎调查团；宣扬伪满建国是民心所向等，而顾维钧等中方人员则被全面监视。 调查期间，顾维钧先后向“李顿调查团”递交了《中日纠纷问题总说帖》《日占领东三省之说帖》《二十一条及1915年中日条约之说帖》《日本破坏中国统一谋划之说帖》《日本人在东北、沪、津以及各地挑衅寻仇情形之说帖》《日本所谓中国教科书内排外教育之说帖》《中国努力开发东三省之说帖》《日本违犯条约及其侵夺中国主权27类之说帖》等20余份报告，以详尽的事实向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华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终，调查团认定九一八事变计划精密，日军不属于合法自卫；“满洲国”为日本扶植成立并非自然独立产生；东三省领土主权归中国所有。 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大会，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顾维钧首先介绍了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之后反问道：“假设日方采取的是自卫，那么自卫用得着攻占奉天、长春、齐齐哈尔等众多中国城市吗？如果中方开着军舰登陆本州岛，占领了东京，那还能叫自卫吗？” 接下来，顾维钧将各国与会代表带回到那场曾经万众瞩目的巴黎和会现场，说道：“十三年前，在巴黎，那时候我亲眼看着日本强取了中国的山东……我打了个比方。我说，一个人，丢失了他的钱包，被另一个人捡到了。然后捡到钱包的人拿走了里面所有的钱，将空空的钱包还给主人……今天，十三年过去了，那个捡钱包的人，现在竟然连空空的钱包也要抢走。” 最后，顾维钧直指此次演讲的目的，并提出警告：“如果今天，'国联’连《李顿报告书》都不能通过，我们再让了东北，那么，我恐怕十三年后，将不会再有各国代表出现在这个会场上了，因为那时候，国际联盟将不会存在！三十年后，我恐怕，将不会再有和平可言，世界将永无宁日！”话音刚落，整个会场爆发出整齐而热烈的掌声。 1933年2月24日，“国联”以42票同意，1票反对，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对此，日方极为不满，并于日后退出了国际联盟。 此后，顾维钧继续活跃在外交战线上，与日抗争，争取外国对华援助。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阔别祖国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迎来光复。 作者：李 臣 编辑： 秦雪 赵昕 审核：鲍家树 监制：邵宏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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