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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9月18日，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人们视为国耻，人民愤怒，羞耻，铭记这一天。 而在当年的这一天，有一位年轻人，他跟我们一样愤慨，他不仅要记住这一天，还要用自己的行动为祖国讨回公道！ 他是顾维钧。 一提到他，我们便会记起这位能言善辩的外交家拒绝在巴黎和会签字时的义正言辞，大义凛然。 电影《我的1919》陈道明扮演的顾维钧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片段 而鲜少有人知道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唯一一名联合国调查团代表收集日军暴行的证据，在国际上为祖国发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被日本强行占领，建立伪满洲国。 中国代表不满日军的侵略，要求国际联盟采取维和行动。 经国际联盟的一致协商，以李顿爵士为代表的英、法、美、徳、意5国共同派出代表前往中国东北进行调查。与此同时需要中日双方派出代表作为顾问协助调查。 顾问身份要求不能是政府官员，同时必须精通外交。中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顾维钧。 顾维钧当时刚辞去外交官的角色，无论是身份上还是外交经验上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顾维钧也义不容辞的答应了。他此次跟随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目的就是实地考察，收集证据，撕破日军虚伪的嘴脸！ 日军得知中方代表为顾维钧后，对他十分顾忌。 一方面制造一系列暴力事件，形成恐怖气氛，恐吓顾如果进入东北不能保证其人生安全；另一方面，日军托人给顾维钧夫人带话，宣扬形势紧张，希望劝阻顾维钧上东北的行动。 但顾维钧都不为所动。毅然决然的前往东北。 在1932年的3月14日，调查团从上海前往北平，再从北平前往东北。 而在这时中日双方在行驶路线上出现了分歧。 中方要求走山海关，日方要求走水路到大连。 日方之所以不肯走山海关，就是为了不让代表团看到日军侵略中国的惨象。而选择走水路是由于大连在日俄战争中就转给日本了，在“九一八”时相对太平，没有大的战事。 在双方的僵持下代表团决定走山海关这条路，谁知蛮横的日本关东军无视代表团的要求，禁止列车通行。无奈之下只能从水路前往大连。 等代表团到了中国东北后，日军制造出一系列假象： 收买汉奸组成所谓的民意调查团热烈欢迎调查团； 逼迫百姓在大街上贴横幅大张旗鼓拥护伪满洲国； 张贴赞扬伪满洲国的海报； 制造百姓安居乐业的假象..... 这些假象骗过了代表团其他成员但却骗不过顾维钧的双眼。 他注意到虚假的背后很多百姓都备受压迫。 他私下收到一封又一封匿名举报信件，都是中国同胞冒着生命危险偷偷送来的。 一方面他将这些信件整理收集好，作为传达给国际联盟的证据； 另一方面他积极行使调查团职责，向调查团推荐受调查人，鉴于普通民众处于日军的淫威之下，他积极推荐各大银行的中国经理，这些人地位显赫，不容易受到日军的控制，能够陈述事情的真相； 同时，他还精心设计调查问题，质疑伪满洲国的建立不是民族自觉的运动。矛头直指日军。 而在这些积极的背后，顾维钧也成了日军重点“保护”对象，一天24小时都被日本特务全面监视。人生自由受到严格控制，更为严重的，日军甚至想暗杀顾维钧 ！ 在他跟随调查团准备前往长春时，日军设下暗杀计划。 在顾维钧所坐的列车车厢上安装炸弹，一旦列车发动就进行引爆。欲制造出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好在因调查团终止了去长春之行，日军的阴谋才没能得逞！ 以李顿为首的联合国代表团在东北进行了45天的调查，在顾维钧的协助下，最大限度的了解到“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实况。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在北平签署报告书，指出：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种种行为超出正当防卫！ 报告最后结论为：没有日本军队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不可能成立。它没有得到中国人的支持。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以40票比1票（一票为日本）通过李顿报告书的声明。声明“满洲国”的建立不是出于民族自觉的运动，指出日本应退出满洲。 这份国联的声明书凝聚了顾维钧的心血。通过顾维钧的努力让国际人员看到了“九一八”以来事情的真相以及日军的暴行 然而“弱国无外交”。日军对于国联的决定大为不满，退出国联，依然强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国际调查团报告》成了一张废纸！ 虽调查的结果没能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 但顾维钧在祖国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为祖国的权益而奔走效劳， 在民族大义面前不怕牺牲的精神 深深的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 而所谓“弱国无外交”。 中国只有不断的强大起来， 需要前赴后继 为祖国事业不断努力的人们， 才能屹立在世界之林！ “九一八”这天， 我们勿忘国耻， 铭记历史，警醒未来。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对历史的责任， 对正义的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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