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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期，礼崩乐坏意味着人类根据风俗习惯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遭到了破坏，人们从原有的氏族社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但人却被分裂为本来的（自我、单个人、自身）和非本来的（大众、人家、叛变自由）两种人，而造成了人们生活目的的迷惘和人生意义的失落，人们在道德、习俗、宗教、文化、思想、观念等等方面面临着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这一哲学问题。而且，由于以铁器和牛耕为代表的科技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虽然能使人们获得肉体和心理(或精神)的愉悦，但却使人们受到了由于身体的自然需要所呈现出来的非理性情欲所支配，人们又一次膨胀了欲望。但科技的发展不仅更新了人们说明世界之谜的宇宙智慧，也更新了指点人生迷津的人生智慧。由理性激发了人们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使人类的生命本能和理性道德产生了明显的冲突。诸子百家为了解决人们如何在各种冲突的渴望与欲求间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便开始从根本上去追问风俗习惯或道德观念的根本意义和约束力的根据，它来自哪里？人究竟应该采取怎样一种人生态度？人生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事情（也即应当修养哪些德性或遵循哪些道德规范）？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幸福观？个人应如何处理与传统习俗的关系？这些哲学问题，即“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样一个最根本的“苏格拉底问题”。这其中，以道家和墨家等理性主义者认识到风俗习惯是一种欠缺反思的社会道德，只能应对生活中那些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反思的急事。如果一个人只会满足于自己生物性，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动物。人作为高级生命形态，人性之开端就应该脱离兽性。当一个人言行中的动物性越少，人性越多，那么这个人的境界就越高。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集团、一个国家、甚至全人类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文明的进步应以某种动物性本能欲望被抑制为前提，才能使人们从野蛮状态进化到有教养的文明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据此，道家和墨家为了使人类摆脱原始动物性，便根据理性原则建立起人类社会需要的道德法则，以便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时，受到道德义务的约束而“应该地”去做，而不是无拘无束地自然而然地做。由此，伦理学便不在于描述人的行为，不在于指导做什么，而是通过理性原则使习俗道德发展为理性道德规则。人类的道德生活便从来自于生物学的自然本能走向自由性。 理性主义者从人的意志本身含有普遍的道德规范要求出发，强调每个人都有能力进行道德选择，每个人应该成为了自己行动的主宰，通过自己的选择铸造自己的命运，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成为了有责任的人。因此，人应该自己为自己立法，并自觉遵守，以追求做人的极致，有尊严、有自由、有信心，善待自己、善待他人，遗后世以良风益俗，也就是强调道德上的自律。但在责任这一负担的压迫下，每个人必须为他的自由、他的选择、乃至他的存在付出代价，人类也从群体走向个体。正因为如此，道家提倡人应该是自我的存在；墨家提倡正义、平等和博爱；庄子提倡自由，使先秦时出现了以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为目标的个人主义运动，这也使理性主义者产生了孤独感。 再有，我们从人类历史上可以看出，轴心时期还是东西方社会从美德向着善发展的时期。也是哲学上善与真产生矛盾之时。在西方，苏格拉底提出了善。在东方，老子等也都提倡追求善。而孔子在《论语》中虽然多次提到善恶，但孔子只注意到属于美德的仁，这意味着孔子未达到善的层次。儒家是到了孟子，才转向了求善。换句话说，善才是理性主义者所倡导的道德。 理性的发展还使东西方社会都陷入了道德是可教的还是天生的矛盾之中。在古希腊，柏拉图在《曼诺篇》中通过曼诺提出了这一问题：道德是否可教？它是天生的，还是训练出来的？苏格拉底认为不能这样讨论问题。如若一个人对于曼诺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就不能知道曼诺是穷还是富。所以，必须先知道什么是道德，才能知道道德是否可教。现在先假设道德是知识，再讨论它是否可教。如果道德是人心所固有，它就是自然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必须通过教化才成为有道德的人，那么它便是一种知识，则道德便不是人心所固有。因为，德性可教就意味着德性是可以任意改变的，换一种教育就会造成一种德性。从而，一个人不是根据德性自身的价值来决定是否接受这种德性，而是根据自己受到的教育。这样，教育者所施展的教育手段就具有了决定意义，教育者可以通过富有魅惑力的手段来影响受教育者，从而达到任意塑造一个人的德性的目的。如此一来，德性本身的价值就丧失了。由于欠缺理性的指导，儒家在人性是先天与后天、本能与培育、自然与使然的张力之间陷入了矛盾，既承认人性的自然根据，又接受人性的后天教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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