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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红楼梦》的人一定都会对薛宝钗这个姑娘知识面的广博留下深刻的印象。沈慕韩在《红楼百咏》中赞她“才华文藻说萧娘，魂染蘅芜体自香”[1]，罗凤藻也说“一种温柔偏蕴藉，十分浑厚恰聪明”[2]。 事实上，从书中具体描写来看，从程朱理学、道家禅宗，到诗词歌赋、戏曲绘画，再到医学经济、生活常识，她似乎无所不知。这一渊博的特质，也是作者曹雪芹贯穿全书着力刻画的一点。 （一）文学与艺术：积累深厚 才华出众 宝钗初来贾府不久，就渐渐显示出学问上的过人之处。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时，元春特意亲自考宝玉作诗，宝玉作的“怡红院”一首内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瞥见，便暗中提点他元春不喜“绿玉”二字，不要再次犯讳。 只是宝玉紧张之下，抓耳挠腮想不起“蕉叶”的其他典故来代替“绿玉”。宝钗只好再次提醒改作“绿蜡”即可，宝玉却还不知出处。宝钗嘲笑他竟忘了唐钱珝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一句。被一语点醒后宝玉从此便要认她作“一字师”[3]。 类似的情景到第七十六回时再次出现，只是这次宝钗本人并不在场。作者借史湘云之口侧面表现了宝钗不仅熟悉常用的诗词典故，对于较为生僻的训诂名物也同样不在话下——黛玉和湘云在凹晶馆联诗时，湘云以“庭烟敛夕棔”对黛玉的“阶露团朝菌”，这“棔”字的叶韵令黛玉都起身叫绝。 湘云却道：“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是何树，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开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竟多。”[4] “棔”其实就是合欢树，并非珍稀植物，然此字作韵脚并不常见，可见宝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颇留心于生活常识，即使不起眼的一草一木，亦在她的知识范围之内。 如果说以上两例还只是寻常的文学知识积累深厚，有心人亦可做到的话，那么宝钗在创作上流露出的天赋和才华同样超出旁人，唯一能与之比肩的或许只有黛玉了。 第三十七回起海棠社，限时限韵咏白海棠，宝钗的作品被推为第一，李纨评道“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诗中的“珍重芳姿昼掩门”、“淡极始知花更艳”[5]数句，洗尽铅华，言为心声，故己卯本夹批说“全是自写身份”，“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 第三十八回，菊花诗分咏十二题，黛玉的身世气质显然在众人中与菊花最为契合，宝钗的几首难免次之。不过，她很快就在接下来持螯赏桂题诗时惊艳众人，以小题寓大意，被赞为“食螃蟹绝唱”[6]。且看“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7]一句，讽刺世人何等辛辣！到第七十回再起社填柳絮词时，宝钗的一首《临江仙》又不落俗套，一反颓丧的主流写法，“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8]，个性尽显，令众人拍案叫绝。 宝钗在擅长诗词创作之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审美水准。即便对于戏曲这种当时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术形式也颇有心得。 第二十二回中，宝钗在生日宴上点了《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这出戏，宝玉却觉得太热闹。宝钗便说他不知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9]庚辰本夹批赞曰：“宝钗可谓博学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学问如此，宝钗是也。” 由宝钗对这出戏的细致点评来看，她点此戏并非完全迎合贾母的老年人喜好，也兼顾了自己的个人品味。接下来她给宝玉念了戏中的一支《寄生草》，其中“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10]数语，便又引出之后宝玉悟禅等事。 此外，第三十七回宝钗和湘云夜拟菊花题时，还曾较为系统地流露过她对于诗歌创作理论的理解，将创作上升到理论的层次：“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气。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11] 第六十四回评点黛玉的《五美吟》时，则提出作诗要“善翻古人之意”，“各出己见，不袭前人”[12]。而这一点，在她后文创作的柳絮词中已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她高于其他姐妹之处。 其实，宝钗不仅在文字艺术上有造诣，还对绘画有着精深的了解。宝钗本是“不干己事不张口”[13]的人，却罕见地在第四十二回中为绘画接连进行了大段的议论。 这段文字可谓是宝钗的个人高光时刻，想来是因为其他姐妹于此都远不及她专业，除了调笑两句之外插不上口所致。由于惜春奉贾母之命画大观园图，宝钗便给予了许多指导，真真是条分缕析，足可见是一位颇有实践经验的画家。她首先从布局和结构开始，要求画者胸有成竹。 第一，对园内事物要有所选择，增删藏露，分主分宾，打好草稿。 第二，要对不同的区域划定界限，免于凌乱无序。 第三，插入人物，要疏密有致，尤其需注重人物细节。 接下来就要择定绘画工具。她先是讥讽宝玉不懂纸张的选择，因为不能用雪浪纸而应该用重绢，又提出问匠人把大观园修建时的图样要来。 宝钗说到画器后，读者才发现，原来一直以为善画的惜春有的只是少量寻常纸笔，宝钗才是真正专业的画家——她说：“这些东西我却还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给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这个时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画扇子，若画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今儿替你开个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说着，宝兄弟写。”[14] 接下来足足罗列了四十四样画具，连同使用上的细节也全都考虑在内，令人惊叹之余不得不佩服宝钗的内行和专业。 （二）宗教与哲学：诸子百家 博观约取 文学艺术之外，宝钗在哲学思想上也有着广泛的涉猎，甚至达到了宗教的高度。 在第五十六回中，她协助探春进行大观园内的改革，二人谈到朱熹的《不自弃文》。探春以为“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15]，并非真实。 宝钗忍不住反驳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16]可见宝钗对于程朱理学等儒家思想，不仅熟稔，而且高度认同。 又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17]这同样反映出，相对于黛玉的感性，宝钗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人，喜欢用学问“提着”日常小事，以系统化的理论指导生活，正如运用儒家思想管理家务一样。 第二十二回中宝玉参禅，写一偈子并续《寄生草》，以为自己觉悟，不想一下被钗黛二人问倒，不能答其机锋。黛玉深化续写了他的偈子，宝钗更是直接比出《语录》中南宗五祖六祖的问答故事来，妥当至极，而“此皆素不见他们能者”[18]。 可见宝钗对佛教禅宗思想也有了解且有自己的感悟。难怪庚辰本夹批云：“总写宝卿博学宏览，胜诸才人；颦儿却聪慧灵智，非学力所致——皆绝世绝伦之人也。宝玉宁不愧杀！” 不止于此，第五十回众人于芦雪庵联句时，宝钗的一句“鳌愁坤轴陷”[19]虽不起眼，却运用了《淮南子·览冥训》中的典故；第七十三回中众人想替懦弱的迎春讨公道时，迎春却只顾和宝钗阅《太上感应篇》，被黛玉笑为“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20]。这部道家著作的出现也很值得玩味。 总之，宝钗对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均有涉猎，但由于她认为“道书禅机最能移性”[21]，故于主观上最为崇尚儒家理学。 （三）医学与商学：知命知身 识理识性[22] 除了精神层面的学问丰富，宝钗在生活中也是百科全书般的通人，书中尤其突出了她在医学和商业两方面的学识。 早在第八回,她的医学常识就开始显露。在宝玉想要喝冷酒时，她及时制止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呢。”[23]这一番颇合中医原理的话让宝玉不得不心悦诚服。 第二十八回，王夫人想不起一种药的名字，宝玉连猜几个都不中，宝钗却立刻知道是“天王补心丹”[24]。 第四十五回，宝钗去探黛玉的病，还对她的药方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指点，不仅熟悉中医药材名称，还颇通药理：“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25] 第五十七回，黛玉和湘云因不认识当票，被众人笑“呆子”、“真真是侯门千金”[26]，这件连宝玉也未必认识的物品，却是宝钗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显然，她的生活经验比寻常公侯小姐要丰富得多。 第七十七回，王夫人为给凤姐配药，因家里的人参都已朽烂，准备到外头去买。宝钗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好的。虽有一枝全的，他们也必截做两三段，镶嵌上芦泡须枝，掺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我们铺子里常和参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妈说了，叫哥哥去托个伙计过去和参行商议说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参兑二两来。”[27]这真是了解药材市场行情的商人才能说出的话。 论文学艺术才华，大约只有黛玉能在诗词创作上和宝钗比肩，且二人只是风格不同；论思想和生活经验，她拥有比侪辈更开阔的眼界；论德行，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稳重和平，最得人心。和其他姐妹相比，宝钗被塑造成一个近乎完美，无可挑剔的女孩。 二、一个多面手的养成——宝钗何以博学？ 如此完美的人设，难免招来对其存在的真实性的质疑。这样的姑娘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博学通才的呢？且看作者在书中如何交代。虽然曹雪芹对此十分吝啬，着墨不多，但终究有几分蛛丝马迹可循。 在第四回薛宝钗进贾府前，曹雪芹先写了薛家的背景——薛家本是“书香继世之家”[28]，“且家中有百万之富”[29]。“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体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世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30] 这一小段文字说明了几个问题。 第一，薛宝钗从小具备学习的良好主客观条件。客观上，她家境殷实，有优越的物质条件支撑；既然家庭有书香继世的传统，必有丰富的家庭文化资源；更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允许她和男子受一样的教育，这样的家庭为孩子提供的教育质量必然也是上乘的。主观上，她冰雪聪明，同样读书识字，却能胜哥哥十倍。这一切都为她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这段话暗暗交代了皇商家庭对薛宝钗的培养方向。当时的统治者治下的时代氛围是“崇诗尚礼，征采才能”，而宝钗很可能是从小被作为未来可能进宫备选的世家之女培养的。同时，薛家作为江南贵族世家，培养一位饱读诗书的女儿，也是世族积累文化交往资本，进行地方文化控制的重要途径。 此外，明清时期对于受教育女性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趋势不容忽视——公众领域开始部分承认和赞同女性的才华。对出身诗礼世家的博学女子，社会有两种相悖的期待，一种是班昭式道德完美无缺的学者，二是谢道韫式优雅早慧的神童才女。[31]“停机德”与“咏絮才”[32]这两种理想形象的结合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完美伴侣，下一代的完美母亲。 悖论在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和艺术才华并不相容，女子也并无科举入仕的可能，世族人家为何需要让女儿接受教育？人们不断在为这个问题寻找解释。[33]曹雪芹对此利用架空的朝代崇诗尚礼的背景，给出了薛宝钗可能要进宫备选这一解释，从而让她身上的博学特质合情合理。 然而，依然有论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作者并没有令人信服地为我们展示出这位十几岁的宝姑娘成为“通人”的全过程。从作品为我们所展现的人物性格发展史的全部情节来看，薛宝钗不可能具有如此广博的知识面。甚至还通过数学计算得出宝钗受教育的时间充其量不过四年，因此这些知识都是作者外加上去的。[34] 想来得出这样结论的人定是受到了曹雪芹创作手法的误导。 首先，众所周知《红楼梦》中的叙述时间和人物年龄存在问题，若以精确的数学计算深究，大量情节从常理上根本无法成立。 必须意识到在几位主人公进贾府前后，存在一个被作者隐去不表的时间虫洞，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成长为更成熟的少男少女。只有认识到本书在时间上的“艺术假定性”，才能理解薛宝钗何以在看似不可能的年纪掌握了大量的知识。而“不以书字为事”，则是她在此基础上面对现实做出的个人选择。 其次，曹雪芹在对宝钗的人物描写手法上和宝黛二人有所区别。作者不惜笔墨地为读者展示宝黛二人在性格、心理、情感和价值观上的发展过程，却唯独对宝钗吝惜笔墨。 自从宝钗进贾府起，她的性格就一直是稳定的——博学多才，大方懂事，阅历丰富，洞悉人情。正因为宝钗理性克制，作者很少写她流露感情，缺失年龄增长带来的流动感，才会让读者时常觉得宝钗的博学和她的实际年龄不相符合。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疑惑是，受教育的世家之女书中比比皆是，为何不是每个都像宝钗这般博学？ 且看作者如何写同样才华横溢的黛玉的家庭背景：“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35]“夫妻无子，故爱女如珍，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36] 黛玉这般才学在作者笔下也只是轻轻带过，不过是“读书识得几个字”罢了。如此看来，对宝钗读书识字“高出十倍”的评价已算是着力了。怪道甲戌本眉批曰“如此叙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笑者，近小说中满纸班昭蔡琰、文君道韫。” 由此可见，黛玉和宝钗从小和教育主客观环境颇为相似，区别就在于黛玉来自传统钟鼎书香门第，宝钗则生于皇商之家。家庭环境的不同是导致二人知识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二十二回脂批赞宝钗于戏曲上博学时，曾对比道“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实际上“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37]，而到第二十三回时庚辰本侧批才说了句公道话：“非不及钗，系不曾于杂学上用意也。” 由此又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出身商人之家的宝钗为何有机会接触到那么多“杂学”？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商人是四民中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社会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就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 薛家既是皇商这个等级的采办商人，需接触的领域自然广泛，对知识的需求就更大了。此外，明清时代出现了大批为商人的实际需要而编写的“商业书”，类似于日用百科全书，为一般的商人提供必要的知识。“从天文、地理、朝代、职官、全国通商所经的里程道路、风俗、语言、物产、公文书信、契约、商业算术以至商业伦理等无所不包。”[38] 这类书的大量出版和一再刊刻，反映了商人对广大外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需求。这份职业要求他们对世界具有可靠的认识。宝钗失怙，体贴母怀，哥哥不中用，自己又有能力，必然留心家计多多帮衬。 虽是闺中小姐，接触到外面世界的机会也远比黛玉湘云等人要多。因此，后文宝钗对各类杂学知识的熟悉，包括她性格中的理性因素，一方面得益于自己的积累功底深厚，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商人家庭背景赋予她的生活经历。  宝钗博学这个特征，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舒芜曾在《说梦录》中写道：“从艺术上来说，作者写宝钗这些学识，……服从于人物形象塑造的篇要，宝钗这些学识都是她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形象的组成部分。” 这“同《镜花缘》里大写才女们的才学完全不一样，那是作者自己在炫学，而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毫无关系。”[39]这就聚焦到作者如此持续地勾画“博学”这个特质的两个可能目的。 首先，毫无疑问地，博学特质必然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否则曹雪芹没有必要在全书这么多地方写她的学识。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夹批有段话很值得玩味：“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宝玉是多事所误。……阿凤是机心所误，宝钗是博识所误，湘云是自爱所误，袭人是好胜所误，皆不能跳出庄叟言外，悲亦甚矣。”博识向来是为人艳羡的品质，脂批何出宝卿为博识所误之言？ 如上文所言，随着明清时期社会潮流的变化，女性似乎开始得以在家庭内外的界限间穿梭，其在家庭生活内部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市场上出现甚至追捧专门刊载女性作品的丛书，江南地区的方志里也开始为因文学才华而著名的女性单独留出一席之地，她们被归于“才女”而不再只是“贤媛”下的一类。[40] 社会不再以妇德的单一标准评判女性的些微松动十分明显，但一个深刻的矛盾也随之而来，正如在书中对女性才华存在两种声音一样，如何平衡女性教育中德与才的比例一直是最具争议的社会问题之一。 章学诚和袁枚可以说代表了典型的两种态度，前者认为“内言不出于梱”[41]，女子不宜以诗人身份对外发言，后者则高唱赞歌，认为写作是女性锦心绣口的体现。[42]若从男性视角看，女性教育固然有助于下一代的教养，但似乎也增加了女性不守规矩的潜在风险。 要解决德与才的表面矛盾，需要对母职的旧标准进行改写，让才与德、妻子、诗人和母亲变成能够和谐共存于女性身上的属性。可以说这个时期对传统儒家四德的颠覆和再阐释[43]正在发生——妇容的边界被拓展和延伸了。 然而读者不难注意到，薛宝钗虽在各领域博学，但对待不同的学问却已有先入为主的强烈的个人价值判断。 第四十二回里宝钗借《西厢记》敲打黛玉，谆谆教诲，正是在这一回中钗黛解开了心结。宝钗坦承自己小时候也不懂事，偷偷背着大人看过“《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等书，后来大人知道了才丢开。在她眼中，“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44] 一席话说得黛玉心下暗服。但这也证明，宝钗在更久远的少女时代，也曾经被艺术深深吸引过。 第四十九回，面对香菱学诗的热情，她却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45]这也正是香菱不敢询问宝钗却去请教黛玉的真正原因。 宝钗对待杂学最明显的态度流露还是在第六十四回：“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馀诗词之类，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46] 可见在宝钗的眼里属于正事的“学问”只有程朱理学为代表的的儒家思想。诗词是闺中游戏，戏曲和禅宗等则更属于容易移人性情的杂书了。 这种以儒家伦理为生活指导思想的态度和她的博学并不矛盾，但令人加倍惋惜。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应该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身上德与才两方面的冲突和撕裂。受到儒释道等多种学说思想影响的她，思维本应是最为活跃和开放的，但最终却还是选择了俗世中最主流的那一条路，带着自觉拱卫儒家道德规范的激情，放弃自己在艺术等各方面的才情，主动去欲存理，克制自我。 通过将自己转化为大众所能理解的一个人，她让自己身上的矛盾达到了和谐，这究竟是因为她过早地接触和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现实、复杂和幽晦，还是她在商人性格反复衡量下作出的选择？有人认为她来到贾府就是为了那宝二奶奶的位置，以为她窃权弄术，善于逢迎。但若细细品读，就很难不为她“珍重芳姿昼掩门”[47]的选择感到悲哀。 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她主动将青春的心封闭起来，从不正视自己的真情，也失去了为自己创作的理由。即使她现在再听到《牡丹亭》，也不会像初次听到的黛玉那样心动神摇，以一颗青春纯粹的心赤诚地面对艺术，如醉如痴了。 身处当代的读者或许会反感她所受荼毒之深，质疑她为何沿袭男性惯用的话语。但若不以今苛古，就会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下，其实她们并没有选择。 再者，就创作目的而言，作者曹雪芹在思想内涵上最接近阮籍与庄子，其思想有反传统、反礼法的倾向，尤其倾慕竹林七贤那样任情不羁的风流。他在理论上持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对抗，在实践中则表现为任情而废礼。[48]正因如此，他很可能有意将宝钗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悲剧人物，她越是近于清代才女典范，那么读者所感受到的悲哀也就越强烈。 第二，关于作者曹雪芹究竟有没有借宝钗之口炫学，学界向来有争论。显然，《红楼梦》与清代其他乏善可陈的才学小说不同，作者并非主要意在通过小说来炫示自己的博学，或传播和普及知识。实际上这一类才学小说的艺术特质也往往会因此被部分消解。 曹公既如此重视每个人物的不同个性，必不会有意为炫耀学问而让人物做出有悖性格的举动。而在宝钗身上，他不仅可以运用自己的学识，也不必担心与人物形象不符，所以难免会有个别情不自禁流露之处。 张宜泉《伤芹溪居士》题记云：“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对于自己擅长的诗画领域，曹公有大量从实践中抽象出的理论经验都借宝钗之口传达，同时这又合于她的身份。这些零碎的表达和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屡屡借众才女之口来展示自己的音韵学知识，使小说成为“学术之汇流”，反而使情节枯涩，有着本质的区别。 宝钗的博学，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文学与艺术的深厚积累带给她出众的才华，对宗教与哲学的博观约取让她有与常人不同的眼界与思想，而医学与商学上的知识则造就了她知命知身、识理识性的个性。总而言之，宝钗之博学，不仅合于历史真实的情理，而且是人物塑造的要求，是艺术真实的需要。 注释： [1] 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558页。 [2] 《红楼梦资料汇编（上册）》，第497页。 [3] （清）曹雪芹著，中国艺术研究所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53-254页。后文所引《红楼梦》内容皆出自此书，不再额外标注。 [4] 《红楼梦》，第1090页。 [5] 《红楼梦》，第505页。 [6] 《红楼梦》，第535页。 [7] 同上。 [8] 《红楼梦》，第997页。 [9] 《红楼梦》，第303页。 [10] 同上。 [11] 《红楼梦》，第513-514页。 [12] 《红楼梦》，第916页。 [13] 《红楼梦》，第780页。 [14] 《红楼梦》，第586-589页。 [15] 《红楼梦》，第785页。 [16] 同上。 [17] 同上。 [18] 《红楼梦》，第310页。 [19] 《红楼梦》，第688页。 [20] 《红楼梦》，第1043页。 [21] 《红楼梦》，第308页。 [22] 出自甲戌本第八回夹批。 [23] 《红楼梦》，第127页。 [24] 《红楼梦》，第388页。 [25] 《红楼梦》，第624页。 [26] 《红楼梦》，第814页。 [27] 《红楼梦》，第1098页。 [28] 《红楼梦》，第64页。 [29] 同上。 [30] 《红楼梦》，第64-65页。 [31] [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32] 《红楼梦》，第76页。 [33] 对大多数家庭而言，女性作为下一代的教养者，母教作为儒家伦理的信条是一种很大可能的解释。也有人将女性的文学修养和德行联系起来，如《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编纂者完颜恽珠，认为诗作是她们道德的体现，天才与美德在女性诗作中缺一不可，相得益彰。（《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125页。） [34] 张金煌《论薛宝钗的学识》，《唐都学刊》，第四期，1991年，第83-88页。 [35] 《红楼梦》，第23页。 [36] 《红楼梦》，第24页。 [37] 《红楼梦》，第327页。 [38] [美]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8页。 [39] 舒芜著，《说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5页。 [40] [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41]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42]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125页。 [43]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170页。 [44]《红楼梦》，第583页。 [45]《红楼梦》，第675页。 [46]《红楼梦》，第913页。 [47]《红楼梦》，第493页。 [48] [美]余英时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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