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全景 鸣沙山东麓这一排排洞窟内外，时而繁华，时而萧索，时而沉寂，循环往复。如今，热闹又将重返 很多外国人只知有敦煌、不知有甘肃，敦煌的名气都来自城东南25 公里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的莫高窟。 重新被“发现” 同在甘肃省，从省会城市兰州抵达敦煌，如今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坐飞机。狭长的甘肃地图上，敦煌在最西端，这里也是河西走廊的尽头，古代从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 1942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从重庆出发，飞往兰州机场。当年年底，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上，有人提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反对：“兰州距敦煌1200 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呢？” 提起塞外戈壁滩，很多人谈虎色变，常书鸿好不容易才召集起一支6人的队伍。1943年2月20日出发，常书鸿一行人坐汽车走了一个月，才经过河西走廊到达安西，接着雇了10 头骆驼，走完最后120公里。 20 年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樊锦诗到敦煌实习，那时虽然甘肃已通火车，她也坐了三天三夜，最后换乘拉煤的卡车才抵达。 这个交通不便的沙漠之城，古代却是交通要道。自西汉至明朝一千五六百年里，敦煌扼守着中西交通的咽喉，异常繁华，史称“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敦煌由此成为东西方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站，而敦煌文化也由此兴起。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士人迁居河西避难，提升了敦煌的文化水平。 在政治、经济、风俗等方面，敦煌都在东西交融中形成了独特风格。而千年过后，拂去尘埃，唯有石窟所凝固的艺术，鲜活地幸存了下来。 一千多年中，敦煌的莫高窟历代都有开凿。 至今，莫高窟仍保存着735个洞窟，其中492 个洞窟中有2000多身彩塑、45000 多平方米壁画，相当于近1.5 万幅《清明上河图》的面积。这些艺术品，记录了超过一千年的美术史。 置身敦煌石窟，人们会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很少能在一座古迹里见到历代古人留下的如此真实的痕迹。每一代开凿、扩建、改造都留下了印记，层层相累，叮叮当当凿击岩石的声音，依稀从岩缝散发出来，在空中回响。 1372 年，明朝在西北设立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在关外。敦煌日益荒凉萧索，回归放牧之地，莫高窟也逐渐被世人遗忘。 直到500多年后的晚清，一个从大小而言可以被忽略不计的洞窟无意中被打开，莫高窟才重新被“发现”。这一次，它不仅被中国人看见，也被全世界瞩目。  鸣沙山 超越时代，超越国境 穿过宕泉河，在莫高窟著名的九层楼对面有一组简陋的院落，院门上挂着一个牌子——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1943 年，常书鸿来此建立研究所时，将这里作为办公室和宿舍。 常书鸿的宿舍如今依然保留着，里间有一个土炕和一张书桌，外间摆着桌椅，一侧墙角立着简易书架，另一侧立着一只木柜。 莫高窟不幸中的万幸，是遗留的彩塑和壁画再没有遭受大量偷盗。这无疑要归功于常书鸿那代人从20 世纪40 年代开始的机构性保护。 这些斑驳的院落，保留着敦煌研究院创始时期的景象。起初的半个多世纪，敦煌研究人员始终依靠精神力量坚持。敦煌的艺术在某些时刻给了他们力量。当常书鸿的妻子登报跟他解除关系时，他在自责、绝望和愤怒之余，想起莫高窟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被一种牺牲精神感动留在敦煌。樊锦诗与丈夫两地分离的19年中，最痛苦烦闷的时候，她常常去看第158窟，在窟里的环境中得到平静。 20 世纪，敦煌研究院历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任颇有远见的院长。最为难得的是，他们预见性地为敦煌培养了一批储备人才，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坚力量，甚至成为世界级学者。这在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沙漠之城尤为不易。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的编写和出版持续推进下去。2011 年，《敦煌石窟全集》出版了第一卷。2023 年，第二卷已经编写完成，正进行编辑工作，即将出版。这两卷都由樊锦诗主持编写。在樊锦诗的指导下，第三卷已经启动，第四卷开始筹备。而根据20 世纪90 年代樊锦诗牵头制定的规划，《敦煌石窟全集》一共100卷。 之所以要编写考古报告，之所以速度如此缓慢，樊锦诗曾解释过，考古报告就是为石窟作“二十四史”，要求科学、系统、全面，难度和复杂性，远超人们的想象。 从地理角度来看，敦煌偏远、贫瘠、艰苦，但在学术的地图上，敦煌始终是一个世界瞩目的中心。敦煌学大家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 敞开的敦煌 今天参观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环节：先到距离莫高窟13 公里外的数字展示中心。你将在这里看到两部各20 分钟的影片，一部是莫高窟开凿历程的情景再现，另一部球幕电影，则以8K高清分辨率展示了8 个洞窟的内部细节。看完电影，班车才会将你送到莫高窟。 这是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为了应对逐年增加的游客作出的改变。经过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科学测算得知，莫高窟每日最高承载量是3000 人次，将数字展示中心加入参观流程后，让观众先通过影片了解一些背景信息，再将原先每人两个小时的进窟参观时间减为75分钟左右，这样，莫高窟承载量提升到每日6000人次。 然而，6000 张票很快也不够用了。旺季时，每天上万人涌向莫高窟，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提前预约。被拒之门外的恼火，在酷热的天气中极易升温，为了满足参观需求，敦煌研究院在6000 张普通票之外又开放了1.2 万张应急票。普通票能参观8个洞窟，应急票只能参观4 个承载量最高的大型洞窟。 每天，洞窟的抽湿器都会排出整箱整箱的水。而淡季的参观体验则要舒适很多，不仅不拥挤，还能比旺季看到更多洞窟，总共12个。 樊锦诗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观众参观博物馆，是去展室看文物，不是直接进入文物库房。然而进石窟看壁画和彩塑，就相当于直接进了文物库房。 20 世纪90 年代，敦煌研究院真的建了一座博物馆，就是莫高窟对面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展示了几个等大复制的洞窟，有的是特窟，有的是不对外开放的洞窟，壁画都是敦煌研究院资深美术工作者临摹的精品。研究院希望博物馆能分流部分观众，但观众并不买账。 文物安全与开放始终是一对矛盾，脆弱敏感的壁画尤其如此。在国外，一些保存着壁画的洞窟从不对外开放，而是复制壁画或整个洞窟，专供游人参观。 敦煌研究院则希望在开放与保护之间寻找一条平衡之道。在长期研究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建立了莫高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目前，莫高窟大部分洞窟内布设了各类传感器，实时采集温湿度等数据，当监测数据超过阈值时，系统就会向开放和管理决策部门工作人员发出预警。 壁画的保护与整个莫高窟生态系统关系密切。“保护壁画不仅要保护壁画本体，还要确保崖体的稳定，风沙防治、生物防控等生态环境的问题都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说。 生态变好了也会产生新的风险，比如近些年数量增加的野鸡、野兔等小动物在崖顶上来回跑动，会导致小石块从崖顶掉落，威胁到游客的安全。文保人员采取措施驱离小动物，也正在研究更多手段，以期更大程度降低崖体顶部落石的风险。 前些年，敦煌研究院还建成了文物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这在国内文化遗产领域尚属首次。实验室的夏季仓、冬季仓和风雨仓可以24 小时运转，真实模拟不同自然环境对大型遗址的影响。土遗址的很多问题，都有可能在这个实验室得到解答。 关于莫高窟，樊锦诗曾说过一个残酷的事实：莫高窟的消失是不可阻挡的。因为自然规律不可逆转，所有石窟最终都将消失不见。当代敦煌人的任务，是尽力延缓它衰老、生病、消亡的生命历程。 但这将是一个长达千年、万年的漫长过程，相比之下，人的生命却如流星般短暂，每一代人都是过客。 鸣沙山东麓这一排排洞窟内外，时而繁华，时而萧索，时而沉寂，循环往复。如今，热闹又将重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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