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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教育 应试为主 清代晚期，重庆传统教育系统已十分完备，拥有学宫、书院、私塾、义学等旧式学堂。学宫又称孔庙，由官方主办，除祭祀孔子外，还培训生员。重庆府、巴县各有一所学宫。书院起初由士绅赞助，后由朝廷赏赐敕额和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变为半民半官的地方教育机构。19世纪末，本埠共有书院19所，最著名者为东川书院，吸收下属36州县取得初等功名者入学深造。私塾、义学均为民办，传授初等学问。  旧式学堂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八股文为样板，以应试中举做官为终极目标，成为专门讲授四书五经和八股制帖的场所。学生大多崇名去实，荒弃群经，甘当科举制的附庸。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四弊二病”：“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然而，旧式学堂中也有佼佼者。从经学院走出的邹容，立志救国救民，勇于充当革命军中马前卒。东川书院学子向楚，博览群书，参史修志，多有著述。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国接连惨败，开明士绅纷纷鼓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朝廷政策，也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局部开放口岸；由蔑视外国文化到兴办新学。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要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1905年9月，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并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最终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改行全新学制。12月，清廷又下谕设立学部，作为专管全国文教事务的机构。种种措施，为中国的近代教育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在此形势下，重庆新式学堂应运而生。 创办新学 改革课程 其实，早在1892年，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就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所新式学堂——“洋务学堂”。据民国《巴县志》记载：“其课程于国文外，增设科学，而以英语、数学为主科。在四川未废科举以前，此为官立学校之始。”1898年，川东副使又在渝开办“中西学堂”，影响全川，荣县士绅也集资开办新式学堂。 新、旧学堂的最大区别，在于其课程的设置上。新式学堂以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科普知识，全面取代四书五经和八股制帖，在兴洋务的名义下，公开承认西学的作用，打破了封建文化在重庆一统天下的局面。 重庆士绅热心树人育才，积极筹措经费、购买校产、推选学董、调查生源。从当年起，陆续创办官立和私立初小、高小、普通中学堂、师范学堂、专科学堂、女子学校和其它学校，建立起西式学校体系。 重庆办校进度快，短短两年，就有8所初小和1所高小建立，教师由师范学校或其它有资格者充任，教学和管理则以日本小学为模式。 扩张教育 陶冶国民 1903年，东川书院改办为重庆府中学堂，聘举人杜成章任监督，学制5年。主要课程既有国学，也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图画体操等科目，尤其是开设了外语课，令人耳目一新。 1906年，由川东道台张振滋倡议，绅士杜成章等人赞助，呈请朝廷批准，创办了官立川东师范学堂，校址选在杂粮市（今较场口附近）。这是重庆第一所正规师范学校。学堂监督（即校长）是铜梁人杨霖，生源由川东道所辖36县选送，学生都是公费。第一年只招收简易师范科，学制一年。
从1907年起，招收五年制师范本科，并实行文理分科。甲班为理科，学生60余人。乙班为文科，学生50余人。后来又招生50余名，编为丙班，共170余名。五年才能培养出第一批师范生，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四川提学司认为：“川东一道在蜀中地面最为辽阔，户口最殷繁，区区三班学生170余人恐求过于供，无以餍士夫之望。”要求川东师范学堂每年招生，推广班级之法，“庶年有卒业之学生，而各属亦渐免师资缺乏之虞”。川东师范于是扩大招生规模，每学期招生数百名。 1907年，巴县县立中学开始招收普科两班，预科一年，次年升为本科，学制也是5年。  1907年创办的巴县中学校 1914年，官办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建立，简称二女师，校址在城内大同路今29中处。初期开设普通师范、幼稚师范、音乐师范、美术师范四个科。 女子学校的创办，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之先声。
官办民办 齐心协力 专科学堂方面，1901年，联合县立中等商业学校问世。1905年创办巴县医学堂，主要培养中医师。1906年创办重庆官立法政学堂，首批学生为各州县报送的举人、贡生、监生等。1909年，总商会筹办重庆商业学堂。还开办过川东公立法政学堂、川东官弁法政学堂、官吏法政学堂等，多为速成性质，学制短。 1907年，私立游艺女学校诞生。1909年，懿行女学堂改为重庆女子师范学堂。先后还出现了一些未列入正式系统的学校，如科学预备学堂、东文学堂、实验工学团、四子讲社、半日学堂、补习学堂等。它们都是私立学校，大多为补习性质，如东文学堂是为预备留学日本的青年补习日语而设立的。1919年开办的留法勤工俭学学校，更是输送了邓小平、聂荣臻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
1929年，川军师长王缵绪个人出资10万大洋，买下张家花园一片坡地，创办了一所中等学校，取名为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即是今日重点中学巴蜀学校的前身。  1929年8月，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大会召开，重庆各界知名人士及各级学校校长共85人参加了会议。地方实力派刘湘主持大会并发作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和《重庆大学筹备会组织大纲》，由刘湘出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聘定13名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学校初期选址菜园坝。 1936年，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成立，选址磁器口。 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诞生。标志着本埠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高等教育与研究单位，初步形成了专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 天时地利 独占鳌头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濒临战争的平、津、宁、沪、杭以及冀、鲁、晋、湘、鄂、粤等省市的高等院校，为了避免敌人毁灭我高等教育之前途，保存我民族教育之国脉，移迁西南大后方，坚持办学，继续培育中华民族的精英。 陆续迁到重庆的高校有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私立复旦大学、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私立沪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私立东吴大学等。此外，迁入重庆的军队院校还有兵工学校、陆军大学。 抗战迁渝高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大多是当时的一些著名学府，如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上海医学院等。一时间重庆高校林立，最盛时多达37所，是全国战前重庆高校的近20倍，使本埠成为全国教育中心。 内迁院校在重庆立足之后，因新建校舍困难重重，不得不或向所在地的学校洽商借用房屋；或以土坯为墙，茅草盖顶，作为课堂；或借用祠堂、庙宇，稍事修整即为校舍；或租赁民房作办公室和宿舍，因陋就简，尽快开学授课，尽最大努力使学校弦歌不辍。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全力支持学校复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优先为内迁院校及沦陷区学生，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和方便，不少学生享受到助学金。 各校学者教授中的一批民主人士，与重庆高等院校密切合作，与广大师生员工团结一致。他们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办学不忘抗战，教育学生读书不忘救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有些人后来成为专家、学者、国际名人。他们也培养、锻炼了不少有志之士，有些在校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战争；有的学生毕业后向往进步，参加了民主革命。 内迁重庆的高等院校，各有其特点和优良的校风，迁渝后又在治学、科研、教学、学习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交流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内迁院校还从文化发达的中原和沿海地区，带来了较高的文化种子、科学技术知识和民主精神，对重庆的发展和文明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国难当头的艰苦环境下，许多学者、教授枵腹从公，呕心沥血，为国育人；各校莘莘学子含辛茹苦，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垂危而奋力求学。诸多可钦可敬的事迹，在重庆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尚为广大后辈所传颂。 教会学校 功不可没 鸦片战争以后，英美等国通过教会在中国设立和控制的学校，被称之为教会学校。重庆开埠后，欧风美雨飘临，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激增。天主教重庆教区创办了明诚中学、成德女中、竟成补习学校、相伯中学等。基督教创办了求精中学、淑德女中、文德女中、精益中学、广益中学等。
创办于1891年的求精中学，是中国基础教育办学历史最长、首批实行现代学制的新式学校之一，也是重庆最早的教会学校。创办者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教会，创办人是传教士鹿依士。求精中学很早就有初中部、高中部，是一所完全中学。学校聘请了不少外籍教师，开设英语课，传授先进知识。 创办于1892年的广益中学，创办者为英国伦敦基督教公谊会，创办人是传教士陶维新。该校最初校址在大梁子（今新华路），后来几经搬迁，落脚在南岸区黄桷垭镇。该校也特设英文课，学生英文基础都不错。1928年因反洋教运动，学校由国人杨芳龄接办，改制为重庆市私立广益中学校。它的校训“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出自于《礼记·中庸》中“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迩：近的意思，卑：低的意思。 教会学校必然要灌输西方的宗教观、价值观，然而，它们也传播了西方的共和观念，一些学生就此萌发了民主思想。更多的学生，则成为训练有素的新式人才，效力国家。国画大师张大千，曾就读于求精中学。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毕业于文德女中。重庆音乐家协会主席叶语，乃是广益中学的高材生。 教会学校的学生与西方文化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也更为经常感受外国势力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重庆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学校学生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时期，明诚中学、求精中学、淑德女中、广益中学等校学生，都参加过游行示威等进步运动。 应当说，教会学校在扫除文盲、传播科学知识、提倡体育、反对女子缠足等社会活动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它们与非教会学校一起，共同推进了重庆的教育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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