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司马迁是因为“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罪,罪名为诬罔。诬罔之罪是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但是,汉律规定,死罪可拿50万钱赎罪,或以宫刑免死。司马迁家中没有多少财产,朝中也没有人替他说话,他只能有三种选择:自杀、处死、宫刑。可是《史记》未完成,司马迁不能选择死。他在狱中想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坎坷经历,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思来想去,他毅然选择了受宫刑。 令人不解的是,司马迁受宫刑被阉割之后,汉武帝却依然重用他,提升他为中书令。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一个犯了罪判了刑罚的人,是不能再用的,别说担任中书令这样重要的职务,即使担任很低的职务,甚至只保留公务员身份,也是不允许的。但是,那时候却不是这样的。犯了罪受了刑的人,照样可以担任重要职务。这反映出那个时代与现代的用人观存在重大不同。至于哪种用人观更好更有利于国家,我不想妄加评说,留给读者去思考,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在这里想说的一点是,司马迁虽然肉体被阉割了,但他的精神却没有被阉割。 什么是精神阉割?史学家,记录历史的人,本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但是,古代的当权者却不让他们这么做,不让他们记录本朝和本人做的那些坏事、犯的那些错误,而是让他们把坏事写成好事,把错误写成成绩,不能说一句不好的,连暗示也不行,只能歌功颂德,只能赞扬再赞扬。如果记史的人不同意,就会把他们杀掉。记史的人害怕了,就只能按要求去做,只能说好话。如此一来,就把这些人说真话的勇气与精神全部消灭掉了,这就是精神阉割。这种阉割的特点是,身体虽然保持完整,没有受到摧残,但是,精神却没有了独立性,没有了坚持真理的勇气。 第一例,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汉高祖刘邦为了逃命,用妇女去挡敌人去吸引敌人,这是什么行为? 第二例,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项王从之。汉高祖高邦对自己父亲的态度就是如此,置父亲的生死于不顾,这又是什么行为?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他是开二十四史之首的人,他还得写本朝的历史。因此,相比较之下,《史记》就越发显得真实,显得重要,司马迁就越发显得伟大,显得难能可贵。被阉割的司马迁,活得真不容易。《史记》能够流传下来,能够把3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汉武帝当时及之前的西汉的历史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就更不容易。 不管怎么样,《史记》成功了,司马迁成功了。成功后的司马迁,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怎么去世的,什么时候去世的,竟无任何记载,无任何资料可考。一个史学家的命运竟然如此悲惨,不能不让人备感凄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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