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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本书展现的不同养老形式、对老人身体衰老及“成为负担”的痛苦心理感受的描述，是我们都将面对的长辈及自身老年困境和养老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变老”“我们都需要感受到被关心”。本书围绕“照护”，从家属特别是配偶和子女角度展示无偿的照护以及送老人进养老院的心路历程；从护工角度描述日常照护行为与养老院人际关系，探讨照护的情感性质以及老人需要的“关心”；从医生、护士及老人角度展现传统的“善终”观念与当下的临终、死亡现实。葛玫（Rose K. Keimig），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目前为用户体验（UX）研究员。致力于对人类在生命历程中经受的变化进行研究，醉心于生命、自然、技术和意义边界处的奇异事物。曾于2013—2015年在云南昆明做养老民族志研究。  亲子照护 在社会想象和国家政策中，都期望子女成为父母的养老主力军——但实际上，他们只大约占居家照护主力的一半（Shea & Zhang, 2016）。此外，当年迈的父母需要密集照护时，他们的子女往往也已经老了。我在医院见到的许多成年子女已经退休，连他们的孙辈都上学了。对他们来说，赡养父母的责任——如去养老机构探望——并没有削弱其他责任，也会带来经济压力，再加上与探访有关的医疗费和交通费。更忧心的是，他们自己的身体也需要照料，无法满足长辈的在家医护需求。 对于这些所谓的“三明治人”，即上有老、下有小的工龄成年人，养老通常是早有预备的事情。吴医生是一家中型市级医院人脉很广的内科医生，是个深思熟虑但不大耐心的人。我在他烟雾弥漫的办公室里等候时，一边听他对着电话吼叫指令，一边观察那堆不断送来的礼物：一箱褚橙、几条香烟和几个唐代风格花瓶。他谨慎地区分着哪些是用于过去人情的，哪些是用于将来的，即便我这个没什么人脉的外国人，也明白拒绝收礼有多难。吴医生和其他大多数受访者不同，他是一位穆斯林。他认为，如今的许多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这是他们晚年会感到孤独寂寞的根源。用他的话说，信教的人都忙着祈祷和修身养性，没有时间孤独。“孤独是一种心态问题。”他向我解释道。 吴医生以其内科技术和仁德在社区里备受尊敬。当我们和其他医生出去吃饭时，谈到赡养老人的话题，他们总说吴医生照料双亲的方式，就是一个好儿子的榜样。因为我研究的大部分是养老院老人，所以很想观摩一下他在家照料老人的独特模式，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吴医生的邀请，新年去他家吃晚饭。因为向我解释去他家的公交路线太麻烦，吴医生便用他那辆很朴素的车载我过去。他告诉我，由于在公立医院工作，最好不要开豪华的车。当我们经过一片又一片被夷为平地的混凝土和金属瓦砾堆时，他解释说，他是10多年前为双亲买的这栋房子。那时周边有许多小商店，但现在，为了新的开发，一切都被推平了。他相信在未来的5年内，周边会重建，再度热闹起来。我们又经过一些打盹的狗，穿过有保安的入口，来到一个有大门的独栋住宅小区。吴医生停靠在短时停车道上，带领我参观了有围墙的庭院：两个角落里种着柿子树，还有一个小花圃和挂满葫芦的天井。到了家中，他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她坐在一架闪亮的三角钢琴前，他告诉我，她现在在国外学习商科。他母亲正在厨房包牛肉馅饺子，父亲在看报纸。后来，我问吴医生关于父母和他自己的养老计划，他说他一般会在周末和节假日来探望父母，但他们还能照料自己。等到他们有更密集的照料需求时，他预留了一笔钱请家庭护工。至于他自己，他不指望女儿从国外回来照顾他。他计划尽可能久地住在家里，并考虑在退休社区预定位子，以防他需要更密集的照料。 按吴医生以及与我交谈过的许多老人和家属的话来说，只要一个人还能“自理”，就不会选择去养老院。在这种情况下，成年子女能提供给父母的最有益的照护形式，就是通过探望、打电话来保持联系，以及为未来的需要做好准备。一位45岁的医生，住得离父母有几小时的路程，她说自己通过鼓励父母做他们想做的事来照顾他们：去旅游，出去吃饭，花钱买让他们开心的东西。另一位35岁、无兄弟姐妹的安宁疗护医生，已经在她的公寓里为父母准备了一个房间，尽管她的父母明确表示过不想搬到城市来，除非别无选择。 然而，即使计划再周全，许多人最终还是会发现无法在家照顾自己或家人，继而决定寻求机构照护。对于选择机构照护的老人，家属依然是照护团体的重要一部分。我在访问昆明医院期间常常见到家属，而且正如开头的小插曲所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资照料。在养老机构，家属探望通常会排在固定的时间，在周末达到人流量的高峰。来到这里，他们会准备食物，帮助老人洗澡、穿衣，提供枕头、衣物、靠垫等物品，以作为机构设施的补充。 家属也几乎是情感照顾的唯一来源。虽然提到照顾老年人常说“关爱”，但老人们用得更多的词是“关心”。“关心”除了有照顾和担心之意，还表示“关注”。有一次，我问玉山老年公寓的一群老人，老年人最需要什么，一名女士大笑道：“关心我！”其他人纷纷踊跃地表示赞同。他们说，这就是所有老年人需要的：接到电话或有人来探望，感受到关注和关照。老人们说，尽管家属以外的人也能提供“关心”，但这种情感关怀更希望由亲人来提供。 在我参观过的所有养老机构中，每天都有家属来探访，但周末时走廊和房间里会挤满成年的子女和配偶，拎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和饼干，推着轮椅，握着老人的手，给老人梳着头发，以及带来换洗衣物和新衣服。一如开头的插曲所示，他们关注的老人的身心部位和有偿护理员不同。家属们一般关注老人身体的外部部位：手部、脸部、头部、衣着，还有胃部。家属每次来访都会给老人带来饭菜和零食。有一些我参观的医院不供应饭菜，或者饭菜质量对于病人来说太差了，家属们便要大力承担起这一项工作。在老年人健康状况较为稳定、生活较为单调的养老机构，成年子女们来探视时往往无事可做，就会和父母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织毛线、吃零食，或带父母在院子里慢慢地溜达。 家属探访常常被老人用作一种时间测量，数着距离他们上次或下次探访还有多少天。家属来访的频率和逗留时长是他们“关心”的标志。然而，对于探望，老人也有一种矛盾心理。例如，马阿姨常告诉我，她多欢喜儿子们来看望她，把他们一周一次的例行探望当作关系亲密的象征。但有一回，当我说到儿子们马上要来看望她时，她叫道：“来看有什么用？”另一位成年女儿探望完母亲后，在离开的途中停下与其他老人聊天，他们都称赞她来看望得勤快，是一个多么孝顺的女儿。她笑着说：“告诉我妈啊！”她解释道，她母亲总是发短信或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来看她，哪怕她当天才来过。一位奶奶指出，对于养老院环境下家人照料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反映出人类的深层次欲求：“心灵就是渴望爱和关怀。其实，哪怕是在家里，也一直渴望爱和关怀。” 即使在今天这个周日，我驱车离开探访的童年故居时，脑海里仍回荡着这句话。当田野上方的天空染红，我在想：我待得够久了吗？交谈够真心吗？如果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我建立了足够多到没有遗憾的连接了吗？ 配偶照护 虽然谈到家庭养老，最常关注到的是子女照护，但事实上，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处于空巢家庭中，在一些大城市，这一比例则接近70%（Q. Li, 2017）。邵镜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配偶照护也是主要养老力量之一，但它在政府主要的老龄化和养老政策中被忽视和低估了：“就好像只有儿女参与的，才叫真正的养老。否则，只是平常的生活。”（Shea, 2019: 343）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配偶照护性别失衡严重（Buch, 2018）。由于妻子往往比丈夫年轻，配偶照护主要由女性提供（Shea & Zhang, 2016）。李奶奶的丈夫是玉山老年公寓的一员，在他髋骨骨折治疗不当导致瘫痪后，她一直在家照顾他。后来，由于她自己的背部毛病，她无法妥善地搬动丈夫近乎她两倍大的身体，他们才决定送他来养老院。我从其他许多夫妇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当无法再照顾其中一方时，两人一起搬进养老院是很常见的，哪怕只有一人需要专门的照料。 鉴于这个原因，配偶，尤其是妻子，是养老机构中主要的照护力量之一。在幸福晚年老年公寓，那位协助办音乐活动的89岁的华奶奶，将余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看护丈夫上，因为他总想着从大门溜出去。“我觉得我太老喽！”她告诉我，“我还活着，但活得太累了。虽然我经济条件还行，我被照顾得还行，但还有事情要我去花精力。”华奶奶丈夫的老年痴呆发展得很快，尽管幸福晚年公寓的管理不错，但还没有配备专业的记忆护理服务。在他们住在养老院的两年中，华奶奶的丈夫曾三度躲过保安从锁着的大门溜出去，有一次还乘公交进城了。回想起她数小时的搜寻和无休止的警戒，她叹了口气，解释道：“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 华奶奶这样的经历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在城市地区，约96%的痴呆患者不是在养老院，而是在家中接受照护，而且照护责任主要由配偶承担（Z. Chen et al., 2017; C. Wang, Chan, & Yip, 2014）。由于很少有养老院有专业的痴呆照护培训或资源，许多都不接纳那些有严重认知衰退或其他行为障碍的老人（Z. Chen et al., 2017）。[1]如果特许接纳了，比如华奶奶的丈夫这种，需要配偶承担额外的照护责任。 我见过几位像华奶奶一样的配偶，尽管他们自己尚能独立生活，也选择搬入养老院为老伴提供额外的照料。另一些，则像李奶奶一样，虽然不和老伴一起住，但依然通过频繁的探望来提供照料。李奶奶每隔一天就会坐一小时拥挤的公交来玉山老年公寓，给她的丈夫带来食物以及社交和情感支持。正如其他相关研究记载的，这些配偶并没有抱怨或憎恶其照护工作，反而为还能有所贡献而感到欣慰（Shea & Zhang, 2016）。 自我照护 在我住宿小区的后门外，人行道上有一条长长的、镶嵌着鸡蛋大小鹅卵石的路带，从水泥地上凸出几厘米。一位当地朋友解释说，站在或走在这些石头上能刺激脚底的穴位，以治疗各种小毛病。当这条卵石道上没人时，我会踩上去，感受石头透过薄鞋底，像指关节一样硌着脚底。大多数清晨和晚上，会有一两个只穿袜子或光脚的老人慢慢地走在卵石道上。在中国的城市地区，老年人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自我照护。在露天广场上，早晨和晚上都有各个年龄的人——但以退休老人为主——聚在一起跳舞、练气功或打太极拳（Shea, 2014）。他们还会使用住宅小区里常见的成人健身器材来按摩、伸展和强健身体。 在维持心理健康和精神调剂方面，许多人会参加所谓的老年大学课程，或去公园里看报纸以及和其他老人一起游戏消遣。还有一些人，像周爷爷，为自给自足而感到自豪。我遇见周爷爷时，他在昆明一家省级医院接受慢性心脏病的治疗。他以前是一名教师，唯一的孩子住在加利福尼亚。妻子于一年多前去世，如今92岁的他独自生活，雇了一名叫魏阿姨的护工来兼职照料他。当我问他对衰老的感受时，他回答道：“我的观念是，不管怎么样，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要开心。不过，这种开心要建立在内心的平衡上。不要嫉妒比你富的人，不要看不起比你穷的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生活处境不一样——真的是这样。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无论如何，你在这世界上，可以开心过着平淡的生活，足够了。知足常乐。” 的确，周爷爷过着平淡、知足而快乐的生活。我去过他简陋的公寓两次，跟着他一步步爬上四楼，他告诉我有52级台阶。他住的楼房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建筑一样，没有电梯。等我们到了他家，魏阿姨开始准备午餐。周爷爷给我倒了咖啡，给自己倒了普洱茶。桌上堆着他收藏的各种茶叶包，墙上挂着一台大平板电视，屋里四周的架子上醒目地摆着他和亡妻的照片。他给我看他女儿、女婿和外孙的照片。他告诉我，空闲的时候，他一般会玩玩电脑，在微信、QQ上和家人、朋友聊天，看看报纸和外国电影。他讲述了战争年代、粮食定量配给的回忆，直到该吃午饭了。落座后，周爷爷为我介绍了这顿营养均衡的饭菜：红烧肉、番茄炒蛋、绿叶菜、鱼和汤。饭后，他的三个80多岁的好友也爬上这52级台阶，来找他打麻将。他们稍微聊了几句过世的配偶和知道的几个英文单词——但就像我们吃饭时只谈论吃的，他们打麻将时也只谈论麻将。最终，交谈声淹没在毡桌上噼里啪啦的麻将声中。 社区照护 中国的一些城市，比如上海，一直在大力开发社区养老项目（Y. Zhang, 2020）。利用强大的社区网力量，这些社区养老服务，包括小型诊所和上门服务，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尽可能久地留在家中。然而，在昆明，尤其是市中心的许多老年社区已经拆除了，为新开发腾地方（L. Zhang, 2010）。在社区网被削弱的同时，志愿者团体也承担起一些照护工作。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佛教志愿者组织，他们定期去昆明一个低收入的老年社区，为老人提供食物、药品和娱乐。当我们到达时，已经有40来人聚集在一个大的社区中心里，吃着瓜子、坚果等零食。这次拜访，志愿者们——包括成年女性和从幼童到高中生的孩子——组织了一场文艺表演。观众们对于大部分表演反响平平，但一个双人瑜伽节目引发了激动的叫好声和热烈的掌声。之后，我和志愿者们一起去一家素食茶餐厅吃午饭，席间他们讨论了下次不带零食带药品来的利弊之处，以及可能要把国歌纳入节目，以激发老人对于国家提供住房的感恩之心。  为了加强社区连接感，学校也一直鼓励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一天下午，我到玉山老年公寓时，看到6个中学生和家长监护人聚在一小群老人面前。他们解释说是在做学校的一项作业。每学期，他们都有一项作业是提升对困难人士的同情心。这学期，他们要参观孤儿院、养老院或民工社区；下学期，他们要花一周的时间体验做家务。我跟着他们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随着手机播放的听不太清的音乐唱歌跳舞。一些老人对他们的到来无动于衷，另一些则高兴地忙着为他们腾地方。老人为学生手和胳膊上光滑的皮肤而羡叹不已，对他们听不太清的问题报以笑声。大约过了一小时后，学生们把他们的作业拿到办公室签字，然后挤上面包车，挥手告别。我看着他们的父母递给他们一袋袋饼干和零食时，想起以前去我家乡的养老院探访的类似经历：我们唱的跑调的歌，只问一两个问题的尴尬对话，以及回到车上离开时的如释重负感——用我皮肤光滑的手抓起一包零食，和朋友们轻松地笑着，期待着当天的下一场冒险，已然把这次探访忘到脑后。 除了学生或慈善团体偶尔来访，这些机构通常是封闭的，与周遭的社区隔绝开来。在机构内部，老人们扮演了社区成员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的照护力量。例如，在玉山老年公寓，老人们协助做各种照护工作。有一位看上去80岁出头的沉默老人，会在走道上溜达几圈，用一根长钳子拾捡垃圾碎片。用餐时，年轻健壮些的老人会给年长不便些的老人喂饭，并帮助在饭后收拾。有一位萧阿姨告诉我，她一直在照看其他老人，有时会叫她的儿女多带些衣物和食物给那些子女不来探望的老人。虽然老人们常常抱怨说，其他人都是“疯子”，但其他人也提供了宝贵的陪伴、娱乐和情感支持。 在玉山老年公寓，最老的老人之一刘奶奶，特别关心其他老人。9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郭叔叔坐在8号楼对面的一把长椅上。他正说到最近偏头痛又犯了，刘奶奶推着轮椅上的萧阿姨，从大楼里走了出来。年纪大到其他老人都喊“奶奶”的刘奶奶宽厚又开朗。这天，她胖胖的身上穿了一件厚的绣花外套，头上橘黄色的针织帽拉得很低，大绒球垂到耳朵上。她把萧阿姨的轮椅停在我们旁边后，弯下她97岁的膝盖，给郭叔叔卷起运动裤裤管，让它不拖在地上。过了几分钟，钟阿姨朝我们走过来。她一边哭一边用袖子擦着鼻涕，哀号着我们多么漂亮，她的丈夫怎么不要她了。钟阿姨总是沉浸在悲伤中，萧阿姨悄悄告诉我她是“疯子”，因为她把家里的钱都打麻将输光了。不过，刘奶奶耐心地听着，劝着“不要哭，不要哭”，还从细心叠好的薄薄的纸巾中抽出几张递给她。那会儿才上午10点半，但刘奶奶劝钟阿姨回房间歇息，等候吃午饭。 注释： [1] 例如，幸福晚年老年公寓不允许有严重认知或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入住，而且院长告诉我，如果老人在入住期间患上这些疾病，会令其出院。主任解释说，他们实在无法为这类人士提供合适的服务。因此，患有较严重痴呆的老人的家属，通常会选择收容标准较低的机构，如玉山老年公寓，那里会接纳各年龄段、各种患有智力和发育障碍或精神疾病的患者。 （本文节选自《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第四章“无偿照护”，2023年理想国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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