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亢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不同的历史文献对其有不同的释义，主要有两种解释，狭义释义为古地名、地界，广义释义为膏腴之地。作为一个古地名，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地望均有所不同，结合正史及地理志记载，督亢作为一个古地名其最初出现系在战国时期燕国后期，其在文献记载中最初出现是以“督亢图”的形式出现，督亢广义泛称为膏腴之地亦是出现于“督亢图”。关于两种含义的解释，笔者在《督亢史探》一书中已有论述。督亢作为一个固定的地名存在时间有限(作为地名，最初见于战国后期燕国〔公元前221 年前后〕，汉代有过短暂出现，最晚出现于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建元年〔公元560 年〕)，但不论具体地名变化与否，地名覆盖的 地域范围一直存在，督亢作为一个地名覆盖的地域亦是值得关注的。本文即结合督亢故地这一命题，以故地作为地名覆盖的地域，结合两个时间段，分别就督亢“膏腴 之地”说的渊源做出探讨，并对北齐之后督亢故地的区域交通问题，试对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河东 河北区)》 做出补充论述。
笔者在《督亢史探》一书中分析《史记》各家注文时已提到，裴骃针对徐广部分音义的引用，做了补充说明，其说明的依据是刘向的《别录》；裴骃尤其指出“督亢，膏腴之地”出自《别录》的记载。结合裴骃的注解，督亢膏腴之地之称在刘向生活的西汉中后期即已存在。《别录》虽然在唐代已佚，但其系类书的性质则是明确的。西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书后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书籍提要性的著作。《汉书 ·艺文志》有记载：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从《艺文志》记载的刘向校书过程来看，汉成帝时，书籍的散亡已很严重，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天下藏书，即是出于保护收集图书的目的。刘向所参与的是经传、诸子、诗赋三类书籍。结合《别录》性质来看，“督亢，膏腴之地”说应是刘向在校理宫廷藏书时，其中一部书籍的内容与此相关，但具体是哪一部书籍，由于《别录》已佚，已无从可考，但性质应是经传、诸子、诗赋三类之一。由于文字记载的相对滞后性，在此可做一推论如下：“督亢，膏腴之地”出自《别录》中某一部书籍的提要，这部书籍反映的应是汉代之前督亢地域的自然地理、农业生产条件或与此密切相关的内容，由于督亢图在荆轲刺秦过程中被焚毁，关于古督亢地域的情况已无直接的材料记载，但《别录》之说所反映的应是督亢图或在更早时期督亢地域的自然地理、农业生产情况。结合“膏腴之地”说出自《别录》的先后关系，可在此先做总结：“膏腴之地”说出自《别录》中某一部书籍的提要，该书籍反映了督亢图所处的战国燕国后期及更早时期督亢地域的自然地理、农业生产情况，《别录》中所反映的“膏腴之地”说对应的应是具体时间点上更早于战国燕国后期的督亢地域。结合现有的材料记载来看，督亢地名的出现始于督亢图即战国燕国后期，但地名覆盖的地域并不会因名称的出现而发生变化，“膏腴之地”说的解释即要结合地名所覆盖的地域。
对照《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一册中所绘地图，督亢地域部分已有相关论述。“……督亢以北不远的永定河支流附近，至于督亢的位置，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所绘战国时期燕国的地图示，其中'督亢’区域是在广阳郡方城和涿州之间一块横径大约35 公里的地域”，对照相关的比例尺来看(1∶40)，地图中督亢的部分直径是一厘米左右，由此来看地图上所显示的督亢地域范围横径大约40千米左右，对应《中国自然地理图集》来看，即是今天华北平原(河北)中部地带的一部分，对应的行政区划为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高碑店、定兴、徐水、白沟新城等五个区县的交界部分。五个区县均是今保定市北部区县，涉及区域的基本自然条件及农业生产情况，相关论述如“太行山山麓平原亚区位于太行山东麓京广铁路两侧……地下水资源条件较好，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灌溉面积大。大部分土壤质地中等，易蓄水保墒”，保北五区县均属于太行山山麓平原区域，具体为冀中山麓平原区域，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再看这一论述：“重点在雄安新区周边率先建成具有示范引领功能的战略新兴产业示范区，迅速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战略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带动全省战略新兴农业的快速发展。”“河北省燕山、太行山两山山前平原和中部低平原地区为全省地形、农业气候条件、土壤、农用水资源及社会经济条件等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区域，也是全省农产品的主产区。”可见不同时期的农业规划虽然有区别，但变化也是基于这一区域的基本自然条件特别是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结合对督亢遗存督亢陂(北魏、北齐时期) 的分析来看，水资源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不同时期的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利用并不一致，但客观的水环境本身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陂”这一类灌溉设施，如果没有足够的水资源，设施的工程性作用无法发挥。
《别录》中仅是提到了“督亢，膏腴之地”，具体所指应是水资源的丰沛及农作物的种植，在时间段上所指应是汉代之前。督亢作为地名的出现最初是在战国后期，这是从文献中梳理得来；但地名本身有其稳定性，文献中出现的先后并不意味着其实际出现的先后，在战国燕国后期之前，不排除督亢作为地名已经出现(已有材料记载有限，尤其是相关出土文献目前未发现)。地名的出现仅是表象问题，具体的地名和实际区域的基本自然条件及农业生产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例如地名中出 现“山”“水”，但实际地域区划并非依山傍水；地名名称中的混用、共用亦是，可参见关于“燕都”“燕京”等地名的研究成果) 。督亢从字面含义理解，本身并不是“膏腴之地”之义，应是由于其所在地自然条件优越及农业生产条件良好，才以此称之为“督亢，膏腴之地”。自然条件以及农业生产条件均离不开水源，以督亢故地区域的南庄头遗存为例，“南庄头湖相沉积最后期，大约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恰好可与古文献《孟子》《禹贡》《史记 ·货殖列传》中有关黄河中下游古代蔽泽众多环境卑湿的记载相验证，也说明包括南庄头在内分布于华北平原上的一些'古薮泽’沉积经八千余年才被晚期物质埋藏。南庄头先民就是万年前生活在华北平原上湖沼之地最早居民” ，可见督亢故地早期系湖泊众多，尤其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督亢故地先民系华北平原上湖沼之地最早居民。除此之外，还有相关论述“从地貌类型来看，古人倾向于居住在低山丘陵和平 原的交接地带的河流阶地、古河道或者是古湖与冲积扇交接地带。这里均处于生态过渡带上，生物物种多样，资源丰富，水源充足，是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场所。人类逐水而居的特性使得水源成为选址的重要因素……太行山东麓到古海岸线之间的弧形地带成为最佳选择”。结合以上古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战国后期，这一带的气候、水源条件优越，是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场所。 除此之外，洪水问题亦是线索，可做进一步的分析。大禹治水长期以来备受关注，随着考古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给该事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对这一事件给出了精确的年代点。在此基础上，古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亦有进一步论证“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区应该是黄河中下游，尤其是河北平原上”。结合这一点，督亢故地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的气候、水源条件有了解释，洪水是相关条件形成的源头。关于这次洪水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在 4000a前左右龙山文化晚期直至商周的很长时间内，河北平原上有很大的一片遗址空白区……文化空白区都是洪水发生概率较高的地区。洪水的长期泛滥，导致了这些地区文化发展不连续”，可见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洪水泛滥是督亢故地水源丰富的原因，结合文化空白区持续的时间段来看，商周时期是时间下限；从地名形成的时间看，“督亢” 地名的形成应是在商周时期之后。从文字的发展时间来看，甲骨文、金文系目前识读的时间上最早的汉字，虽然在已识读的两种文字中并没有发现“督亢”二字，但在督亢地名覆盖的地域中，商周时期的部分地名已经识读出来“北方，武丁时期商 朝属国。北方应是商王室纳粮交贡大户，武丁特别关注北方农业状况……其地望在 今涞水县一带” ，“锸方国，甲骨卜辞中记载有锸方、锸人等字样，专家判断其地望在今房山、涿州之间的桃水流域”。从这两例来看，督亢故地在商代后期已有较密集的人群定居。结合以上古地理学的论述，可以确定督亢故地的开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开始，中间经过了洪水泛滥期或文化空白期，但这一区域的发展并未衰落，相关甲骨文的地名可以印证，“尽管南北方文化体系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有 所差异，并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发展动力也不尽相同，但是从大的时空尺度上来看，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发展经历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北方农业文明崛起……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极大繁荣……只有环境气候因素才可能影响到如此大的范 围”。在经历了文化空白期之后，洪水不再大范围发生，气候适宜 ，这一地域继续发展起来。 “膏腴之地”说的来源涉及多方面，背后反映的是在战国后期燕国以前，在较长的时间段相对固定的区域内早期农业的开发及其相关的成效。
关于督亢故地的交通问题，有一点可在此先提出，即督亢故地区域的交通路线，仅从督亢陌的情况来看，这仅是一个起点即督亢故地作为起点，主要路线均分布 在其他区域，临榆关外沿海通道与北齐青山道均是如此。在唐代已不存在实际上以督亢命名的地名(督亢陌作为重要道路的起点也不再出现)，在此基础上，督亢故地范围内的交通路线需要做补充说明。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督亢故地范围内的交通路线是有缺失的，这一问题在此做出补充论述。在《唐代交通图考(河东河北区)》中的《唐代河阳以东黄河津渡及河北平原交通图》中关于督亢故地的交通路线有 描述(地方史志书籍对此也有论述，例如《保定地区公路史》《保定地区公路运输史》，两书均属于史志性质，以介绍性内容为主，限于篇幅，相关内容并未展开)，新城县至涿州(督亢故地区域)的路线并不是主要的驿道，这一点与今天的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的情况并不相符。《唐代河阳以东黄河津渡及河北平原交通图》中引《资治通鉴》有如下描述： 史朝义屡出战，皆败，田承嗣说朝义，令亲往幽州发兵，还救莫州，承嗣自请留守莫州。……于是仆固瑒、侯希逸、薛兼训等帅众三万追之，及于归义(归义，汉易县地，属涿郡。北齐省入鄚县，武德五年，置归义及北义州；贞观元年，州县皆省，八年，复置烕义县，属幽州。按宋白续通典，唐归义县在瓦桥关北。)
胡三省注文提到了归义县，归义县系在幽州与莫州之间，二者之间系一条通道没有问题，关于归义县，严耕望解释如下：
瓦桥关西北至归义县(今雄县西北)盖三十五里，亦南临易水，盖在今易水、巨马河会合为白沟水处，合口之南，宋初见有白沟驿。县本属幽州，大历中改属涿州。
可见归义县系在易水、巨马河交汇之处，在唐代后期已属涿州所辖。关于白沟水，《水经注》亦有记载：
督亢水又南，谓之白沟水，南迳广阳亭西，而南合枝沟。沟水西受巨马河，东出为枝沟，又东注白沟，白沟又南入于巨马河。
结合河流流向来看，可见归义县系在易水、巨马河交汇之处。关于归义县至涿州的路线，严著如下：
归义又北至新城县(今县) ，去瓦桥关七十里，去归义县盖三十五里。又北六十里至涿州治所范阳县(今涿县) ，接定、易通幽州驿道至幽州。
可见新城县至涿州的道路是存在的，同时涿州可以接连定、易二州至幽州的驿道，严著有一点没有再论述，即涿州接连定、易二州与新城县至涿州的道路是何关系，归义县向北系新城县，同时归义县向北六十里即涿州，按此理解，是否是归义县→新城县→涿州，史料中还有记载：
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雄州白沟驿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
从北宋前期王曾的使辽行纪可以与上文的几则材料相对应，白沟驿即是瓦桥关一带，也是归义县旧址一带，白沟驿至新城县系四十里，新城县至涿州是七十里。对照严著的解释，归义县→新城县→涿州在方向上没有问题，这条路线总里程应是 九十五里至一百里之间。《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有相关记载：
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诰王曾为契丹国主生辰使，宫苑使、荥州刺 史高继勋副之……契丹使邢祥接伴……自雄州白沟驿度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
可见王曾出使所走路线系辽代官方的接待路线，按此来看，新城县→涿州一线在宋辽时期是主要路线，与唐代后期的情况不一致，唐宋时期督亢故地的交通线已经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