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What is the body 身是什么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 中国人历来重视自己的身体，身体的意义超过了单纯的物质层面，“献身”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在自身认同建设中，我们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划分为保身、修身和立身三个方面。个人要注意保身，坚持修身，最终才能立身于组织和社会。 1 保身第一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诗·大雅·烝民》 公元960年春节刚过的早上，开封东北的陈桥驿，还看不到大地复苏的迹象。酒后酣睡的赵匡胤被一拥而进的下属推醒了，然后一袭崭新的黄袍披到身上，兄弟和幕僚们的夺权计划变成了现实。在几乎没有多少反对的情况下，赵匡胤从殿前都点检做了皇帝。一夜之间，肉体凡身突然变成了真龙天子，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国防松弛的朝代诞生了。 就在前一年，赵匡胤还在跟着周世宗柴荣攻打燕云十六州，实现周世宗“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三十年规划”。然而天不假年，不知修身养命的一代英主柴荣，撒手而去，终年38岁。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留下七岁的幼子继位。在五代礼崩乐坏、强人政治的环境下，将领们怎么会为一个孩子效忠呢？作为良将加兄弟的赵匡胤，自己将皇位取而代之，可能是实现周世宗生前伟业的最好方式。 赵匡胤可能不会知道，几百年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三种掌权方式：魅力型、权威型和官僚型，他认为历史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多少包含了这样的成分。韦伯认为魅力型的掌权方式不稳定，长期必然导致其转变为权威型，也就是偶像派终究不如实力派来得长久，最后还是依靠强权或者是官僚统治靠谱。韦伯还认为在权威型掌权的过程中，对于掌权者的抵抗到达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革命，因此他认为社会会逐渐朝向一个理性合法的权威架构发展，并且利用官僚的架构制度。换种通俗的说法，在政权建设上，无论是偶像派的吸引力，还是实力派的强制力，都不是最稳定的方式，最终还是用法律体系来规范最好。这些当然不会被赵匡胤所知晓，他只知道顺应天时、地利和人和，并且要把自己的权力稳固下来。 唐太宗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也知道这个位置的凶险，唐亡后不到60年的时间里，已经换了五个朝代，君主更是以数十记，如何做牢这个位置呢？恰好他有一个好的幕僚叫赵普。 赵普字则平，河北正定人，在黄袍加身之前，已经是赵匡胤的随身参谋长。赵普是个有意思的人，赵匡胤曾经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的答案不是皇帝，而是“道理最大”。按照讲道理的赵普安排，夺权结束，对内稳定压倒一切。首先是要赵匡胤“誓碑”，那时候人们还是相信上天有灵的，所以这是一项民心工程。碑文有三条：“不准杀士大夫上书言事者”以此来安定文人，为崇文抑武打下基础；“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有谋逆大罪，亦不可株连全族，只可于牢中赐死，不可杀戮于市。”毕竟权力来得不太光明，以此来平息夺权后遗症，最大程度的争取团结的局面； “不遵此训者，吾必不佑之!” 这一来来解决从兄弟遗孤手中夺权的负罪感，二来也安天下英才之心。待天下初定之后，赵匡胤还是无法安心，怕别人也学黄袍加身的把戏。于是召集原来的弟兄们“杯酒释兵权” 削夺朝中诸将调兵权力，来解决君弱臣强难以安睡的心病。 对内稳定后，对外以统一为要务，一方面是要解除外部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是要用胜利来凝聚人心。赵普为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一方面对辽、北汉和契丹等强敌采取守势，或深沟壁垒层层防御，或采取和亲等老办法，结成友邦。另一方面对南方弱国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积极备战，寻找出兵时机和理由，一举扫平了卧榻之侧。 立身、安身、保身，赵普的攘外安内之策无疑是成功的，用了近20年时间，赵家两兄弟统一了北宋。而赵普在朝30多年里，先后侍奉太祖太宗皇帝，三次拜相，并得封侯善终。与烛影斧声下死的不明不白的老东家宋太祖相比，赵普的一生可谓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开国重臣，赵普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 按照后人的说法，赵普的法宝就是儒家的经典之作《论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靠这一本书。《乐庵语录》中说：“太宗欲相赵普，或谮之曰：普山东学究，唯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太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太宗释然，卒相之。”赵普深得儒家精髓，吹牛都表现的如此谦逊，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太大学问，就看了一本《论语》。关键就是这一本《论语》，自己只用了一半就安定了天下，还有剩下的一半没有用到，这自然让太宗感到放心了。 《论语》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赵匡胤和赵普君臣做的到底怎么样？我们看看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对宋朝的看法。王夫之认为宋太祖可谓一代明帝，概括其执政特点就是一个“惧”字，认为他能够修文偃武，国泰民安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武夫出身，得位不正，因此更加谨慎谦逊，不敢肆意妄为。再加上身边有一个手持《论语》的赵普，更是采取惧字当头的策略。 在赵普的教导下，天下第一人的皇帝都以“惧”为立身之本，何况普通百姓？荀子说：“故有知非以虑是，则谓之惧。”未来是不可完全预测的，现实是不能完全掌握的，这些都是我们惧的来源。因为惧的存在，所以说修身以保身为第一！这种“惧”，不是谨小慎微的恐惧，而是一种不苟且，不妄为的态度，是一种君子的风范。也就是荀子所说：“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惹事，也不怕事。 鲁迅在《推背图》一文里说：“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中国人所惧的，是没有一个真正可以遵守的制度，今天还是人声鼎沸的闹市，明天就成了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禁区，所以哪怕大家都在走的路，也会有突然坍塌的那一天。改朝换代、改弦易辙随时都会带来无妄之灾，得意不快心、失意不快口，保持警惧是理性选择。 君子难以保身，小人保身也不易。君子容易被小人做局陷害，林冲因为有个漂亮老婆，就被人陷害带刀私闯白虎节堂，落得充军发配；小人容易被权力更迭翻案陷害，秦桧为宋高宗出力整死岳飞，被二十年后翻案遗臭千古，而当时健在的主谋宋高宗却毫不在意。史可法抵御清兵，乾隆皇帝给他在扬州设了祠堂；而杨松帮曹操取了汉中，却被曹操枭首示众。天威不可测，所以中国人修身不但来源于远大的志向，更可能来源于对于未知的敬惧，君子要保身，小人也要保身。这些敬惧可能来源于缺乏生活的保障，也可能来源于外在伤害的风险，甚至是亲情情感的损失，总之一个“惧”字，成为保身的不二法门。 赵普不但为宋太祖打江山、坐江山出谋划策，更是为宋朝的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础，而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应该是讲《论语》中的保身之道。在孔夫子“仁、义、礼、智、信”的背后，一直有一颗警惧的心。子路曾经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意思是您要是出去打仗，带着谁？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说实话，不怕死的我是不会跟他们一起去，必须是有所畏惧，愿意周密策划的人才行，我可不愿跟着莽撞的人送命。很多领导者愿意使用高执行力的下属，但是往往很多是暴虎冯河，难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连累自己。 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的主义马克思，还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中国传统文化，保住自己的身体是最为重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逞一时之快，而不能完成自身目标，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导者所为。清朝一代中兴之臣曾国藩，堪称是领导者忍辱负重的楷模，不但能够保身，也实现了自身的政治发展。曾国藩虽然被清流士子非议，但是的确是官做得好，被称为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的典范。他不但学问文章做得好，而且身体力行，亲临一线，率桑梓兄弟，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时说：“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这里的谨慎，应该就是宋太祖的“惧”字。 在保身上，曾国藩强调五个字，都是围绕的“惧”字展开的。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这是对于时间的畏惧。接人待物如无诚意，时间长了总难免露出马脚，就像俗语所言：“一个谎言往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第二是敬，内心保持敬畏不留邪念，外在自然端庄严肃，这是对于他人的畏惧。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要怠慢他人，谁知道哪天你的属下变成了你的上司。第三是静，静是对自身肉体的畏惧。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是一种挖掘自身内在思想的方法，也是获得安宁和动力的根本。现在人活得累，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己的本心，而本心的挖掘离不开静，心浮气躁是很难获得自我的本心的。第四是谨，既是严谨，也是谨慎，是对于小节的畏惧。“毋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是一，二是二，只有这样才不会被人抓住把柄。第五是恒，恒是对于天道和规律的畏惧，举头三尺有神明。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勿为贪婪所裹胁。可以说，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这种保身中度过的，有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春风得意；也有天津教案被骂为卖国贼的滑铁卢。最终好在得善终，谥号“文正”。修身难，处事更难，他虽不得不“明用孔孟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来应对纷繁的时世，但是其本质都是如何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保身。 为什么要强调保身？这要从我们的政治文化环境入手，像上文提到鲁迅的困惑，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儒家文化具有两面性，既有宣传中天下为公的理念，又有私底下明哲保身的信条。儒家文化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基本被奉为主流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又要推行集权统治，如果没有臣民的自我约束，实在鞭长莫及。天高皇帝远，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孔子强调文化的教化功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于强调在治理国家中，道德比刑法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目的比程序重要，口号比行动重要，道德比结果重要。执政者经常是先从道德上定了一个人的罪，然后再去刑法上找条文对号入座，这自然增大了个人的风险。 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百姓自我约束，自己投入到统一的社会秩序中，自然是当政者最佳的选择。然而现实中，制定制度的人往往并不受秩序的限制，因此制度总是从严制定，而不是从实制定。只要是针对中下层的制度，高层总是很严格的制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却又并不认真的遵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种小把戏很快就被普通百姓所识破，表面双手赞成，背后满腹牢骚，成了一种上下相互愚弄的把戏。 凡事终有不足，儒家文化用于修身是一件很好的工具，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非常强的。它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素养，要求每个人都做到仁义礼智信，但是在实践中却很难落实。很多时候，仁人君子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说一套，做一套，每个人都觉得在现实中做一个谦谦君子会吃亏。换个角度，从实际的结果而言，遵守道德约束虽然是有利于统治者的一种思想，其实对普通人而言也是一个有利的选择。且不说违反律法带来的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就是生活在一个相互礼让的文明社会，远比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生活幸福。有副传统对联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这基本上是传统中国人的生存处事之道。莫违圣道，莫言刀兵，就是最好的臣民。 宋朝以儒家治天下，却被野蛮的金兵往来侵掠，不得安宁，最后丧于蒙古人铁蹄之下。朱元璋打败了元朝统治者，建立了明朝，还是以儒家治天下，结果又被野蛮的清军所灭。大清继承了汉家血统，也以儒家治天下，结果更惨，被西方列强大卸八块，欺凌分割，可见儒家修身可以，平天下差点儿。 对于外部的欺凌和侵犯，不外乎两个办法。一个是自我平衡法，这还是儒家思想的延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遇到这样的问题，说明自身正在取得进步，要把这种进步和个人的胸怀结合起来，做到王船山所说：“志如其量、量如其识”，把别人的刀剑统统入库，充实自己的肚量，既可以用来激励自己更高的志向，也可以提升自己更深的见识，这是保身之道，也是正道。等到你的实力强大到一定的地步，对方自然会改弦更张。当然还有第二种办法，那就是诱敌深入，使周围的人都能看到他的所作所为，借助环境的力量来消除他的负面影响，恶人自有恶人磨，使其自作孽、不可活，这当然有违圣人的忠恕之道，不过也是兵不血刃的办法，从保身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必要的反击。保身不是一味的无原则的退让，适度的反击也是保身的一种选择。 具有教化功能的修身方式，往往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言行不一，产生了自用哲学和宣传哲学的对立。因为在修身的过程中，每个人都知道社会评价的标准和基础，因此即使内心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也可以在行动上刻意的表现出来。这些行动无疑是难以辨别的，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作为真实的表现，历朝政治制度往往也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进行设计。而事实上，这样的制度设计中看不中用，使得中国历史上盛产伪君子，篡夺汉位的王莽就是这样一个例证。 西汉的王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莽虽然出身名门，但是篡位前生活简朴，为人谦恭，也是熟读《论语》，儒家名士。他对母亲、叔伯、兄嫂、子侄、贤士等照顾恭敬而周到，堪称朝野道德楷模。王莽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而他的的夫人穿着过于简陋，以至于被人认为是他家的奴仆；他的儿子王获杀死家奴，被他逼的自杀。甚至皇帝生病，他祷告愿意以自身代平帝去死。可以说，凡是儒家曾经推崇过的思想，都在王莽身上变成了现实，不过王莽最终撕去了伪装，把传说中的“禅让”变成了现实，成为文人谋国篡位的第一人。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无论王莽如何的表现，篡位的标签使他也成为古今虚伪第一人，给儒家思想抹了黑，暴露了儒家虚伪的一面。虽然胡适等人为王莽平反，称其为：“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这与其说是为王莽平反，倒不如说是在反讽社会主义者。这种个人表现和内在的背离，逐步演化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潮流，使教化变成了一种表演。理想中的君子国，变成了伪君子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集体的失败。 正是儒家文化和人性中存在的虚伪性，于是掌握了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人，不时的需要出面来收拾残局，把系统性的问题归纳为个人的贪欲，使这个系统还可以顺利运转。要抓典型最好的办法就是抓贪官，谁钱多谁罪恶就重，因为在中国权力集中、重农轻商的背景下，暴富者就等同于贪腐者。十八世纪世界首富，有名的“贪官之王”和珅，抄家时候竟然抄了八亿两白银，相当于政府的十五年财政收入，那时候也没有瑞士银行的账户，不知道他是怎么储存的。从和珅1780年三十岁出任户部尚书算起，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贪墨了十五年的国库收入，难怪当时出访清廷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就是这样一个精通四书五经，仰慕朱熹“穷理及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宠臣，竟然成为巨蠹，这不仅仅是个人品德问题，也是集权制度和乾隆皇帝宠爱使其毫无忌惮所致。 就是这样一个巨贪，竟然被皇帝用作反腐专家，先后去侦破云贵总督李侍尧案，阿桂之子阿迪斯案，平阳知县黄枚案，大腐反小腐，官大到一定程度就高枕无忧，在天朝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举。集权导致部分人有恃无恐和道德分裂，动摇了国家统治阶层集体保身之基础，所以无论是国泰民安还是社会动荡，都会抓出大量的腐败官吏以儆效尤，甚至越是国泰民安，贪官污吏越是抓得更多。轮回式反腐也更加印证在修身中“惧”的重要性，你想做清官的时候，你的上司是贪官，需要你去配合他贪腐，等你成了贪官之后，他又来抓你，实在是左右为难。好在无论表演多么逼真，总有穿帮的时候，而且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不光是官员虚伪，有些学者也是如此，在三言两拍里有一个关于著名理学宗师朱熹的故事：因为台州知府唐仲友为妓女严蕊从良落籍，犯了时任浙东常平使朱熹的洁癖，朱熹是谁？那是“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创始人。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并逼供严蕊与唐有私，孝宗皇帝还算有点人味，把朱熹调任平息此事。严蕊留下一曲《卜算子》，把人间凄苦和弱女子的无奈表现的淋漓尽致：“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而就是这样一个道德典范、正人君子、配享孔庙的朱熹，却在庆元二年被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除了说朱熹不忠于朝廷、贪污腐败等常见问题外，还有诱引尼姑二人收为宠妾，甚至使儿媳怀孕等生活作风问题，使人大跌眼镜。 儒家教化的局限性在于，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这是儒家文化修身的胜利，而当一个人出现问题的时候，又可以解释为他修身不够努力。保身要求克服外在诱惑，哪怕在伪君子的环境里，也要保持自己君子的气度和做法，否则一旦东窗事发，难免玉石俱焚。自文化大革命把孔老二定义为破落奴隶主被“批林批孔”之后，儒家文化在百姓中间也丧失了声誉，似乎只剩下官方的教化功能了。当今社会对于修身并不那么在意了，甚至连“惧”也荡然无存。有钱有权的炫富施威，无钱无势仇富仇官，似乎有钱有权就代表了能力超群，无钱无势就代表了公平正义。缺少“惧”的社会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社会，缺少“惧”的个人更是难以给人以起码的安全。 保身第一的理念是不可丢失的，这里的保身保的不是功名富贵，而是自己真正的身体性命，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保身第一不代表放弃自己的追求，而是用更加珍视自己的态度去对待人生。“明哲保身”最早出自《诗·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意为既能明晓善恶，又能辨知是非，保持这样的状态，才可以达到而保全其自身的目的。还要日夜不能松懈，以尽人臣之责。最初的保身和勤奋都是为了更好的服侍君王，现在我们更应该是为了自身。身体是我们唯一的感受来源，如果没有了身体，所有的一切都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所以修身的第一步就是明哲保身。明哲保身是人生基本智慧，甚至是生物界的基本智慧，任何动物乃至植物都有自己保护自身的法宝，而人类的生存环境要求自身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机制。 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胶西王刘印、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先后起兵造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他们的口号是“诛晁错、清君侧”，要杀御史大夫晁错。晁错是谁？是当年汉景帝的智囊，政研室主任。史称此人学贯儒法，为人刚直，主张经常被景帝采纳，没少得罪人。之所以被七王所痛恨，起因是晁错没有充分考虑时机是否成熟，急于策动景帝推行“削藩”政策，致使刘姓诸侯迁怒于晁错，以杀晁错来迫使停止削藩。别看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景帝也是个滑头，虽然知道错不在晁错，也想尽快把七王干掉，但是觉得和七国硬碰硬获胜的把握并不大。最后为平息事态，派人把晁错骗出家门，腰斩于西安东市，宣告晁错保身失败。 苏轼在《晁错论》里评价说：“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能免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什么意思？苏轼对晁错的才能虽然是赞许的，但是对于晁错发现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是不赞成的，发之而不能收，自己惹出来的事情，自己收拾不了，这就是取祸根源。王船山《读通鉴论》里说的更是直白：“庸人不测。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动，激之以动。激之以动，而自诧为先觉。动不可止，毒遂中于天下，而流血成渠，国幸存，而害亦憯矣。呜乎！谋人之国者，可不慎哉！”通俗讲就是，本来狗不咬人，你非要惹它起来咬人，结果咬了别人，还自以为聪明，觉得自己先知先觉。一个人如果不为身谋，不但自身难保，也会殃及他人。你晁错为了证明你聪明，要大家流血算什么好汉？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这些人总是会提出一些经世安邦之策，但是希望他们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社会，不要仅仅是只提问题，不提答案。无论是政治对策，还是经济对策，在实践中总是有利有弊。说便宜话总是容易的，但是真正的治国安邦，还是要保留一点畏惧之心为好。季羡林当年有一句话上了《新闻联播》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真话为什么不全说？因为还没有到说真话的时候。懂得明哲保身，这可能也是他90多岁高龄得善终的原因之一吧。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法律和制度都是一种工具，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这些工具都是和你没有关系的，而到了你要倒霉的时候，这些工具总有一件是适合你的。而造成你倒霉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你没有学会如何保身，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 当然，如果真的有远大志向，愿意以命一搏，那就是另外一个思路了。历史上出问题的人，往往都是能力超群的人，平庸之辈反倒是能够苟全。还拿苏轼说晁错：“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意思是：你既然想立个大功，你就不要还想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风险和收益要对等，不要惹出乱子来，反倒出主意要皇帝御驾亲征，这就要皇帝觉得你不厚道了。如果你自己担起这个重任，赌到底，也说不定能赢。所以后人评价晁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还没能做到“临难勿苟免”。他更像是一个精于“权、术、势”的法家，外在的儒家只不过是迎合主人汉景帝的需要罢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历史上的领导者大多都是希望别人是儒家，而自己则是个杂家，可以左右逢源。汉景帝在关键时刻，也不做冤大头，先把晁错杀了试试，这一场景可为保身者戒。 《红楼梦》里也有这样一段场景，出谋划策者的下场更惨。贾雨村初次判案，在了解拐骗妇女案情牵涉显贵之后：“雨村低了头，半日说道：“依你怎么着？”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个很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凶犯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不依，只用将薛家族人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烤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堂上设了乩坛，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便说：'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系夙孽，今狭路相遇，原因了结。今薛蟠已得了无名之病，被冯渊的魂魄追索而死。其祸皆由拐子而起，除将拐子按法处治外，余不累及……’等语。小人暗中嘱咐拐子，令其实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可，与冯家作烧埋之费；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不过为的是钱，有了银子，也就无话了。——老爷细想，此计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压服得口声才好。”二人计议已定。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干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少，不过赖此欲得些烧埋之银；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话说了。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芦庙内沙弥新门子所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意；后来到底寻了他一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才罢。 行文至此，不得不感叹曹雪芹世事洞明，几句闲笔把一个自作聪明、助纣为虐的门子表现的令人既恨又怜。小聪明带来大灾难，怎能不为保身者所戒呢。不要说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人物，就是当年越王勾践灭吴的第一功臣范蠡，在隐退江湖前也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多年以后，为楚汉争霸立下头功的韩信再次验证了这一名言。 有人可能会把保身列为人生首要任务有意见，认为人怎么能够苟活于世呢？真理呢？理想呢？真理和理想很重要，但是必须要依托于我们自身存在而存在，不是一朵飘在天空的云彩。掌握了真理和理想的脖子也不会比刀硬，只有保护好自己，才有可能保护真理和理想，就像一个战士，如果不能在炮火纷飞中保护自己，成为烈士很容易，但是完成自己的使命却很难。 客观来讲，在中国乃至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无论是为真理还是理想的献身，且不说个人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实质上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世界更多的还是按照它原有的轨迹前进。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尽心尽力，不惜与天下权贵、士子为敌，最终却也落了一个抄家的结果，而其政治遗产很快也被改弦更张，大明帝国从此走向了衰亡之路。真理往往是相对的，而理想往往是个性化的，推动世界发展的主要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变化，以及经济文化思想带来的人类的交流和融合。那些献身的事迹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这些选择会给人类带来一些人格精神上的丰富，会给某些特定的组织和团体带来直接的价值，但是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就像大海里投了一颗石子，仅仅冒几个泡而已。元代张养浩《潼关怀古》里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所谓的君臣父子，只不过是一种麻醉剂而已。当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在国家危亡、生灵涂炭的时候也是一种值得仰慕和践行的选择另当别论。对于那些鼓动人为了某种虚无的东西去献身的宣传，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定义为间接杀人或是某种邪教。生命第一的概念应该是人类的共识，即使是战争中的牺牲，也只能认为那是一种为了集体利益不可避免的妥协，而非是一种进献的荣耀。保身第一，才会使人有所畏惧，而畏惧正是人类形成社会的前提。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无论对于他的敌人，还是他的亲人，都是可悲的。我们畏惧饥饿，所以我们才会辛勤的耕作，我们畏惧孤独，所以我们才会相互沟通，我们畏惧死亡，所以我们才会崇爱和平。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从肉体上消灭别人是一种很习惯的选择，甚至成了一门学问。动手杀人的方式有凌迟、寸殛、殊死、斩首、枭首、菹醢、脯刑、劓殄、烹刑、腰斩、炮烙、车裂、五马分尸、坑杀、定杀、枷项、立枷、绞刑、廷杖、笞杀、杖杀、磔刑等，另外还有赐死，也就是需要死者自己动手的，基本上是白绫自缢、宝剑自刎和毒药自鸩三种。不管是自己动手还是别人动手，总是难逃一个死字，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从肉体上的消灭是最彻底干净的。不要说敌人，就是自己最喜欢的人也有时候下此狠手。汉武帝为了立儿子小弗陵为帝，以“子幼母壮”为名，将钩弋夫人赐死于云阳宫，理由怕将来外戚专权，为了天下太平杀亲人，简直高尚的脱离人性。 这一点上其他国家做的就很不够，譬如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不算其它零零碎碎的监禁，仅最后一次就坐了27年牢，这充分说明南非的统治者过于迂腐，像抓住唐僧的小妖一样，没有领略到政治斗争的精髓。反观天朝历史，不用特别特别向上追溯，仅徒教基督蒋介石就不知使多少政敌命丧黄泉。不管是韩复榘还是汪精卫，不管是就旧相知还是老对头，有人统计，蒋先生本人签署的处死令就不下千人。捉住就杀的办法，不知作为佛教和基督教信徒的蒋先生如何平衡自己的内心世界。现在时兴重新评价和翻案，但是真心说，这种动不动就处死别人的案恐怕不容易翻。 总结一下：保身之道第一是要有畏惧之心，不可心存侥幸之念，行苟且妄为之事。第二要有慈悲之心，不可助纣为虐，否则会自食其果。第三要有全功之心，不可只图一时之快，扬刹那之名，而不计如何善后。每天晚上入睡前思考一下，只要我们的身体是安全的，人生就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清风明月，高枕无忧。 （未完续待）  【身是什么】 保身第一△ 修身第二 立身第三 【心是什么】 志气第一 胸怀第二 精神第三 【脑是什么】 转换第一 隔离第二 平衡第三 目 录 作 者：刘 辉 后期制图：谢多丽 *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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