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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夏宁，我于1955年2月出生在古蔺县城。我父亲是南下干部，江苏泰州市忘私庄人。1973年初中毕业，第二年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了白沙区小水公社长岭大队一队。1976年，我应征入伍，我在内蒙古军区守备二师五团宣传部，后调入内蒙古军区独立师炮团。1979年我转业回到古蔺，曾在供销社、糖酒公司等单位工作过，后调郎酒厂，直至退休。 
关于我父亲夏汉民，他进入古蔺时所在的部队是142团。他参加解放古蔺和在古蔺征粮剿匪的那段历史，他生前很少提及。他曾多次说过，烈士陵园刻着名字的那些战友，他们才是英雄。我回忆父亲在古蔺的这些点滴，他亲口给我说过的不多，多数是我偶尔听到他和战友们聊天的时候所提，反正都是只言片语。我父亲参加过淮海战役，后一路南下转战。解放古蔺时，他带了一个排从泸州来，当时叫川南行署，他们说不了解古蔺的实情，我父亲说到古蔺时，古蔺群众在土匪的反动宣传下，很多跑去躲去了。到了人民医院碰到杨云程的土匪，土匪人多，但装备没他们的好，他们有水冷式马克宾机枪，威力很大，他们是边打边退。他们看到火星山上的碉堡盖着山，猜到里面有兵，就往流沙岩方向撤退，土匪看到解放军撤退，就发起追击，但流沙岩有利地形和解放军武器先进，激战一个上午，土匪攻不上来。有一个叫肖兵云的古蔺人从密林小道到流沙岩，战士们引荐找到我父亲，他说是武工队的。经桂花水尾到叙永，只差点就被土匪打死了，我父亲的一个包放在新华书店山坡坡上沈家。第二次来古蔺，是三路，箭竹坪、椒坪、一路从贵州习水这边，到县城，杨云程在川南救国军县政府开庆功会，摆了几十桌，解放军到胜利桥，没费一枪一弹，因为有人跑去报，说周围都是解放军，杨云程赶忙逃跑，马上往三星街从象鼻子逃跑，解放军怕遭鸿门宴，先倒了一些给狗吃，周前恩给我父亲报告没问题，才吃。吃完饭，找到一块木头写上“古蔺县人民政府”，我记得父亲说的是夏一勤写的，表示人民政府成立了，夏一勤是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他是摩尼区征粮剿匪队长，后任摩尼区第一任区长，古蔺解放是142团，说古蔺烈士塔的征粮剿匪烈士是他手下的，健在的战友有周前恩（后任古蔺法院副院长）、黄祥容、杨春正、浙江鲁克兵、骆志昌等人。说起田沟头战斗牺牲十多个人，我父亲特别悲愤。他说，当时营部在麻城，郝排长带队（后任过古蔺派出所所长），古蔺这边派两个人去接，有一个人肚子疼，到铁索桥就没去了（解放后说不清楚），另一个叫龙靶子的人去接，在麻城出发前，我父亲特意吩咐郝排长，要按行军要求，先派侦查战士走前面。没想到在田沟头，狡猾的土匪在周围形成包围圈，战士们进入他们的视野后，他们立即发起攻击，并同时高喊：“古蔺人不打古蔺人，古蔺人趴下。”战场上子弹是认不到人的，他们实为分散注意力。郝排长因未进入包围圈幸免遇难，其他人被土匪袭击牺牲。有两个受伤战士爬到了附近一户人家，这家人不仅不救，反而给土匪报告，两个战士被害。解放后，经公安机关侦查事实确凿，这家的主要人被镇压。他们说的这段历史，我没见到文史资料上有记载。我同学云岭在郎酒厂工作。他听古蔺人王思某（邮电局退休）王大爷说过，古蔺匪患最严重的是摩尼区。他们亲切地称呼我父亲为“夏队长”。解放后期，国民党大溃败，云南李弥在川滇公路一带留下的，古蔺解放后征粮剿匪，摩尼土匪把枪一丢就是老百姓，说我父亲和指导员从三中过来，土匪在老百姓房中开枪，当时我父亲左边，土匪打到右边的指导员，后包围这座房子，把所有的人抓出来，经过强大的心理攻势，后群众把土匪指认出来，核实后立即枪毙。当时是特殊情况，土匪太猖狂，只要有两人证明是土匪，一律枪毙。营盘山土匪也多，打死打伤我多名战士，后抓着的十多个土匪夏队长逐一核实后，为战友报仇，按当时的政策全部枪毙，在摩尼也抓着十多个土匪枪毙，云岭的父亲在青训班。剿匪战士、转业地方后，曾任古蔺县法院副院长的周前恩说，剿匪那时，他们从麻城到古蔺开会，在小水龙洞方家坳到古蔺方向，有一个山脊转弯处，两边都要洞口才能看到洞，8个人一路，我爹走在前面，他警惕性特别高，反应很快，一看到带了武器的土匪，马上打倒几个土匪，其他的吓得马上逃跑。记得我回家向父亲印证，我父亲沉默了一会，说：“如果没有战场经验，快速出手，我们早就没命了。”解放后，摩尼征粮剿匪，区公所打了一仗，打不出来，派通讯员古蔺人王思某（邮电局退休）王大爷，在川滇公路找到解放军部队，从黑泥哨到营盘山，碰到吕绍云，准备去追李弥部队，吕绍云正在买锅造饭，听说情况紧急立即马上行军，到摩尼解围，吕绍云退伍后分到古蔺，和我父亲定居古蔺。他们说“夏队长”在摩尼区海丰乡的一个洞，在带队那里打了一仗，后来又到太平渡当区长。陈修富、赵兰林、赵玉海、白凤琪是“空降”，留在古蔺的一批老革命都没做到“大事”，我父亲转业后到县财政局、县联社工作过，后白沙供销社当经理，调县外贸局退休。父亲是南下干部，母亲是叙永人。他们定居古蔺，自然就在古蔺工作、生活，养育我们七姊妹。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干部后代，而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父亲要求我们积极向上，跟共产党走，顺应时代，不做坏事。我们家家法很严，不管是谁做了错事，父亲是不依不饶，在我们眼里父亲是特别威严。说实话，我们年轻时不太赞成父亲的这种管教方式，总觉得我们是干部后代，一点便宜都没占，太不值得，但长大成人后，生活阅历增加了，看到了很多事情，我们才明白父亲的苦心，越发越敬重父亲，包括我们教育下一代，其实都是把父亲教育我们的教育他们，夏家子女都知道，没有良好的家风，没有严格的家庭教育，无论有多优秀，多数的结局都是一塌糊涂。父亲重情重义，战友王明珠是山西人，转业在古蔺定居，成家后无子女，父亲就把我四弟过继给战友，为战友养老送终。我是七姊妹中的“老大”，1.82米高的大个子，在别人眼里或许我是“不怕事”的人。其实，这是“以貌取人”。真实的我，说话虽直截了当，但从不欺负别人，没惹过祸。要是遇到一些老人或流浪人员，我是力所能及帮助，这是我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育，不能欺负人，能帮助别人要尽量帮助的教育。我的战友们都说我是“打人像、糍粑心”。我二弟在人民医院工作，为人不错，病人和职工，都对我二弟的评价很高。三弟当兵转业后在古蔺县检察院工作，检察院有两个在职读大学的名额，二弟考入北大法律系。毕业后，他完全可以留在大中城市工作，但弟弟想到要和父亲一样建设古蔺，毅然回到古蔺。那时人才紧缺，他们那个班的很多同学都留在北京。五妹是好邻居商场老总，但为人谦和和诚实经商，古蔺人是有口皆碑，最小的两兄弟都是烟草公司职工，不管是在基层还是在机关，努力完成工作任务。我们七姊妹的下一代都是独生子女。七个孩子中，有五个是大学毕业。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踏实为人，低调务实，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个体，七姊妹都知道爷爷所立的家风，不做我们夏家、为南下干部丢脸的事。2010年，我父亲走完了他的一生，去世时是80多岁。而今，我们下一代有的生活在古蔺，有的生活在泸州，还有的走出四川。作为南下干部的后代，我们以父亲的革命事迹为荣，我们踏实为人。我们将把我父亲他们对后代的要求，一代一代传承。（罗树整理，照片来源于网上，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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