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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那时普通苏联人的认识基本上是：主要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以美英为首的西方盟军则是不劳而获的下山摘桃者。
赫鲁晓夫当然不同于普通苏联人，他有特殊的渠道可以听到一些普通民众所听不到的东西。比如他在最高层的小圈子里参与各种活动时，会在茶余饭后听到斯大林闲聊一些二战的事。
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作者提到斯大林对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赞美有加，说他品格高尚，在处理对盟国事务上表现出了正派豁达和侠义精神。那是因为在二战末期斯大林曾先后两次致信艾森豪威尔提出请求，后者都慨然应允。
第一次是眼看着盟军在德国攻城略地，斯大林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请其缓进，他说：“根据与罗斯福的协议以及考虑到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苏联的军队应当在西方盟国之前进入柏林。”于是艾森豪威尔把他部队的进攻停了下来，这样就让苏军攻占了柏林。
第二次是后来德军被苏军击败时，原以为他们会放下武器向苏军投降，但德军却拒绝这样做，而是故意向西移动，去向美国人投降。斯大林这时再次致信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不公平的。于是艾森豪威尔就命令前来投降的德军指挥官去向苏军投降。斯大林为了赞美艾森豪威尔，还举了反例，他向英国人提出同样的请求时，对方根本就不予理睬，对前来投降的德国人来者不拒。 斯大林对以上两件事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我们将不可能首先攻占柏林，德国问题很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决定，而我们的地位也将不利得多。”
显然，斯大林什么都明白。
赫鲁晓夫当然也明白，不只是因为斯大林茶余饭后的闲聊，其实他自己也是二战的亲历者。他在书中说到：“我们曾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船只以及其它许多供应品，所有这些物资都大大有助于我们作战。甚至在斯大林逝世后，我们所有的大炮还都是装在美制的炮车上。”
赫鲁晓夫不只是明白，而且他也有所反思和批判，他在回忆录中总结到：“不幸得很，我国的那些关于二战的历史著作已经使人们产生了错觉。这些历史著作是从一种虚妄的骄傲感出发来撰写的，在有关我们盟国所作的贡献方面不敢讲老实话。这一切都是因为斯大林本人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不现实的立场。他知道真相，但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些事实。他认为如果公开承认，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未免太可耻，太不体面了。”
作为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较之斯大林进步了许多。首先他敢于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另外他有一个更加开明，更加豁达的荣辱观，他说：“讲明事实真相未必是丢脸的事，恰恰相反，客观的叙述会使我们的形象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显得更高大，一点也不会损害我们的尊严。”
然而，赫鲁晓夫在一些叙述中也体现着另一种色彩。比如他对英美盟军作战动机的分析中说：“盟国之所以援助我们，是因为他们自己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之所以供应我们武器是为了消灭敌人，同时也是为了消耗我们的力量。他们要等到苏联已经耗尽力量时才愿意积极地参与抗击德国的战争。”还有在对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和英军统帅蒙哥马利进行区分和评价时说：“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截然不同。斯大林对艾森豪威尔的评价，我一直铭记于心，斯大林不会无缘无故地喜欢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阶级敌人。”
这些评价和判断也可能是事实，但在其言谈话语间却流露着他价值观的局限，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他所植根的组织立场。因而他的陈述在逻辑自洽方面就显得漏洞百出。
赫鲁晓夫对二战历史真相的尊重是一种开放和包容，显得大气而明智。而他对英美军事动机的分析及对两位军事指挥的评价态度则是一种僵化的教条，显得拘谨而迂腐。这样两种矛盾的东西集在赫鲁晓夫身上就显得很幼稚。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的行动还远不够彻底；而作为一个集权统治者，他又缺乏不讲理的作风。事实上这幼稚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赫鲁晓夫的下台显然不同于正常的领导人换届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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