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82年走进《收获》到现在，四十年了，程永新是中国文学现场最密切的见证者。 如今已是《收获》杂志主编的他推出了写进文学史的“先锋专号”，经手发表了《活着》《妻妾成群》等名作。 其实程永新也写小说。“职业编辑”和“业余作家”是他给自己的定位。 他的《到处都在下雪》是马原眼里“毫无疑问的杰作”，《穿旗袍的姨妈》被余华形容为“简洁而博大”，只是后来越写越少，几近停笔。 直到2020年春节，突然到来的一段不能出门的日子，他把计划退休后要写的故事提前写了出来，这便有了最近结集出版的《若只初见》。 所有被损害、被斩断的记忆都会留下痕迹 程永新曾经认识一个“小芳”。那是在并不遥远的1976年。 那一年，他高中刚刚毕业，他的母亲带着他去浙江东阳的娘家。 长途汽车几经辗转后，一架木制的独轮车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沪语叫“华程里”的地方。 差不多40年后，他确定“华程里”实际上是厦程里。这个村子在会稽山脉南麓东白山的脚下。 当他对“小芳”朦朦胧胧的情谊被发现后，他先是被反对他的姨妈和舅舅们“软禁”在老屋，最后，干脆被送上独轮车，送出了村子，返回上海。 在那个年代，可能许多人都有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小芳”。 后来，程永新回忆起那段经历时，曾感慨“所有被损害、被斩断的记忆都会留下痕迹”，那段记忆给他留下的痕迹，是他最初的笔名“里程”，这个笔名，是他对青春期的纪念。 知名作家和批评家程德培，也是程永新的好友，在其评论程永新小说的文章《近身的美学与遥远的时光》中，引用了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一个观点“小说就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传记”。 看到文章后，程永新认为巴特的这句话“很精彩”。程永新也很认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小说都是从回忆出发”。 对“小芳”的记忆，在他的一篇叫《他乡》的短篇中可以看到踪影。他的同名中篇集《若只初见》，则有他其他回忆的影子。 “女王教会我如何换位观察世俗与禁忌的关系” 《若只初见》中的人物“大师兄”，程德培认出其原型是他们共同的一位兄长似的朋友。 《若只初见》的“我”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出版社，而作者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收获》杂志社。小说讲述的是“我”和“青青”的故事。 小说中的“青青”有三个，其中一个，和“我”没什么关系，另两个，一个是古筝女王，一个是女教师。 古筝女王是一号女主角，经常在一家星级酒店的大堂吧演奏古筝，有时候，她直接被称呼为“女王”。女王似是情场高手，在和“我”的感情中出没自如。 和女王一对照，“我”就是情场小白。 女王是其和“我”的关系的主宰者，作为王，她甚至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 例如，他们在某个活动中接触到了一个导演，女王首先问“我”是否会一直对她好，得到肯定的答案后，说了让“我”脑袋一下炸了的一句话：“你要对我好的话，就让我和他谈一场恋爱。” 女教师青青，是位业余诗人，她是在女王从“我”的世界里消失的那段时间出现的，在女王重新出现前，离开“我”去日本寻找她的归宿去了。 女王短暂重现后，很快又不知所终。这时，第三个青青亮相了，她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和“我”没任何瓜葛的这个青青后来去九华山出家了。 小说接近尾声时，“我”从女王闺密那里获知了女王重病的消息，但因为不想看到女王被岁月和疾病双重摧残的惨样而没去医院看望，闺蜜以为“我”是记恨女王，实际上“我”不仅不恨，甚至还感谢女王让“我”思考了之前不会思考的问题：“是女王教会我如何换位观察世俗与禁忌的关系，如何真实地面对自己。” 《若只初见》主体故事发生的时间虽然没有明写，但从小说中歌厅里流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来看，故事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 清华大学讲授美学及大众文化评说的肖鹰曾在《阿姐鼓与90年代文化》中分析了1990年代的中国：“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已经根深蒂固的个体对集体或国家的稳定的依赖感，取而代之的是必须自足自力的'个人’观念。 另一方面，面向世界的开放，把一个无限的世界天地推到人们的面前，面对这个无限的天地，个人所获得的自由和他所面临的失落，是等值的。” 这也是小说《若只初见》发生的时代背景。 小说中写到“我”为香港回归而撰写纪录片剧本，1990年代程永新曾担任过纪录片《上海建筑百年》的主创，“我”的虚虚实实，让人有理由认为《若只初见》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程永新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人、对人性的思考。 无疑，女王是一个塑造得非常生动、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物，她有着很多的欲念，游离于伦理规则之外，不满足于一个爱人。 她爱得很自由、很主动且很大胆——她视男主角“我”为精神按摩师，可以与之彻夜长谈；她直白地表达，渴望与第一次见面的导演谈场恋爱；她甚至视爱情为战争，执拗想得到年长导师的爱。 即使是当下，女王都很难获得较多的理解，非常可贵的是，程永新并未站在道德的角度对其有任何批评，相反，他在女王第一次“出场”时，安排了名曲《广陵散》。 《广陵散》的旋律是激昂、慷慨的，它的出现也为女王不顾一切进行的情感冒险奏响了序曲。 对话 “女性获得自由的境界难度更高” 潇湘晨报：在你的后记里面，看到你写到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你对他的关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程永新：我早年的时候，大学时期也写过一点诗歌，写得不好，但是也写过，对诗歌一直比较关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我特别喜欢。他写得不多，一生就200多首，可是他每一首都值得你一读再读。有一些你可能一开始还读不懂，但是慢慢地你就发觉他太厉害了，在现代诗歌里面，他真是一个大师级别的人。 潇湘晨报：从特朗斯特罗姆谈起来，主要是想问问他有没有影响你的写作？比如说他写得很少，你做编辑做了40年，但自己创作也比较少，是不是他在这方面对你有一些影响？ 程永新：影响肯定是有的，你喜欢他就难免会受到他的影响。他对意象的运用，他思考问题的高度和深刻性，我做他的学生都不配。他的诗歌有好多是要慢慢消化的。我觉得中国的写作者没有完全消化他诗歌中的精髓。就我个人创作比较少，还是因为比较懒散，然后也不够专注。 潇湘晨报：你说的懒散，是不是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程永新：和要求肯定有关系。但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诱惑也比较多。我去拍过电视片，做过话剧制片人，然后也请了一年的创作假，也下海做过生意。后来发觉自己根本不是经商的材料，慢慢就放弃了。在游游荡荡中，实际上就把时间都浪费掉了。后来自己给自己做了比较准确的定位，静下心来做编辑。回过头来发觉，我的好朋友作家们坚持写作，有了很好的成就，生活也比一般人要过得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潇湘晨报：其实这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是认可好的文本的，有好的文本，价值还是能够得到体现。 程永新：是的。这些年脑子里酝酿的东西蛮多的，但始终没写。前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关在家里每天就是不停地看稿子。稿子看完了，我就尝试着把脑子里的一些念头写出来，比如青城山，比如邓丽君。邓丽君的资料我收集了很多，疫情之前，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清迈，去看她住过的酒店。有一个当年为邓丽君服务的服务生，我专门去跟他聊天。之前是想退休了就把它写出来，但是疫情一来，就把想法提前了。 潇湘晨报：关于从商的经历，你说是浪费了，实际上那段经验也变成了你的写作素材。 程永新：因为小说和诗歌，都是表达跟人性相关的东西。一是对人性的挖掘，一是人跟时代的关系。比如《若只初见》里面的女性，跟上世纪90年代有关。但是我用力的地方是超越这个时代，把人性最隐秘的东西写出来。 女性的命运，也是我写这篇小说时考虑得比较多的。她们的情感，她们的理想，还有人性的表露，都受到很大的束缚。社会中的不合理，对男性女性都一样。但是女性更不容易，让她获得一种自由的境界难度更高。 潇湘晨报：《若只初见》主人公说“抛开伦理，从另一个角度看，女王也许是人类探索自身命运的一个殉道者”，把她当殉道者看，这种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程永新：其实还是对生活的观察吧。比如说婚姻关系、爱情关系，都带着这个时代的印记。我们的社会有好多禁忌，它束缚女性，也限制和规范男性。所以我就想塑造一个形象，为了她的追求，付出了很多。这个人物不是凭空捏造的，生活当中确实存在。 另外，《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马尔克斯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目标，想穷尽人类爱情的模样，我就想写一篇在他的范围之外的。这就是文学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文学的意义。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有关爱情的名著出现，但是每个时代都还可以不停地写下去。对人性、对情感复杂性的探讨，永无止境。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不停地研究探讨人的问题，人的生存问题、人的情感问题、人性的复杂。这也是我写小说时考虑比较多的。 潇湘晨报：《若只初见》，这四个字透露着一丝惋惜，是这样吗？ 程永新：这篇小说原来在《江南》发表的时候，我跟主编钟求是商量这篇小说的名字时，这个名字一下就击中了我。 除了你说的惋惜之外，这个题目我特别想表达的，其实不仅是情感、情谊，还有人和人相处的伦理，等等。比如说我们一群上个世纪80年代过来的好朋友，走着走着可能就散了。这种伤感也有。它是蛮复杂的，但也恰恰是我要的。 传统作家要写的东西，我们尽可能要把它省略掉 潇湘晨报：你做编辑做这么多年，先锋的、通俗的，各种风格都接触过，为什么你会选择用很简洁、很平实的风格来写？ 程永新：时代不同了。我过去写东西，会用比较多的形容词。现在必须承认，因为新媒体的出现，阅读趣味和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更喜欢比较准确、简洁、直击人心的作品。你去看石黑一雄的《请别让我走》，他写一个克隆人，一个长篇小说，场面处理、细节处理都非常简洁，它跟这个时代是相呼应的。 潇湘晨报：我个人非常喜欢你的一点，是你舍得舍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可能会很精彩的内容，让读者去自己去补充，特别是《风的形状》这篇，最能够体现这一点。 程永新：我们这次青年专号上发了一篇《盛年的情人》，是一个叫夏麦的年轻作者写的。她也是写一个爱情故事，她是学理工科的，她的思维就是点到为止。读者很聪明的，你点一点他全明白。现在思维的习惯、阅读的习惯、写作的习惯都在变化。传统作家不会去写的东西，现在的作家可能就会把触角伸到那个地方；传统作家要写的东西，现在的作家又尽可能要把它省略掉。这就是小说的一种变化，一种取舍。就像电影导演一样，拍的镜头很丰富，但是选取哪些镜头组合成我的最终目标，这个就很有讲究了。我不一定处理得很好，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去追求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潇湘晨报：《风的形状》感觉像悬疑题材，实际上讲述的还是时代背景对人的影响。这么一个宏大主题你用悬疑来包装和展示，是一种怎样的考虑？ 程永新：这篇小说有点奇怪。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写过一个短篇，写完以后，我给苏童看，他看了以后意见说得很委婉，那个小说后来发在《雨花》上面。发表以后我发现这个故事没有写完，但是怎么重新建构，我一直在思考。
这个故事写到建筑，我拍过一个纪录片叫《上海建筑百年》，我是总编剧和总策划。我们当初拍的那些建筑现在都没了，都拆掉了。从建筑里面我领悟到艺术的相通性，怎么让这个小说呈现时代、人性以及建筑的美学。这是我的一种尝试。 收在这本书里面的5篇小说，我想写出5篇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所以《风的形状》就带了一点悬疑，一点凶杀。因为经常有好多作家朋友送我书，看了一篇，再看第二篇，第二篇和第一篇没什么区别的时候，我就没兴趣了，就不想看了。 所以我集子里面，我努力地想做到每一篇风格都区别非常大，是试试自己是不是能写不同类型的小说，把我当编辑接触的那么多作家的作品文稿的一些思考和感受，在我的小说里体现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