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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生于石纽出于西羌是蜀人?文献以讹传讹,错源为《淮南子》

 万物史话 2023-07-23 发布于北京

北川石纽摩崖
文/万物君
大禹故里在哪?通常认为在嵩山到嵩县一带,但也有一些文献称其在四川等西部地区,尤其是在汉代以后,“禹生石纽”、“禹出西羌”的记载充斥于各种文献中,因此有必要辨别下,以弄清相关说法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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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禹生于石”、“禹生于石纽”的文献记载有很多,这里只罗列唐代之前的,内容如下:
《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修己背剖生禹于石纽。”
《淮南子·修务》:“契生于卵,禹生于石,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
西汉扬雄《蜀王本纪》:“禹,六月六日生于石纽。”
东汉《吴越春秋》:“(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
三国时期《蜀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
西晋《帝王世纪》:“禹,六月六日生于石纽。”
西晋《三国志》:“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
东晋《华阳国志》:“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
南北朝《水经注》:“(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
唐代《艺文类聚》:“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禹,汶山广柔人,生于石纽村。”
关于“禹出于西羌”、“禹兴于西羌”、“大禹生于东夷”的记载如下:
西汉《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
西汉陆贾《新语·术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
西汉《盐铁论·国疾》:“禹出西羌。”
东汉牟融《理惑论》:“禹生西羌而圣哲。”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寸,长于西羌夷人。”
南朝《世说新语》:“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
南朝宋范哗《后汉书·戴良传》:“仲尼生于东鲁,大禹生于西羌。”
唐代《晋书》:“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
宋代《太平广记》:“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
宋代《太平御览》:“大禹出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贤圣之所在,岂常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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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生于石(纽)”的最早记录来自战国时代的《今本竹书纪年》,全文如下:
“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铃,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梦自洗于河,取水饮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

如果我们对汉代的谶纬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上述文字根本就不是战国时代的。所以,所谓的《今本竹书纪年》为战国时代的作品,乃无稽之谈。
《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是晋国、魏国史官所著的编年体通史。由晋代汲郡盗墓者盗发战国魏襄王墓而出土。可惜的是,宋代以后它却佚失了。所以,《今本竹书纪年》是《古本竹书纪年》亡佚以后的产物。据程平山考证,《今本竹书纪年》成书时代晚于《资治通鉴前编》,很可能就在元末。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今本竹书纪年》的那段文字来自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母曰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漏,首带钩,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寸,长于西羌夷人。”
总之,“禹生于石(纽)”的最早记录不是《今本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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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枚举和分析,“禹生于石(纽)”的最早记录来自《淮南子·修务》。原文如下:
“若夫尧眉八彩,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契生于卵。禹生于石。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贤者,千岁而一出,犹继踵而生。今无五圣之天奉、四俊之才难,欲弃学而循性,是谓犹释船而欲碾水也。”
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上文提到的“五圣”和“四俊”,其实才八个人。其中禹重复了两次:“五圣”中有他,“四俊”中也有他。
很明显,“四俊”中的禹应为启之误。也即启生于石。相关的文献记载有很多
《汉书·武帝纪》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駮麃,见夏后启母石。”

两晋时期郭璞注《中山经·泰室之山》云:“启母化为石而生启,在此山,见《淮南子》。”

隋唐颜师古注引《淮南子》:“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坐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启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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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生于石”最早见于《淮南子》。增加一个“纽”字的“禹生于石纽”则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禹,六月六日生于石纽。”
扬雄是蜀郡郫县人,他少年好学,博览群书,《陋室铭》盛赞的“西蜀子云亭”就是他读书的地方。他在蜀地生活很久,因此比较了解蜀地的风土人情。

扬雄雕像
很有可能,他根据《淮南子》的“禹生于石”和汶川一带的石纽地名以及大禹传说,而创造出“禹生于石纽”的典故。
然则,扬雄不可能看不出《淮南子》之误,毕竟《淮南子》也有启生于石的典故,但他依然那么写了,或出于乡土偏爱之情而违心写作。
杨雄既是汉赋四大家,又是汉代的儒学大师,他的文章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于是,“禹生于石纽”从此就成了定论,而被后人不断地引用和写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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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下“禹出于西羌”和“禹兴于西羌”的最早记载。
西汉的《史记》、《新语·术事》和《盐铁论·国疾》都不约而同地记录了这件事。详录如下:
陆贾《新语·术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桓宽《盐铁论·国疾》:“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圣德高世,有万人之才,负迭群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数然后终于厮役而已。”
陆贾说“文王生于东夷”,桓宽说“文王生北夷”,这些明显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口中的“禹出西羌”,也未必正确。
至于司马迁说“禹兴于西羌”,结合文意,“兴”乃“收功实”的意思。收功实于西部,不意味着生于西部,就像“汉之兴自蜀汉”,而不论是刘邦还是汉军都生于东部。
在这里,司马迁没有言及大禹生于何方,正如他只说“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一样,而没有说商汤、周王、秦帝以及汉帝生于何地。
简言之,司马迁从未说过“禹生于西羌”,而只说他“兴于西羌”。“生”和“兴”是两回事。
其实,以我们现在的视野来看,“禹兴于西羌”也是错误的。他之功业,无论是治水,还是征伐三苗,以及建立夏朝,都发生在中原,与关中等西部地区无关。
不仅如此,司马迁说“汤起于亳”,即关中地区的杜亳,也是错误的。随着考古的发掘,“杜亳说”早已被否定。如此以来,我们又怎么能相信“禹兴于西羌”这句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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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人抓住“禹生于西羌”不放时,更应该看到,也有一些文献称“大禹生于东夷”:
南朝《世说新语》:“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
宋代《太平广记》:“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贤圣所出,何必常处?”
宋代《太平御览》:“大禹出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贤圣之所在,岂常之有?”
对于这些颠倒不已的论述,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一概地视而不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是后出资料,科学价值不大。
如欲严肃地探求大禹的出生地,唯有先秦资料值得参考。
相关资料搜罗如下:
《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

《韩非子》:“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天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三经》:“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中多仆累、蒲卢。”

《逸周书·度邑解》载周武王语:“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又东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风雨。”

《吕氏春秋》: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量饱?”

《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逸周书》:“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
对于上述文献解读如下:
一、先秦文献通常称鲧、禹为崇鲧、崇禹,说明他们居住在嵩山到嵩县一带。
二、尧殛鲧于羽山,羽山为夏郊之地,必然在嵩山到嵩县一带。
三、墠渚与三涂山都在青要山之南,为周武王南望之地,可知三涂山在墠渚附近。
四、尧殛鲧于羽山,而墠渚为禹父所化之地,可知羽山即墠渚之旁山,即三涂山。
五、大禹(神天愚)居于堵山,堵山位于中次七经,青要山在中次三经,中次七经山脉在中次三经山脉之南,可知堵山,即涂山,即羽山,即三涂山。
综上,既然鲧生活于嵩山到嵩县一带,则禹必然出生于那里,而不可能出生于西部地区。

鲧、禹、启活动之地
其实,鲧、禹与夏启三代都生活嵩山到嵩县一带,更加说明,那里是他们的祖居地。这意味着,大禹不会生于西部,而迁徙至中原。倘若鲧居住于西部,而禹迁徙至中原,还可以说得过去,但鲧的活动地点一直都在嵩山到到嵩县一带,所以禹不会生于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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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需要检讨下,为何汉代及之后那么多学者称“禹生于石”或“禹出西羌”?
首先,大禹是第一个王朝建立者,天然具有主角光环,因此后人对其身世很感兴趣。
其次,关于大禹的资料很少、晚出,且都是传说性质的,毕竟其生活的年代没有文字,这就给以讹传讹带来了机会。
再次,一些学者或抄录者不用心,把鲧、禹和启的故事弄混淆,而后人又不辨真假,于是一处错,处处错。加之名人效应,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错误记载。
从次,夏朝灭亡后,夏人流落各地,导致很多地方都有大禹的传说,也导致后人认为禹生于西羌或东夷。
最后,一些地方的人总喜欢据名人为己有,用情感代替理性,于是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很多大禹故里、黄帝故里、嫘祖故里、姜子牙故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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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小结:
一、“禹生于石纽”、“禹出于西羌”的最早记载都出自汉代以后的文献,相比先秦时代的文献,其可信度更低。
二、根据先秦文献,鲧、禹和启祖孙三代都活动于嵩山到嵩县一带,因此大禹的出生地不会远至四川或浙江。
三、最早记录“禹生于石”的是《淮南子》,实为启生于石。后来,蜀地学者扬雄基于当地传说增加一字“纽”,称“禹生于石纽”。再后来,很多学者不辨真相,以讹传讹,使得“禹生于石纽”充斥于各个文献。
四、司马迁说“禹兴于西羌”,没说“禹出于西羌”,“兴”不是“生”或“出”的意思。司马迁还说“汤起于关中之杜亳”,事实上也是错的。
五、文献中不仅有说“禹出于西羌”,还有说“禹生于东夷”,到底该信谁?其实,关于大禹的记载,汉代之后的文献都不可信。
六、一些地方喜欢据名人为己有,使得“禹生于石纽”、“禹出于西羌”得不到有效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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