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 | “消失的同年”：地域崛起与地方认同意识的增强

作者简介

王瑞来，史学博士，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出版《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等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27部，发表论文300余篇。专注于士大夫政治和宋元变革论两大议题的研究。

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北宋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重视同一榜进士登第的同年关系，以此为纽带，在政界互相提携扶持。历史进入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江南合一，中央赖以支撑的地方势力强盛。科举登第难、仕途升迁难等严峻状况让士人流向多元化，不执着于向上发展，而注重在地方的横向经营。这样的宋元社会转型，使知识精英的地方认同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科举登第之际的活动，从传统的同年会转向同乡会，便折射了这一时代变化。

引言：从《朝野类要》的一条记载说起

南宋布衣士人赵升的官制小词典《朝野类要》最后一条为《同年乡会》，如是写道：

诸处士大夫同乡曲并同路者，共在朝及在三学，相聚作会曰乡会。若同榜及第聚会，则曰同年会。

这条短短的记述讲了京城中的两种聚会，一是同乡会，一是同年会。

“同榜及第聚会”是后者，这是自唐代曲江宴饮雁塔题名以来的习惯。到了北宋，伴随着科举规模扩大而形成了士大夫政治。作为一种政治联系。同年关系受到分外重视。登第后的同榜聚会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的重要活动、聚会的关键词是同榜。

前者“乡会”的参与者则与同年会不同，是从同乡扩大到同一区域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以及官僚的预备队，即外舍、内舍、上舍在学的太学生。聚会的关键词是同乡。

这种聚会并不是无由头的，也与科举有关。《朝野类要》中还有一条《题名》，其中写道：“进士及第，各集乡人于佛寺，作题名乡会。此起于唐之慈恩寺塔也。若官司州县厅事，各立题名碑者，盖备遗忘尔。”这条记载的历史溯源尽管糅合了两种聚会，但还是写明了聚会的缘由与聚会地点

一、文献的印证

不只是赵升的独家记载。在主要反映南宋后期历史事实的元人刘一清的《钱塘遗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越四五日，乡人之官于朝者为乡会，以待乡中之新第者。”《钱塘遗事》强调的是乡会的主持者是在中央为官的乡人，缘由也是宴请同乡的新科进士。

关于聚会地点，除了佛寺，也有城中的酒楼。这见于南宋末周密所撰《武林旧事》记载：“丰乐楼旧为'众乐亭’，又改'耸翠楼’，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间，赵京尹与筹重建，宏丽为湖山冠。又甃月池，立秋千梭门，植花木，构数亭，春时游人繁盛。旧为酒肆，后以学馆致争，但为朝绅同年会拜乡会之地。”

综合以上互有补充的有关同乡会的史料可知，同乡会是在新科进士登第后不久，由高官召集在朝的同乡官僚，对来自同一乡里的进士进行的宴请。宴会地点或在佛寺，或在酒楼。这既是唐代以来科举同榜进士同年会的缩小版，也是扩展版。说是缩小版，是因为仅限于同一乡梓的进士。说是扩展版，是因为除了新科进士，还有不少在朝的同乡官员参与进来。

二、同乡会习俗形成的时代

那么，这种为新科进士举办同乡会的习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尽管缺少明确记载，但从上述三种文献产生的时代还是可以作出推断的。《朝野类要》的赵升自序写在南宋后期理宗时期，《武林旧事》的撰者周密生活在由宋入元的时代，《钱塘遗事》则是署名刘一清的元代书坊杂纂南宋史料而成。就是说，这三种文献的来源都定位在南宋。

对这一习俗形成的时代认定很重要。时代很能说明问题。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不是北宋，而是南宋？这一习俗在南宋完全形成，折射出了时代的变化。

北宋科举规模扩大这一技术性的无意操作，打破了官位垄断，普通贫穷人家的子弟通过寒窗苦读，也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从而促进了社会流动。由人数众多的登第进士组成的科举官僚，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掌控，士大夫政治一统天下。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形成了新士族。

三、北宋士人重视同年关系的历史回顾

士大夫政治没有为新士族提供世袭的特权。为了家声不坠，新士族或以知识优势，让子弟读书出世这样的实力传家，或以士大夫间联姻强化家族势力，或榜下择婿挑选优秀士人作为潜力股。士大夫政治也沿袭了旧有的传统，给了新士族最大的利益维护，为官僚子弟辟有恩荫入官一途。然而，为了保证士大夫政治不会走向腐朽没落，制度设计在官僚升迁等方面，让优秀的科举官僚处于有利地位，舆论宣传也让科举出身者远较恩荫入官者荣耀。

不过，无论科举出身，还是恩荫出身，在入官后的升迁过程中，都在一个跑道上奔逐。人数众多的非科举入官者的存在，对科举出身者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压力。于是面对压力，科举出身者便产生了抱团意识。承继传统的同年会，可以强化同榜进士的同年关系，在此后的仕途上互相提携，政治上互相援助，利益上彼此共享，也成为一种义务。科举与生俱来的这种无须明言的联盟，在宋代的政治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何冠环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祁琛云的《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以及拙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都有很具体的揭示。

这是北宋以来同年会兴盛的主要因素。作为制度乃至传统的惯性沿袭。进入南宋以后。这种同年会依然被维持下来。同年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视、存世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以及《宝祐四年登科录》便是印证。不过，从北宋到南宋，历史的时空毕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造成了士大夫政治，辉煌的前途也吸引了大量士人奔竞于科举之途，以期实现青云直上之梦。然而，从乡试到礼部试接近千人取一的高倍率竞争，又让大量士人名落孙山，被拒于官场门外。即使是侥幸脱颖而出的登第士人，又主要囿于制度性的限制，长期滞留于被称为“选海”的仕途底层。选人升迁到中层官僚京官不仅需要年限、政绩，更需要包括顶头上司在内的五人高官推荐，完全失去了自我掌控命运的能力。这种科举难、升迁难的现实，已经让多数士人黄粱梦醒，不再执着于入仕一途。这种在北宋中后期已逐渐显现出的状况，又遗留到了南宋。

四、南宋开启的社会转型

北宋在最为繁华的鼎盛时期，遭遇女真人的突袭而灭亡。女真人的压迫，让政治场发生位移，宋王朝在江南重建，南宋起步。政治场南移，形同历史的重演。气候变化，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东晋以及嗣后的宋齐梁陈立国江南，将近二百年开发的江南，成为统一后的隋唐不得不依赖的经济重心。在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之后统一的北宋，跟隋唐一样，维持了政治、经济重心的二元化格局。靖康之变开启历史大变局，南宋仿佛回到了南朝，政治、经济重心重归于一，政治、经济支撑下的文化也不再处于分散状态。在帝系与制度同一的表面形态之下，北宋积蓄的诸多因素发酵，继唐宋变革之后的新一轮社会转型发轫，这就是宋元变革。

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全社会的向学，提升了平民文化水准。被认为是唐宋变革的重要指标之一的社会平民化趋势，在南宋发达的商品经济之下走得更远。其中造纸技术改良后新媒体印刷业的繁荣也是重要的推手。南宋领土仅及北宋三分之二，官僚机构减缩，科举却是照常举行，北宋以来科举难、改官难的状况愈发严峻。这种状况让每年产生近万人的士人流向变得多元化，入仕做官已经不是士人唯一的选项。

五、地域崛起伴随的地方认同意识增强

经济依附的地方日益强盛，紧张的宋金对峙，大量国防养兵，中央政府也必须仰赖地方经济的支撑。知识精英不再执着地谋求走出乡里，向上发展，而注重于在地方的横向经营。入幕、为吏、教书、经商等众多职业，为士人活跃于地方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士人来说，赖以生存的地方，是最为值得重视的。生存于地方，经营于地方，人际网络也构筑于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地方认同意识，无论是在官的士大夫，还是在野的士人，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就是他们承载利益的根系所在。

为了增强地方的凝聚力，在乡的士大夫、士人也进行了种种建构。在这个时代里，原来的先贤崇拜也逐渐转换为乡贤崇拜。入官的士大夫，无论走出多远，地位多高，故乡的一方土地一群人，也永远是他们值得信赖的后援。因此，联系朝野，入仕的士大夫要把从家乡走出进入仕途的士人笼络在一起，抱成一团，不只为嘘寒取暖，还为发光发热。

正是在这样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同乡会的活动蔚然成风，获得空前的重视。我们看《朝野类要》那条“同年乡会”，首先讲的就是聚集了所有在京城同乡的乡会，然后才顺便提了一笔传统的同年会，显然是将重点落在了时代变化后的当下。而前面所述《朝野类要》的另一条“题名”，不仅记述了在京城的乡会，还记述了在当地的官衙也立碑题名，用这种形式把每一榜进士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固化。这一切都表明，在这样的时代变革的背景之下，知识精英人际网络的建构乃至维系，无疑已由过去的同年转变为同乡。

《朝野类要》的点校本是我整理的，日本东洋文库《朝野类要译注》研究班的“同年乡会”一条也是我承担译注的。在整理和译注之际，我曾有过迷惑不解，何以会在建立同榜进士交谊的聚会中加入同乡因素?这样的疑问，如果从宋元变革论的视角加以观察，便会恍然大悟、迎刃而解了。

结语：地方意识的影响

同年乡会是在同乡有地位的士大夫主持下形成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社会联盟团体，联系着中央与地方。与原始的血缘关系最为接近的就是地缘关系，同一乡梓的亲切乡情就是结盟的最好理由。宋元变革下的社会转型所强化的地方认同意识，成为传统中国走向近代的最为强势的精神力量之一。我们看近代以来在异乡或京城设置的同乡会馆，我们看近代史上的各省自保，无一不是地方意识在起作用。而在外部刺激的特别情势之下，由故乡到故国，地方意识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