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师 · 人师 | 何干之：启蒙运动的意义及其社会基础

原文系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章。该书于1937年2、3月间开始写作，5、6月间完稿，1937年12月由生活书店出版。选自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1-9页，北京出版社，199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经师·人师”专栏重刊此文以向大先生何干之致敬。

启蒙二字，从它的字义来说，是开明的意思；也即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更显浅一点说，就是解放人们头脑的束缚，教他们耳聪目明，教他们了解为什么，了解怎样做。在奴隶社会里，在封建社会里，奴隶们、农民们是没有这样的福气的。他们受着奴主与地主的鞭挞，已上气接不了下气，所谓文化，与他们是无缘的。而且奴主地主，也乐得他们愚昧、迷信、盲从。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没有所谓启蒙，因此在奴隶社会或在封建社会，从来听不到有所谓启蒙，有所谓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产物。在封建社会末期，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时资本主义虽然代表着推动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但谁战胜谁的问题却仍未曾解决。从来就没有一个社会在新旧转变之中，旧的统治者无条件地会把政治的优越权拱手让人，中间必不免有一场恶战。在封建贵族对特权不肯罢手，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又未取得支配的时候，新旧的决斗，在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的交替中，各国历史都没有例外。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想自己居着有利的地位，不得不拉拢其他社会阶级为自己的同盟军，农民、工人，都是他争取的对象。为着这一个目的，为着打破贵族的特权，建立自己的支配，不能不先批判封建思想。文艺复兴的标准——人的解放，是启蒙运动；18、19世纪各国唯物论者、无神论者、自然科学者都是反封建的战士，都是启蒙运动者。启蒙运动是以理性为主宰的。当然，市民所提倡的理性，是只适应于市民社会的理性，超过这一个界限，不论是怎样合理的东西——也被视为异端。但我们切莫有丝毫的偏见，以为市民所主倡理性不彻底就过小评价它的价值。不是的，18世纪以来的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为民族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平等、博爱所尽的大功劳，固然不可以道里计，同时对于下属民众，也种了不少自觉的种子，便利了他们的社会解放。

记得有一个旷世的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越到东方来，市民就越无能，越懦怯。所以，以东方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也免不了它的狭隘性。但东方社会彻底完成民主运动的是下层国民。从这一点来看，越到东方来，真正的启蒙运动又必越加彻底。试拿中国来做例子，民国16年以前的启蒙运动和民国16年以后的启蒙运动，显然划分了两道鸿沟，这正是以下层国民为中心的启蒙运动的模范。

中国启蒙运动，不用说也随着资本主义出现的。鸦片战争是新旧中国的转变点。鸦片战争以来，由曾李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等，都是与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机构、政治形态，与中国资本主义互相适应的。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从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朝；但在一百年前，这天朝已遭资本主义的威力所压服了。经过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太平革命、义和团事变、辛亥、“五四”、“五卅”、国民革命这些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变，可怜这个古老的独立的国家，已变成一个列强所共同追逐的理想对象了。形式上这个老大的大国，虽然维持着独立的外貌，但实质上早已事事要听人指挥操纵，一丝一毫的国事，也都要受着他人的干涉了。无论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外资都要站在左右全局的地位。这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标本。第二，这一百年来，封建经济在中国，的确是渐趋于没落的途中了，资本主义的要素也的确一天天生长起来了。但封建经济的衰落是非常迟慢，非常呆滞，资本主义的兴起也非常艰苦，非常曲折。这些是有外在和内在条件的。所以在这个很长的时期中，该死的不能立即死了去，该长的不能及早发芽繁茂，停滞在过渡形态中，新的萌芽未开花结子，旧的要素仍顽强的留在人间。这些无所不包的景象，是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质。这两种性质是不可分的，有了半殖民地的性质，中国社会必定保存着旧的封建关系，有了半封建的特质，又加强了中国的殖民地化。这样的矛盾要素纵横交错的社会，就是中国社会的轮廓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除了极少数保守分子，与没落的世界，结了不解缘之外，其他千千万万的被压迫民众、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劳动分子，都要起来与束缚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当前障碍物奋斗的。这障碍物就是三岁孩童都懂得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分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就是目前中国社会运动的主流。中国要想从水深火热的陷阱中解脱出来，非与这些当前的保守力量，作决死的抗争不可。很明显的，与这社会运动相一致的思想运动，本质上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在近一百年的中国，最初的思想运动是曾李的洋务运动与康梁的维新运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新政派所提倡的洋务，是吃了帝国主义的大亏以后的自我觉醒，不论他们的眼光是如何短视，容量是如何狭隘，也不能不对妄自尊大的天朝，起了一个重新估定的观念，他们感觉到枪炮不如人，轮船机器也不如人，不急起直追，必受天演公理所淘汰。这点薛福成说得最有道理：“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变法》）这几句话可以代表当时一班士大夫对于救亡运动所走的途径。

康有为对于孔学的怀疑（《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于新社会的憧憬（《大同书》），和他四次公车上书，是表示在破碎的国土里的一种上层分子的改革运动。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嗣同的《仁学》，更是一本有胆识有见地的著作。他大声疾呼，叫人“冲决罗网”叫人反古（他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这句话虽然有点武断，但也可见他对于传统思想所抱的不妥协态度）。梁启超提倡民治主义（《新民说》），提倡新道德，更足表示那时上层士大夫的国体观念是怎样。但在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雄大的资本主义力量，作为这一革新运动的主动力。那时可称为新兴产业的只不过是几种初创立的军事工业。既没有新兴的社会动力，仅以公车上书的形式，来拥护一个无权无力的开明君主，与根深蒂固的恶势力相对抗，必然经不起保守派的一击。果然，西太后下一道令，政变就化为乌有，牺牲了六君子。而光绪皇帝也被西太后监禁起来。而且康有为本是一个官僚的子弟，他从小就受着孔孟学说所渲染。他并不是要彻底接受西方文明，而是以东方文明为主，只在某一程度内来接受西方的文明。

戊戌政变既没有社会的基础，而思想运动也只停留于中途半端。康梁的维新并不是彻底要把人从古旧的东方文化中解放出来，而只以东方文明为主体，部分的输入西方的思想。这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由上而下的维新运动，和由下而上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在那一二十年之中，列强的资本势力是更加稳固了。那时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于殖民地工业化过程的妨碍作用，更趋于保守的了。腐化的满清政府，也更加暴露了它的无能和媚外，已经再不能收拾动摇着的民心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渐渐有点基础；（1910—1911年，民间企业设立了177所）尤可注意的是华侨资本的突起，要求着建设现代产业，要求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这种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先来打倒屈服列强的清廷。在那时候，与这种经济上政治上的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运动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原则。

可惜这一民主运动的社会基础，依然是非常脆弱，迫着三大原则的创造者孙中山先生，要从日本留学生中，从海外华侨中，找寻他的信徒。从这些人中来找寻信徒，当然有很大的限制，而且他们能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体系的，也没有多人。他曾说乙酉以后，对他的革命主义能了解的，不过亲友几个人。甲午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同志也不过数十人。庚子以后，知识分子对革命又起了“动念”了。他们对革命要求是非常模糊，只是对满清政府表示不满，但对平均地权，却并不大关心。因此自民国革命成功以后，党人对于孙先生的主张，差不多认为理想太高，不适用于中国。

辛亥革命留下我们两种教训：

（一）辛亥革命没有坚实的民主要素，所以在实践中失了主导的作用；

（二）思想运动不能够与民众运动联系起来，不能利用思想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前驱及其后卫。

辛亥革命有这样的大缺陷，就变成不伦不类的反正了。但是在民国革命后的三年，震撼全世界人士视听的世界大战又发生了。在这一次大战中，因为无论协约国方面或同盟国方面，都专心一意应付战场上的敌人，既不能在东方市场伸张势力，而国内食粮及其他日常用品，反靠东方各国的供给和补充。只剩下中立的美、日两国，仍在中国市场上纵横驰骋，尤其是日本，在金融上、在财政上、在工业上，布置了新的天罗地网，在那时候，中国的新兴工业也膨胀起来了，中国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放松中兴起了。这一民族资本的全盛期，引起了被称为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来了。

那时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是《新青年》。文化运动的标帜是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白话文，提倡怀疑精神，提倡个人主义，提倡废孔孟，铲伦常。这些标帜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就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封建思想。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科学是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个人主义，怀疑精神，是指示个人的解放，对独断、对礼教、对盲从、对迷信的一种抗议。白话文运动是一种文字改革运动。它的意义在于用最接近口头话的白话文，来表情达意，来做表达科学，表达文艺的工具。对孔孟，对伦常，提出废止或铲除，那是表示对一二千年来束缚人们的礼教的抗议。虽然这一运动是由中间层知识分子喊出来，但这资本主义性的文化运动，却有与它相一致的社会基础，所以由于急进知识分子的一呼，北京学生的一动，全国各层民众就来了一个广泛的响应了。

所可惜的是中国资本主义有先天和后天的缺陷。先天的缺陷是资本主义不能全靠自力诞生，而必须靠外力促成。后天的缺陷是新兴工业在外压力的松懈中兴起，一等到大战平息了，旧有的外压力回复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又遇着最大的暗礁了。并不是说中国工业化没有丝毫的进展，而是说工业化过程是停滞了。这一新的危机，使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分了手，一派向着整理国故的路上走，一派却向着科学世界观的大道迈步前进。《新青年》就是后一派的代表。

如果“五四”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前驱，1925年的国民革命，可说是民主运动的实际表现了。“五四”启蒙运动，经过了十多年的启蒙工作，从评判中国的旧思想，到输入西洋的新思想；从写白话诗，到写社会科学著作，从输入到创造；从辩论文学革命，到争论科学与人生观；从抨击儒学到争论哲学方法论等，这些对于上下各阶层的人民，在头脑方面，确已有了相当重大的影响。加上革命政治集团的携手合作，革命纲领的重新估定，于是革命的势力，由狭小的广州一隅，分布到全省，由广东分布到珠江流域，再至长江流域；最后到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上海来了。

所可惜的是这时代的文化思想运动，也做得非常不够。虽有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宝贵成果，作为这一运动的基础，但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思想运动是常常落在实践的后面。不仅落后了一大步，并目所谓思想运动，总跳不出标语口号的圈子。也许口号标语，也有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但思想运动只限于标语口号，民众对于实践的了解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决不能把理论变成运动者的血肉，变成他们的实践方针。实践只是命令，上下的关系，也是命令的关系，这对社会运动是非常不利的。不久，运动又退潮了。政治的退潮，固有许多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但从文化方面看来，思想运动的狭隘性、肤浅性，确是一个极重要的因子。为着填补这一个空白，准备更高形式的社会运动，于是新社会科学运动，新文学运动又来了一次高潮。在那时候，新社会科学体系的翻译（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新文学理论的介绍，在思想改造中，播了不少革命的种子。更可注意的是几年来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论战，在思想界激起了一个大波浪，使青年学子，对于社会的再认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古典著作和入门浅说的介绍或翻译，只不过是搬运西洋文化的最高最新的成果到中国来，而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根据科学的方法来再认识中国社会的构造。前一种工作是输入文明，后一种工作是创造理论。这种输入和创造工作，是更高级更深入的社会运动的准备工作，所以也能得到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同情与赞助。

不久，东北的烽火，已由远东侵略者燃烧起来了。这无情的烈火，焚烧了东北原野，烧遍了华北平原，如今又蔓延到华中华南来。这个历史上的惨变，使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权，使每一个国民，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智贤愚不肖，都要重新考虑民族的安危，考虑个人的存亡了。这种转变和要求，是以前任何时代所没有。由戊戌以至目前的救亡运动，从社会性质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民主主义运动。但从社会关系来说，各时代都有当时当地的特点。洋务运动、戊戌政变，只限于少数开明官僚的自我觉醒，这觉醒是由上而下，不是由下而上，是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只影响了一部分华侨与学生，与大多数国民不相干。“五四”运动只解放了一部分市民和中间层知识分子，也与大多数民众不相干。国民革命及其以后的社会科学运动，只唤醒了南方各省和长江一带的民众，城市产业分子，一部分文化人。而目前的救亡运动，抓住了全国上下利害不同的社会层。抗敌救亡是极艰苦极长期的工作。从统一这一点说来，团结同一利害的人并不难，联合各种利害不同的人，是艰苦得多了。需要宽容，也需要耐心。从救亡这一点说来，我们不只要高举我们的铁锤，粉碎了敌骑，使他们绝迹于太平洋沿岸，解放了一切束缚着我们的不合理压力，并且要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解决社会问题，使中国不再走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我们不只要求民族的解放，同时也要求社会的解放；要在这一个历史行程中完成两种任务，所以责任格外艰巨，问题格外复杂，工作格外辛苦。

这一社会运动，必须有一个坚实的思想运动做它的前驱，那是不用说的。抗敌救亡既然打破以前一切社会运动的狭隘性，包括一切爱国分子，一举而解决民族的社会的两种任务，因此，与文化适应的思想运动，我们叫它作新启蒙运动，是过去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文化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它继承着以前的启蒙传统，而展开一个全民族的（非民族的分子除外）思想解放的抗争。我们目前的思想运动，是要彻底解放我们全国国民的头脑，使大家了解国难的来源及其出路，使我们了解统一运动的社会基础，使我们了解共同解决国难，共同创造有光有热的未来的光明。

附识：

启蒙运动史是整理批判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基础工作。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先河。

首先，划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谱系，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新社会科学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先后相继、环环相扣、依次上升、逐步扩大、程度加深的思想运动进程。

其次，把握近代启蒙运动由低到高的辩证关系。以1927年为分水线，将洋务运动至五四运动期间的启蒙运动归入自上而下的以上层分子为中心的低级阶段，将1927年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和1936年的新启蒙运动归入自下而上的以下层民众为中心的高级阶段。

再次，注重精英人物思想。针对“思想界的荒芜状态”，何干之叹道“我们的思想家躲在什么地方”？他倡导研究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及其学说的演变，认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内的西方哲人都需要全国各派的思想家加以专门研究与学习。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精英人物，从洋务派领袖到戊戌维新领导人，从辛亥革命领袖到五四运动健将，从新社会科学运动的各派学者到新启蒙运动倡议者，都予以重点剖析，借此展现近代启蒙思想发展的历史脉动。

复次，历史主义地评判思想运动。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思想运动的意义及不足。例如，五四运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文艺复兴，在中国思想界中种下了无数“革命的种子”，但患有“早熟病”，显得“少年老成”；国民革命表明思想运动开始步入以下层民众为中心的新阶段，但仍然落后于实践，跳不出标语口号的圈子；新社会科学运动转向以下层民众为中心，是对启蒙运动的第一次否定；抗战后兴起的新启蒙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第二次否定”，阐明思想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运动、理性运动、建立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启蒙运动的模范”。他主张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各自专业领域实践新启蒙运动的信条与目标，以求得运动落在实处。

何干之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开拓性研究，一向为学术界所重视。该著不仅概述了中国近代思想运动的发展脉络，鲜明地指出启蒙运动的社会基础为“上下各阶层的人民”，包含“全国上下利害不同的社会层”，还揭示出历次启蒙运动的规律与得失，从而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说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 耿化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