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大胆，甚至疯狂追寻自由的时代，我们几乎不能察觉自己正身处日益庞大牢固的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之中。这监狱，以功绩社会为背景，新自由主义为旗帜，数字信息技术为依靠，不同阶层信息差及分析信息的能力差异为手段，既隐秘又充分地利用了所谓“自由”与“自由意志”，让自由逐渐朝其相反的方向发展。 新自由主义与功绩社会的双重作用下，规训由外界规训渐渐转变为内在自我规训。厌恶强迫与束缚的自由主体“以一种束缚于功名的形式屈从于内心强迫和自我强迫”，他们夜以继日地自我剥削，并悄然被训练为“自己承担失败的责任，并以此为耻，而不是去质疑社会或者体制”的存在。 当然，这并非是想说我们要“失败外归因”，而是在强调不停地埋头赶路、自我剥削中，我们逐渐丢失了对常见现象、暂定规则、现有制度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与自由意志，反而一味在现有的固定的模式下追逐单一化的成功。 恰如我国现有的人才选拔模式，让高考系统中被淘汰的人立刻转变到另一条道路，这并非最优的人才选拔方式。然而，盲目追求高学历的今天，在高考模式下失利的人少有期待人才选拔机制更加多样化的，而是大多归因于自身内部原因。 这样的隐性规训常常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似乎是在按照自身意愿行动，却又隐约感受到束缚于强迫。日积月累，这样的欺骗性自由转变为深度的自由危机，抑郁症、过劳症等心理疾病正是其表达形式。 大数据、信息资源亦助涨了这种“强迫性自由”的气焰。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大数据成为一种十分有效的精神政治工具，它可以全面的获取关于社会交际的动态”或其他各领域变化。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够通过大数据知晓全部信息，即信息资源获取差异的存在，加之长久形成的对信息的分析能力，我们统称为信息差，正是一种高级的统治认识工具。 运用这种工具，“可以介入人的精神，对精神在前反思层面施加影响”。若我们从个体层面讲，“信息茧房”便是利用信息差给予个体的“强迫性自由”。这种自由，在个体被人为控制的、“能够”看到的信息范围内。同时，由于大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处于个体“思想舒适区”，与其以往经验、想法没有明显冲突，因而个体更容易习惯于这种隐性的规训与强迫性自由。 我们所处的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逐渐造就了群体的绝对一致性，这正是隐性规训的结果。完全网络化、社交软件的多样化及其功能复杂化，渐渐压缩了隐秘、陌生与差异的空间。所有的界限、隔阂、鸿沟与距离被迫消除，甚至内向也因互联网的普及、社会的开放性而被拥有内向性人格的个体内部自我否定。如此，大部分个体逐渐趋同，即使联结在一起，也大体只是统一的复制品的集合。 综上，在这个算法支配、数据为王的时代，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受教育者获取、分辨、分析信息的能力是我们必然面对且已经面对的议题，更是我们察觉到隐性规训的重要一环。哪一年龄阶段让孩子自由接触网络、如何让孩子充分利用网络而非被信息吞噬、透明机制下学会如何保留隐私与个体空间……诸多问题涌现，等待着我们进一步假设、调查、研究、论证。隐性规训下，如何相对自由的生活，教育终能找到答案。至少，察觉到隐性规训的存在，正是教育带给我的礼物之一。   高教课堂研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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