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主义——大数据时代的经济核算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5期

提要：数字技术能否拯救资本主义？迈尔-舍恩伯格等资本主义理论家提出，大数据可以替代价格，并重塑资本主义，而左翼认为数字技术创新有利于经济计划的实施。文章从回顾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出发，探讨论战双方在信息、价格和社会协调等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论战观点在大数据时代的演变。作者认为，“数字技术拯救资本主义”只是一个神话；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反馈机制”将成为论争的焦点；数字“反馈机制”的发展将给左翼提供更多机会，指引左翼找出更好的发现机制和社会协调方式，以及优于哈耶克提倡的市场竞争和价格体系的方案；左翼应掌握对“反馈机制”的控制权，并把重点放在培育多样化的社会协调方式上。

关键词：资本主义  大数据  反馈机制  经济核算

作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译者：车艳秋  赵家琪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十余年，资本主义理论家们期望重获关注。精英政治、阶层流动等曾经颇具诱惑力的说辞已经愈发显得虚幻，他们渴望采用一种更为简洁、更为圆通的合法化叙事方式。但是，现实严峻，逃税成风，社会不平等加剧，如果银行家撤回巨额投资，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将呈现出令人忧心之态。尽管公众对信息科技五巨头（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和字母表公司）的“技术厌恶”不断增强，但资本主义理论家仍对硅谷和硅谷文化抱有一丝希望。在他们看来，硅谷确实存在问题，但仍不失为一个强大的试验场，可以催生出更好的市场解决方案。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想象中，没有哪个经济部门能够如此重要，可以为资本主义的重生神话续写华章。

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引入所谓的公平机制，重新设计世界经济，不失为一种思路。“数字新政”的说法首次出现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它实际上是科技界新自由主义版的“绿色新政”，但这项“新政”不需要政府出资，对于互联网数据来说，政府只要确认其无形资产的产权，个人就可以“拥有”自己生产的数据。在支持者们看来，其优势是市场友好，用户不再是数字技术的被动消费者，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忙碌的数据企业家（只是享有称号）。目前，“数字新政”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其中包括欧盟委员会和联合国。很多国际组织相信，这样的“公平”倡议对保障数字资本主义的未来非常重要。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对制造出“数字技术拯救资本主义”的梦想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位奥地利法律学者曾经是成功的软件企业家，他与《经济学人》撰稿人合著的畅销书《大数据时代》（Big Data）（2013）成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

该书的观点十分鲜明：少数有远见的公司正在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现有的商业模式将被摧毁，新的商业模式将应运而生；新的商业模式可以确保利润，对现有模式的颠覆已近在眉睫。五年后，迈尔-舍恩伯格与另一位《经济学人》撰稿人、德国商业记者托马斯·拉姆奇（Thomas Ramge）合著了《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Reinventing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该书与《大数据时代》有共通之处，清晰、有趣地记录了“影响堪比工业革命”的另一大趋势，同时为企业和决策者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与《大数据时代》相比，《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的英文版书名表露出更大的雄心，一如它的德文原版书名《数字论》（Das Digital）想要表达的那样。在作者看来，如果大数据在经济中得到有效应用，不仅会“重塑资本主义”（英文标题在这个问题上太过温和），而且会终结资本主义。他们宣称：“或许可以关上历史的大门，正式废除'资本主义’一词了。”数据丰富的市场将取代金融资本和企业，使人们直接开展合作。更引人关注的是，他们认为数据甚至可以取代价格体系，成为经济的主要组织原则。

在这本明确支持资本主义的书中，价格体系受到了意外的抨击。长期以来，市场定价机制之所以备受赞誉，正是因为它可以在基本没有中央计划的情况下实现复杂的社会协调。从1920年代开始到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一直认为，价格体系的缺失导致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由于中央计划的制定者无法洞察消费者的喜好、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中间商品供应的波动，因而无法快速调整经济模式以适应多变的世界。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个观点令人信服，他们承认社会主义计划存在内在的技术缺陷。正如G.A.科恩（G.A.Cohen）所说：“社会主义理想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知道如何设计使社会运转的机器。”

一、真是重塑资本主义吗？

迈尔-舍恩伯格和拉姆奇认为，虽然价格机制一直是有效的社会协调手段，但它始终存在着缺陷。数字技术不仅暴露了价格机制的问题，还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社会协调手段。因为，价格体系的作用有限，它将市场参与者复杂多维的偏好简化为数字，忽略了其中的诸多细节和差异，从而导致市场产生次优交易。《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建议用数据“重启市场”。当芯片可以直接传递完整数据时，无需把市场中大量且多维的实际情况压缩到价格的束缚之中。

（一）从金融到数据？

《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承认，由于交易平台和客户的“反馈数据”被垄断，大数据未能引领社会走向民主消费主义(democratic consumerism)。尽管信息对其他经济参与者来说具有巨大价值，但它们却只是掌握在少数几家大公司手中。为此，这本书的作者建议通过“数字新政”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法律应该强制科技公司将反馈数据（或其中的一部分）分享给初创企业及其他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他们写道：“逐步增加数据共享授权，确保相关各方获得全面且有针对性的反馈数据，使他们能够运用辅助决策技术，保障决策具备选择性和多样性。”

所谓终结“资本主义”，是指金融机构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活动将被数据丰富的初创公司所终结，华尔街不必感到恐慌。事实上，《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明显规避了针对资本主义系统动力的分析，而更倾向于将资本主义定义为“金融资本家”活动的简单集合。也就是说，以老派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依靠货币而不是数据繁荣，而更加灵活的新型金融机构会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它们的经济活动应被归入“数字资本主义”。作者声称，“当市场数据越来越丰富之后，就不会需要货币发出信号了”，当货币不再“唱主角”时，银行与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将调整商业模式，实现“从金融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的转变。

（二）金融科技与资本主义的竞争

数字驱动的消费主义神话是否能被证明像那些合法的意识形态一样有效，还有待观察。然而，由于自身的分析逻辑过于脆弱，作者不得不扭曲对手的立场。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马克思认为货币统治世界，既然如今是数据统治世界，马克思的分析就不再适用了。但是，马克思从未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认为，面对不断的竞争，资本积累的必然性才是关键。虽然货币是积累的必然阶段，但资本才是主角，资本积累不可能脱离商品生产而存在。如今，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创新层出不穷，复杂的金融产品很难在实体经济中找到对应物，但即便这样，我们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数据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迅猛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积累的动力和条件。

本来，这本书的作者需要证明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技术驱动的金融服务）无需承受它们想要替代的传统金融部门所承受的压力，例如，根据用户数据评估客户信用、发放纯数字贷款等。但作者没有这样做，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金融科技领域的进展几乎都可以用资本主义竞争的必然性来解释，简要考察一下二者的关系就能对此一目了然。大银行作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代言人，看似穷途末路，却在科技创新方面出手大方：花旗集团2019年在科技项目上的预算为80亿美元，富国银行为90亿美元，美国银行为100亿美元，摩根大通则高达110亿美元。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与科技巨头们不相上下。事实上，去年在科技方面支出最多的十家美国公司，除沃尔玛以外全部是银行和科技公司。

既然已有的资本主义理论足以解释目前的变局，作者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根据目前的概念，资本是一个体系、一种社会关系，而不仅仅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用于生产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商品存量。目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令人担忧，但迈尔-舍恩伯格等人的著述仍如此避重就轻。因此，我们可以预想到，未来会出版更多的书籍，这些著述打着探讨资本主义未来的旗号，但充其量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企业扩大资本存量，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常规性做法。它们试图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企业的未来行为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未来。倘若这种说法比“完全竞争”和“市场均衡”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童话有些改进的话，这些见解的实际效用和政治效用也极为有限，因为它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驱动因素，正是这些驱动因素塑造了单个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原本是他们的理论试图解释的。

二、信息与价格体系

《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认为，市场交易的新颖性和数据维度的丰富是所有经济交换的恒定特征；这种数据财富并非仅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它实际上存在于日常交易之中，那里不存在所谓的信息不对称。

要证明市场交换中存在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所忽视的全新维度，需要从根本上抛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那么作者只剩下了一个突破口：建立一个不以完备信息为前提、也不追求均衡结果的竞争理论。竞争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熟悉的经典理论，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在最近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nflict, Srises）中对竞争理论进行了拓展。巧合的是，哈耶克也赞同竞争理论的许多假设，他在学术生涯的后期甚至把竞争上升为普遍使用的管理手段，用以“发现”消费者品味变化和生产技术进步等信息。然而，在这一政治转向之前，哈耶克不断撰文探讨价格与信息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期间完成的。

在《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中，哈耶克被描绘成痴迷价格机制、将价格机制视为有效传递信息的手段的典型代表。如果翻阅一下哈耶克写于1945年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你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哈耶克认为价格机制协调了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动，这难道不是在赞美价格机制优于中央计划体制吗？迈尔-舍恩伯格和拉姆奇认为，哈耶克之所以推崇价格机制，是因为交易双方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包括自身偏好和个人因素）进行谈判，最后将所有信息凝练为价格。根据对哈耶克的理解，《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价格相比，当代技术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信息不需要压缩，它可以直接使用。

（一）非价格的信息

《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的作者对哈耶克的观点把握得是否准确？首先，哈耶克永远不会赞同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学说——价格是在交易双方的有序对话中确定的，而不是取决于各种市场力量以及反复权衡的作用。其次，《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犯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回应哈耶克1945年的文章时所犯的同样的错误。然而，与他们秉持的静态观点不同，哈耶克关于竞争的观点是动态的。哈耶克的概念涵盖了在销售以及价格形成之前影响竞争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实践。新古典主义者曲解了哈耶克，在他们看来，哈耶克认为价格体系是信息的唯一来源，信息要么存在于价格之中，要么无处可寻。他们的理解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把价格体系仅仅当作信息的“传递渠道”；第二，假设价格体系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唯一传递信息的渠道。他们对哈耶克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是对哈耶克著作的选择性解读，只关注哈耶克在“知识的使用”方面的论述，却忽略了哈耶克关于竞争的整体思想。

价格体系是否“传递”了信息？并非如此。哈耶克这篇著名的文章应当换一个标题——《社会中的知识无用》（The Non-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哈耶克坚持认为，价格体系运行得如此之好，正是因为经济参与者的有效行动无需建立在对世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价格不能传递信息，至少不能从市场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也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只要一个经济参与者发现情况有变，需要对商品重新进行评估时，他产生的影响就会在整个系统中传播，从而推动商品价格变动，而其他人无需了解价格变动的具体原因。如果说价格机制传递了什么信息的话，那就是经济参与者当下的判断，而其中的许多认识是根据对现在和未来的误判形成的。

这样一种简练的、信息含量少的价格机制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竞争在现实中的复杂性大多在经济体系的其他子系统中得到了处理或简化。首先，价格依赖于广泛存在的、被市场参与者所接受的资本主义规范、习俗和规则，例如，降低成本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重要策略。市场参与者这种自发调整行为的举动缩小了潜在影响范围，使社会协调过程更加顺畅：只要追求利润仍然是整个系统的首要目标，那么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行动。价格体系之所以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是因为经济参与者不需要查阅手册或咨询专家就知道在价格变动时该如何行动。

除价格体系外，资本主义还包含传播力更强的非价格体系，它在市场交换发生之前就会影响到竞争的动力机制。哈耶克在谈到广告、媒体和非正规机制时写道：“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声誉或商誉的竞争，竞争本质上是形成观点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竞争创造了经济体系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我们普遍将经济体系预设为一个统一的市场。”信息系统是第二种沟通渠道，即使人们对商品知之甚少，信息体系仍能保证社会的协调性。

认为需要在价格体系与信息体系之间任选其一，或认为信息体系（如今以大数据形式呈现）将取代价格体系，都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哈耶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如何运行的思想。价格对市场参与者来说意味着信息，认可这类信息是因为它们内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在交换发生之前、在“真正竞争”的关键阶段获取其他形式的信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将交换发生之前的阶段从交换的概念中剔除，声称价格必须浓缩所有信息，这超出了价格的能力范围。这本书的前提是将哈耶克的动态竞争观点引入静态的新古典主义框架之中，但发现这个逻辑的结论并不适用，于是假设我们需要一个易于理解的信息术语来形容“资本主义”。

（二）从社会主义计划的制定者到市场技术官僚

哈耶克写于1945年的文章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以奥斯卡·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为首的社会主义学者——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对手——赢得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因为兰格等人提出了一种混合经济模式：中央计划委员会制定投入价格（input prices），工厂管理者通过在市场中不断试错找到产品的“正确”价格。事实上，在整个论战过程中，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从未改变。但是，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对手深信新古典经济学，最初认为根据已知数据计算价格水平非常困难，而不是认为收集和更新数据是一种挑战。其实，数据从来不会自动“已知”，虽然哈耶克和米塞斯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直到1945年哈耶克的文章发表后才把问题讲透彻。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仍然没有读懂这篇文章，他们对完全竞争理论的成见影响了他们对哈耶克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哈耶克相信价格体系的效率远远高于中央计划体系，因为价格体系可以收集并处理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数据。但对于哈耶克而言，这不仅仅是两种体系处理数据能力或效率的差异，而是它们处理的数据根本没有可比性，价格体系高效运行的根本原因，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了其余的问题。对哈耶克的曲解在战后持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中很常见，他们的目的是将哈耶克关于信息在价格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观点正式纳入新古典主义框架。但是，兰格和阿巴·勒纳（Abba Lerner）的继承者们证明，价格体系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像哈耶克宣称的那样有效。

这种渐进的规划方式顺利地融入了冷战时期的学术机构，规划者的目标不再是大刀阔斧地设计非市场环境，而是更为务实地重新设计市场环境以提高市场效率。他们不再像社会主义经济学前辈们那样制定投入价格和产量定额，而是用先进的数学技术和博弈理论发现经济活动中的信息要素，从而追求最优的选择结果。例如，当市场参与者因自身原因隐藏了真实偏好、导致潜在的市场交易无法进行时，可以通过哪些更优的机制设计（如拍卖）揭示这些偏好？

市场信息可塑性的见解催生了全新的研究议题，如“机制设计”“市场设计”等观念应运而生。这些观念与社会主义有关系吗？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早期的激进主义只留下了规划者的形象，其实他们没有做任何真正的规划，现在他们又改头换面，成为根据需求建立市场的技术官僚型经济学家。虽然哈耶克在论战之初就明确指出了经济学家与经济设计师（他们分别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主角）的区别，但哈耶克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将两者混为一谈。如今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通过数字平台可远程处理市场交易信息，修复现有市场、建立新市场的成本和难度也开始降低。

（三）市场形态：法律与竞争

《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最初的设计框架是从价格转向信息，同时也由基于法律的框架向市场框架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格被信息所取代，而是基于法律逻辑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被基于市场逻辑的解决方案所替代。前者基于法律框架，需要经过民主程序修订；后者则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而调整，优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优步建立在多种反馈机制的信息交互基础上，司机与乘客互相评分，价格根据实时需求变动。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价格让位给信息的信号。优步有能力收集和利用与交易相关的外围数据，以及在交易过程中更广泛的市场背景数据，从而削弱了价格机制的中心地位。但是，优步之前的出租车模式为什么没有利用当时可以获取的反馈数据呢？出租车费保持不变不是因为对价格和信息产生了错误的假设，而是出租车车主所处的法律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他们必须以相同的价格向所有人提供相同的服务，因此，了解乘客和市场变化毫无意义。但是，从初创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信息短缺时代的表现。

与基于信息反馈和算法的新体系相比，旧体系基于法律而建立，认同客户的权利并对之加以保护无疑会降低服务商的利润。阿兰·苏比奥（Alain Supiot）的“数字治理”方式将扭转服务商利益受损的局面，甚至可以提高市场效率，但代价是剥夺人们的一些权利，同时会破坏原有的根据共识原则（如法律）制定社会协调方式的思维模式。不同的社会协调模式包含不同的政治价值，虽然主流社会很少对此进行讨论。社会可以制定清晰的法律条文来降低自身的复杂性，将法律责任转移到供应商（如药品安全标准）而非消费者身上；社会也可以通过隐含的、模糊的资本主义竞争法则来诱导生产者和消费者调整各自的行为，从而降低社会复杂性。无论这两种体系在效率上有何差异，基于法律逻辑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优点是不会隐秘地对消费者加以惩戒。

三、社会协调模式

《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将“反馈数据”确定为未来政治斗争的战场，这个观点无疑非常有价值。但是，我们需要拓展反馈数据的概念，并思考有关“反馈机制”的根本性问题：对于形成“反馈数据”的方法而言，其所有权和实施方式非常重要，且不亚于数据所有权的重要性。“反馈机制”在重塑左翼和右翼的政治议题方面扮演何种角色，将是未来开展论争的焦点。

（一）新自由主义的反馈机制

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新的“反馈机制”有两大目标：一是协助解决当前的市场障碍、市场效率低下的问题；二是当新的社会问题产生时，及时制止出现不适宜的解决方案，尤其是他们认为“背离市场”的解决方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认为，可以设计数字“助推”（nudge）等行为干预手段，使用户“理性地”行动、“做正确的事情”。不过，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仍难以接受这种观点，尤其当“助推”是在政府支持下进行的时候。更好的反馈方案是在市场缺位的地方设计市场。

向计划经济的拥护者们宣传“自发秩序”的优点很容易，但主动废弃现有基于法律或基于计划的社会协调方式时，需要确保可以产生更好的替代方案，至少可以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或混乱局面——英国铁路私有化即是教训。人们可以等待“自发秩序”出现，但公众对新自由主义的耐心可能会在等待中消磨殆尽。这种策略的政治风险太大，如果严格执行新自由主义计划将会使其失去持续性，并可能丧失以往因效率而获得的合法性。引入建构主义似乎是一个良策。

（二）反馈机制与左翼

左翼应该如何应对“反馈机制”的挑战？最便捷的方法也许是将反馈机制作为哈耶克式自发秩序的数字化版本加以批判（自发秩序是新自由主义内在的动力机制），批驳其无法产生进步的替代方案。苏比奥在《数字治理》（Governance by Numbers）中提出，法律与数字存在着本体论上的区别，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存在内生的量化冲动，因此左翼的紧迫任务是捍卫法律，捍卫法律的根基——共识原则，以抵御基于反馈信息的治理模式的冲击。然而，问题在于即便苏比奥对量化的怀疑是合理的，他也拿不出理想的方法阻止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进入那些法律占次要地位的领域。

对于左翼来说，更有希望的方法是充分利用“反馈机制”，找到市场之外的社会协调手段，用新自由主义的工具挑战新自由主义。

除此之外，左翼至少还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按照哈耶克对竞争的理解，将形成共识作为一种发现机制，通过非市场机制发现新的需求，并创造满足需求的新方法；二是设计非市场机制，协调市场中与生产和消费无关的活动；三是实施自动规划，专门用于经济领域的协调。

1.将形成共识作为一种发现机制

哈耶克后来认为，竞争不仅是市场活动的动力，也是一种发现机制。通过竞争，消费者可以发现新品味，生产者可以开发新技术。他表示，竞争是一个启发性的过程。这个观点令人震惊，却可能更贴近事实。但是，无论竞争有什么好处，都不是人类可以利用的唯一的发现机制。还存在其他“统筹社会事务的方法”吗？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中央计划不属于发现机制，因为中央计划在运作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未知的未知因素”（unknown unknowns）。事实上，从最初根据情况变动进行灵活调整，到遭遇信息和知识的困境，再到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追逐自身的社会利益，“未知的未知因素”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但是，为什么假设只有竞争和中央计划两种“发现机制”？哈耶克受到这个框架的局限，几乎没有提及除竞争之外的其他“发现机制”。

还可能存在哪些发现机制？让我们依照哈耶克的理论路径，避开资本主义消费，只聚焦于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社会中存在着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的问题非常具体，只涉及少数人群，而有些问题则影响广泛。数字“反馈机制”可以用来标记社会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提供概念研究方法促进公众对问题的审议。关于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被视为“问题”，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公民可以争取盟友，阐述自己对特定问题的理解，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一框架表明，基于审议的民主程序本身可能就是解决问题和进行社会协调的手段。

我们或许可以利用数字反馈机制来实现“问题发现者”与“问题解决者”的匹配。“问题发现者”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问题，并对他人的表达做出回应，这些需求和问题可以由人们明确地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来“自动”地发掘。“问题解决者”掌握着功能强大、成本低廉的技术。当反馈机制实现了这两个群体的匹配，“问题解决者”就可以帮助“问题发现者”发掘隐性需求，提供解决方案，并与他人共享方案。如果这些过程发生在商业领域之外，则不存在专利等阻碍知识共享的障碍。

2.设计“非市场”机制

左翼利用数字反馈机制的第二个选择是设计非市场机制。但是，非市场机制的大规模应用存在几个问题：首先，交易参与方越多，它们表达的偏好就越多，相互匹配的难度也就越大；其次，市场不仅可以在一定数量的、有明确偏好的参与方之间分配现有资源，还可以提供各种社会协调方式。然而，当参与方数量未知、偏好模糊、没有可分配的资源以及外部环境变得复杂时该如何处理呢？此时，反馈机制就有了用武之地——利用精心设计的反馈机制取代市场，充分利用信息流解决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哈耶克赋予竞争的第二个功能。

控制论也进入了作者的视野。《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用一定的篇幅来诋毁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是意有所指的。1970年代初，比尔帮助智利的阿连德政府设计了一个基础版的经济反馈机制。作者的主要意图是抨击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这样的政府“助推者”（nudger），但似乎选错了对象，因为智利项目并没有试图影响个人行为。比尔曾明确提出，不能通过数字手段调节个人行为。比尔与哈耶克曾在1960年代初的一次控制论大会上短暂会面，尽管他们预设的前提相似，但对复杂问题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比尔也认为，社会生活日趋复杂，但降低复杂性最有效的那些老办法——如以宗教命令的形式设定个人的行为标准等——已不再奏效。在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到大量被精心设计出来用以降低复杂性的方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社会机构，如市场领域的公司（公司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人为的实体），以及非市场领域的图书馆、大学、交通系统和测量系统等实体。

比尔提出两种降低复杂性的方法。第一，通过规则、标准和道德禁令等方式，使现有的自发秩序的内部行为更加统一。比尔称之为“多样性消减”（variety attenuation）。第二，尽早发现出现复杂性的苗头，及早重构底层组织结构以解决相关问题，并避免规范组织中的个别单元，最大程度地赋予其权力，自由消解局部的复杂性。比尔称之为“扩大调节的多样性”（amplifying regulative variety）。这两种模式对应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模式通过减少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不必要的变动，使系统更加协调一致；第二种模式使系统更加复杂，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复杂性。然而，如何降低复杂性，如何确定适当的干预水平，以及如何综合利用“多样性消减”和“扩大调节的多样性”两种手段，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比尔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显著增强“调节的多样性”，同时将“多样性消减”降低至系统的最低水平，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信息技术可以实时提供更为准确、全面的外部复杂状况，验证系统的应急计划是否完善（比尔推崇“自我终止”式的应急计划，即在发现外部环境变化时自动“清盘”）。此外，信息技术可持续密切关注系统的内部动态，便于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重新调整组织结构。如果掌握了系统内外的复杂性，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诀窍”。比尔曾举过学校的例子：一所大型学校如何制定时间表？如何分配教室？往往使用二维图表就可以做到。复杂的社会协调问题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来解决。

是限制个体（如公民或客户）的行为？还是提升系统的调节能力，以及系统在制度和信息方面的灵活性？比尔认为，两种方案之间的抉择应以民主的方式决定，通常后者更为可取，因为它赋予公民更多的自主权。比尔主张将与规划、计算和协调相关的基础设施免费开放，以便各个机构找到降低系统复杂性的最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将出现新自由主义的“大社会”愿景——社会方案因缺乏资金而崩溃时，将让民众自担责任、自谋出路。比尔的第二种方案的宏大目标是让激进民主与“激进官僚”联合，利用先进的基础设施进行规划、模拟和协调。这种联合至少应该产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一样有效的解决方案，但不会将所有调节成本转嫁给公民，也不会给基层解决问题设置过多的障碍。

3.实施分权式计划

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的许多最初假设都不再适用，包括对中央计划经济优点的假设。在消费领域，大数据可以更精准地预测消费者的偏好。亚马逊拥有“预先发货”的专利，即在消费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商品需求时就预先发货，表明数字反馈机制能够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并提升其满意度。但是，这种预测能力不是因为价格机制具有神奇力量，而是建立在平台持有数据的基础之上。同样，在生产领域，3D打印机降低了生产成本，使生产过程更为灵活，不需要企业进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

在新的背景下，如果左翼继续主张使用先进的计算机制定投入价格、保留问题重重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似乎理由不够充分。如果数字反馈基础设施有利于实现分散的、自动的且不需要政府官员参与的协调方式，为什么还要坚持中央计划呢？2014年，美国激进经济学家丹尼尔·萨罗斯（Daniel Saros）出版了《信息技术与社会主义建设》（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一书，该书虽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但其逻辑严谨、思路清晰，提出了最雄心勃勃的替代方案：大数据时代的“行会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2019年的技术水平显然比五年前有了很大提高，萨罗斯书中提出的方案也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但他的远见卓识为寻找经济协调方案的人们提供了灵感和动力。萨罗斯详尽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中各方所持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设计出更杰出的计划形式，仅仅是因为技术力量不足。不过，他所指的技术并不是帮助中央计划委员会解方程或处理数据，而是生成反馈机制。

这个设计精巧的解决方案将价格体系的社会协调功能进行了分解，其中的一些功能得到保留，其他功能则被反馈机制取代。萨罗斯体系的核心是一个类似于亚马逊和谷歌产品清单的总目录。生产商从属于“工人委员会”，其功能相当于行会，也可被看作由工人管理的初创公司。工人委员会负责向消费者提供类似于苹果或谷歌应用商店的产品清单和服务清单。当生产周期开始时，消费者首先用特制的数字ID卡登记，将自己的产品需求排序，并写明数量。在需求登记期结束后，消费者仍然可以购买产品，如果实际购买的物品没有超出最初的登记范围，消费者将获得奖励。订购数量少的消费者也可以获得奖励，用以防止他们过度消费。此外，奖励也可以用于其他方面，例如，如果人们长期从事同一份工作，奖励将被纳入从总体上提高民众的基本收入中。

需求登记结束后，生产商估算生产数量，将投入品需求输入到总目录中。目录清单中的产品仿照亚马逊的排序方式，产品评分与工人奖励挂钩。生产商可以根据大数据反映的消费模式和预定数量调整生产数量。根据总需求计算出消费者可获得的剩余产品额度，并由此推断出产品的短缺情况。产品价格由工人委员会决定，但由于工人委员会不是营利机构，其报酬与销售额及利润无关，因此制定价格的主要标准是在下一生产周期开始之前清空库存，需求量特别少的产品可以免费赠送。

（三）将产生反馈的手段社会化

“将形成共识作为发现机制”“设计非市场机制”和“自动规划”都指向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复杂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趋势，竞争不是应对复杂性的唯一手段，而信息技术将被视为重要的手段，用以发现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通性并加以利用，摆脱价格等习以为常的机制的束缚。在上述任何一条战线上取得进展都可能是左翼的重大进步。但如果反馈机制——这个创造其他社会协调方式的手段——仍然是科技巨头的专属财产，那么这种进步就不会实现。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的教训之一，就是左翼不应把时间浪费在辩论价格机制的优缺点上，而忽略了价格是嵌入宏观的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之中的。这个体系产生了声誉等非价格信息，并形成了普遍的社会规范和识别模式，使价格体系能够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用。单独而论，价格体系似乎创造了社会协调的奇迹，但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市场，价格体系将不复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全面评估，了解资本主义竞争和宏观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影响社会协调方式。社会协调可以通过一系列机制发挥作用，包括法律、民主审议、去中心化的“激进官僚体制”、反馈控制和价格体系。例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流通的非价格信息，不仅影响价格机制，而且还影响公众对风险的评估，进而影响公众的应对措施。信息越准确，就越有可能在关键问题上进行社会协调，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

然而，资本主义竞争最终会扭曲信息，使人们无法准确评估形势。在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之后，竞争越来越背离“发现机制”的应有之义。能源公司和制药公司选择性地为学术界和智库提供资金，故意制造无知陷阱；媒体—军事—工业的综合体共同影响公众对战争的看法；教育体系日趋私有化，削弱了公众“发现”信息、特别是发现那些重要性难以量化的信息的能力；信用评级机构使用的模型往往无法全面揭示被评估者的真实状况。打着“无知学”（agnotology）旗号的学术产业已然兴起，专门研究如何生产“无知”和利用“无知”。本文的研究力求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校准研究方法，即研究如何评估社会协调机制的优势；二是转换研究重点，从研究衡量各种机制对经济效率的贡献转向研究这些机制发现社会复杂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冷战的意识形态残余及其在中央计划与价格体系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使人们没有意识到多种社会协调方式是可以共存的。信息技术的光明前景就是发现新的社会协调方式，告知公众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协调方式（即资本主义竞争方式）产生了巨额成本。新自由主义建制派对此的应对方式是明确的。一方面，他们将团结在“（除了谷歌）别无选择”的口号之下，将任何背离硅谷联盟模式的做法，甚至任何敢于超出“数字新政”的消费主义乌托邦的举动，视为向“奴役之路”的迈进。另一方面，他们将继续用数字平台的“智能”资本主义逻辑补充原有的逻辑和习惯做法，以填补社会和政治空间的空白。

因此，左翼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协调方式的保护和发展上，培育多样化的社会协调方式，同时要揭露以往模式（即将竞争作为唯一的发现手段）导致的巨额成本。但是，如果左翼不重新夺取对反馈机制的控制权，一切只是空谈。自由主义的法学界为“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如维基百科等自由软件或服务——欢欣鼓舞，但大众生产的问题已明显暴露：信息的发现需要合作，这与数字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之间存在矛盾。在硅谷的私有制模式下，反馈机制不太可能走向激进的民主变革。既然新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秉承“自由必须被计划”的理念，那么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也必须被计划，在计划缺位的情况下，“自发”很快就会转变为对危机重重的外部现实的妥协。对保守派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利好的趋势，但左翼应当对此坚决抵制。

［作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新共和》杂志；译者：车艳秋，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赵家琪：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