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墓志铭的文化价值（张逸如周杰）

阅读美丽星空 2023-07-24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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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学报第31卷第2期

2016年4月

略论中国古代墓志铭的文化价值

张逸如周杰

（1.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4；2.山东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评论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中国古代墓志铭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墓志铭的确切起源学界观点纷呈，本文认同墓志铭起源于东汉。通过梳理墓志铭的起源和演变，阐述中国古代墓志铭的文化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是我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写照，展现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精神风貌及情感心路历程，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死亡意识。

关键词：中国古代；墓志铭；起源；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735（2016）02-0122-06

墓志铭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一类独特而重要的瑰宝，我们的古人曾用这种形式留下不朽的名作。墓志铭往往是对逝者最精准的概述和评价，也是前人为后人开启的一扇心灵之窗。在各种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墓志铭，反映着前人不同的个性特征、生活状态、思想文化和思维方式等多层次的状态，表达着人们对待自我、社会、世界的认知。梳理古人为我们留下的丰富多样的墓志铭，追寻墓志主人的生活轨迹以及撰写者的思绪情思，使我们得以探寻传统的价值观和中国古代独特的生命意识；沿着墓志铭的发展演变轨迹，追溯和勾勒我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时代风貌和思想文化变迁，从中发掘我国古代墓志铭留给后人的丰厚的文化价值。

一、墓志铭的起源和演变

墓志铭是对逝者生平的概述和铭功赞德的文体，学者们通常把一篇墓志铭细分为志文和铭文两部分：志文记事，即记叙生平事迹；铭文颂赞，即颂美铭德。

墓志铭的确切起源在学界观点纷呈，一直没有形成定论。认为墓志铭起源较早的学派有“秦代说”“西汉说”，也有学者认为墓志铭起源“东汉”“北魏”“魏晋以后”或“南朝”等等，多数学者认为墓志铭起源于东汉。吕明涛甄选并注释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具有代表性的墓志铭文本，并在前言部分通过大量查证和引用讲述了墓志铭的发展史[IK前言1-6)；孟国栋详细论述了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2M141-147)相关研究使我们从中梳理出墓志铭的发展梗概。

在西周时期，人们“利用文字记下令德功勋” 以求不朽，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渐渐地“谀墓”之风盛行，不论生时如何平庸，死后墓志中皆叹其惊天地泣鬼神的德行、事迹，严重浮夸，偏离事实。到东汉末期，曹操“欲矫此弊”，墓志随即转人地下。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二册第四章第三节西晋文化篇中谈到：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禁立碑，至晋“武帝时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B3](79-80)根据范文澜先生的研究，墓志铭似起源于西晋。孟国栋等学者认为墓志铭起源于东汉中后期[2N141-147），本人认同墓志铭起源于东汉说，但墓志的“最终形成和广泛使用是在魏晋六朝时期”（4I49-59)），墓志铭真正的繁荣期是唐代。

在墓志或具有墓志功能的文体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唐代无疑是其发展的巅峰时期。周绍良编纂的《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几乎完整地收录了已出土唐代墓志铭，“凡在唐代以前及唐代出生卒于唐代者均予收录”，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充分材料和论据，本身也是唐代人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人类认知的绝佳写照。自唐代起，自撰类墓志铭兴起，此后，名人名士的自撰类墓志铭一直比较兴盛，如王绩《自撰墓志铭》、严挺之《自撰墓志》、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韩昶《自为墓志铭并序》、杜牧《自撰墓铭》、王宗元《临终口授铭》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墓志文体的发展过程中谀美颂德、浮夸不实的弊端屡禁不止。西晋司马炎曾继曹操后继续下禁碑令，认为“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2N41-147这也是墓志铭为人诟病的一点。然而，对待墓志铭“在行文之中充斥了溢美之词”的这一弊端，也有一些学者给出了正面的解释，吕明涛认为看待这一问题不应该像要求史传“不溢美，不隐恶”一样来要求墓志铭，因为“史学作品有惩恶扬善之功能，而墓志铭只有扬善之功能”[K前言1-6)，不能因为担心墓志铭的“虚美”“溢美”而因噎废食。

二、中国古代墓志铭的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墓志铭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史学、文学、艺术价值。荣新江、陆扬指出：“在短短十几年内，石刻史料从一种边缘性史料成为中古特别是唐代研究最为丰富的信息来源之一。墓志提供的细节之丰富是惊人的……但研究者不应满足于从中找到历史的细节，墓志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也是古人用来表达其自我认知的重要空间。”[5]（5）墓志铭可谓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份依然具有活的灵魂的见证文本。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真切地了解那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古人的诸多复杂的心绪，更可以形象地再现中国文化变迁的曲折历程。（6（87-93）

中国古代墓志铭是了解我们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窗口。古代墓志铭蕴含着丰厚的文化价值，恕笔者能力及篇幅所限，不能详尽全面表述。在此，管中窥豹，浅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中国古代墓志铭在概述逝者生平和追思颂赞

的同时，往往具有传达道德标准及教育后人的功能，“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墓志铭应做到“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前言1-6）所以，作为实用文体，墓志铭在追思哀悼的同时，还有弘扬先祖美德、惩恶扬善的功能，而这一功能，往往突出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价值观。

刘兰芳在《潼关墓志铭所见传统人生价值观》一文中以“潼关碑石”中墓志铭为据，概述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通过分析墓志内容，得出多数墓志“首先叙称墓主的孝行”；“男子人生价值体现在立业和仕宦”，“立业”在墓志中多以 “学”字体现，即主要有学习《四书》《五经》或赞颂其“博学”之意；而“妇女之人生，价值在于孝悌和持家”；男子行于仕途中，为彰显其“官德”则往往体现在“安民、爱民、抚民和为民”上。潼关墓志铭强调“孝友与妇道”“立业和仕宦与德行”“爱民与济民”等人品和德行，都是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的体现。[Ms-117）当然，潼关墓志铭也具有时代的差异性，古老些的墓志铭对这种“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的描述详尽，而到唐、明，则多以“惠施济众”带过，至清代这些描述又极为详尽了。

张鹏认为北朝关中墓志思想源于儒学“不朽”观念，同时“重视现世德行和功业”，并以“儒学思想框架兼容儒、释、道三家，体现出汉晋以来儒学的兼容特性”。如他写道《杨颖墓志》体现了“从祖先崇拜演变而来的儒学中显亲扬名，不坠家风的孝道思想”以及“对天地山川对人品德的影响”[8]（50-53）。

欧阳修一生共创作83篇墓志铭，都是褒奖当代儒学之士和才能之士，以从正面树立新的士大夫评价标准。如《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先生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忧。以谓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9I7-7)这篇墓志铭是欧阳修为北宋一代名儒石介所作，石介坚守儒家传统，刚正不阿，被苏轼赞为“堂堂世上文章主，幽幽地下埋今古”。欧阳修弘扬石介先生的“学笃而志大”“不忘天下忧”“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等品格，而这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兼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士大夫标准的典型体现，欧阳修在墓志铭中对这类儒学之士的儒家品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誉。

曾巩所作墓志铭往往要讲论道德，过多的儒家说教充斥在碑文中。他的《夫人周氏墓志铭》只用寥寥几语介绍周氏的生平，其它大量篇幅都在大谈“先王之教”，[10）128-131)反映了宋代曾巩为代表的“有复古君子之风”的贤达们对儒家传统的坚守，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墓志铭情感的表达，却是中华民族以儒学为主的传统的价值观在墓志铭中的体现。

朱熹曾为14位女性撰写墓志铭，他笔下的女性分为四类：孝敬的儿媳、贤惠的妻子、严慈的母亲、具有学识与信仰的女性。朱熹通过所撰写的墓志铭表达了理想的女性应该“具备孝顺、贤惠和严慈等品格，同时还应该有一定的学识与信仰”，他希望以此为所有女性树立榜样，这是典型的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体现。[1（89-3）

我国古代墓志铭林林总总，尽管种类不同，写作形式不一，墓主个性风格迥然有异，但绝大多数墓志铭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

(二）是我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写照

古代墓志铭是我们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动的参考书，每个朝代的墓志铭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北魏时期的元景作《临刑自作墓志铭》：“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6/(87-93）寥寥数语，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悲壮之情跃然纸上。元景在北魏宣武帝时曾担任徐州刺史，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和作为，但残酷黑暗的政治斗争使他招致杀身之祸，他的墓志铭中用简短的文辞悲而呼之，饱含了对人生价值难以实现的无比悲慨。

唐代应该说是现存墓志铭保留相对完整和较多的一个朝代，如武周时期的墓志“多含政治隐情”，“不少墓志通过墓主人的个人遭际揭露了酷吏政治的黑暗”，这些都体现了武周时期人们对于酷吏政治的恐惧、反感，通过撰写墓志之人的隐晦语言抒发了时人对于社会现状和政治手腕的抗拒，曲折表达了人们向往光明磊落、自由生活的生命追求和价值理想。唐代流传下来的大量墓志可以使我们更“真切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民族战争、历史人物及时人对武周政权的评价”。（(1)4-101)

在自撰类墓志铭中，北宋末年著名文学家周密《弁阳老人自铭》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墓志铭，他评价自己“自惟平生大节，不悖先训，不叛官常，俯仰初终，似无谦作，庶乎可以见吾亲于地下矣”。（687-93) 这是深受儒家教条束缚的宋朝文人士大夫普遍的思想精神写照——“不悖先训，不叛官常”，前代恣意张扬、自由奔放的个性在这里明显受到了压抑，在墓志铭的后面部分作者也流露出对这种压抑的无奈和些许的矛盾困惑。

南明文学名士钱谦益为女性撰写墓志铭45 篇，通过这些墓志铭，可以清晰地发现钱谦益的女性观和夫妻观，钱谦益“钟情于挚友性质的夫妻关系”，欣赏“女性的阳刚之气”，甚至“鼓吹女胜于男”的女性价值观。我们结合钱谦益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可以发现处在“晚明”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下的人们“渴求精神生活的舒畅”，“向往无拘无束、和谐美满、身心自由”的生活的精神追求。钱谦益墓志铭“放大了其对真正生命价值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力反抗和无奈，同时体现了他的政治焦虑和反思意识。”[13](59-67

墓志铭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也从多方面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风貌。周晓薇、王其祎的《隋代宫人的膺选标准与社会期许——以隋代宫人墓志铭为基本素材》总结出隋代宫人的膺选标准为“容貌美丽、品性柔顺、出身良家、德才兼备等”几个方面，反映了隋代社会对宫人阶层的理想化审视。[14]（56-61）宋代苏轼曾为其乳母任采莲做墓志铭，叙述主仆之情不但延及三世，而且惠及全家。任氏追随苏轼宦游，共同经历贵显与患难，始终如一，最后鞠躬尽瘁，至老不衰，死而后已。苏轼对任氏的忠心耿耿、工巧勤俭的美德予以赞扬，体现了苏轼对乳母一生生命价值的认可和尊重，以及对她身上体现出的优秀品格的追思弘扬之情，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尊重。

(三)展现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精神风貌及情感心路历程

现在流传下来的墓志铭绝大多数是名人墓志铭，普通黎民百姓基本没有墓志铭。所谓的名人墓志铭，即与当时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士大夫等有关的墓志铭，包括以名人为墓主的墓志铭和名人代为撰写的墓志铭。

其中以名人为墓主的墓志铭，又分为他人为名人所撰的墓志铭，以及名人自撰的墓志铭。名人代为撰写的墓志铭，多数是人们仰慕这些文人墨客、社会贤达、士大夫等的大名和“妙笔”，请求其为自己的亲属撰写的墓志铭。而能请得起这些名人墨客的也都是非显即贵者，也即达官贵人、社会名流或其亲眷。譬如韩愈就为当时的很多人撰写过墓志铭，韩愈文集中有墓志铭70多篇；前述朱熹曾为14位女性撰写墓志铭；曾巩等很多社会名流都为人代写过墓志铭。韩愈所作的墓志铭多为后人所推崇，认为篇篇不同，能写出人物不同的风貌神韵。

名人名士所作的墓志铭在颂扬墓主人的同时也体现着自己独特的认知视角，从一定的侧面展现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精神风貌及情感心路历程。如唐宋八大家之韩愈、曾巩都做过不少墓志铭，但两个人的墓志风格却截然不同，因为两者实质上是代表了“唐宋两代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态度上的不同”，曾巩也忧虑儒学的日渐衰微，但他不像韩愈那样亢奋激昂；曾巩与韩愈同样遭受科场失意和仕途的冷落，“但他不会像韩愈一样显出不平的牢骚幽怨”，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和韩愈两人“几乎把唐宋文人的区别演绎到了最大程度”，因而，“即使在墓志铭这样严肃的文体中，也体现出二人的差别”[1on28-131)。可见，墓志文体本身在体现撰写者思想情绪、精神风貌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座坟墓，没有墓志铭，就像人没有灵魂一样，黯然失色。墓志铭体现墓主人不同的人性，所以不同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墓志铭。”（1s]（20-21) 自唐以来，名人自撰墓志铭兴盛，这类墓志铭更能体现精英阶层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及情感心路历程。黄震认为自撰志述家世或生平较为简略，亦少颂功铭德，“写作更加私人化，情感更加主观化”，也即可以最直接地体现墓志作者即墓主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思绪。[16（163-167)

王阳明为文学家好友撰写的墓志铭，用了一半多的篇幅写了他们之间的一次对谈，“使我们领略了思想家思想的缜密”；王绩、严挺之志皆不述家世，“重在抒发怀才不遇之情”；白居易之志重在自述心性，对表现志主的性情有积极作用；“杜牧家世显赫，志中述家世却不多，而以大量笔墨写梦境、征兆、占星等事，给全文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色彩”。[16（163-167)

元明之际的墓志铭反映了名人士大夫逐渐摆脱了宋代朱程理学的束缚，元末秦约《溧阳县学教秦约自志》：“幼而孤，壮而疏，老而迂。西山之隅，安吾藏兮，何憾与！”[687-93）有生不逢时的悲怆，但更有乐观达观的情绪色彩，表现了自我意识的复苏。张岱的名作《自为墓志铭》历来为后人所推崇，他有自己的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和尺度，表现出精神的独立无羁以及情感的放纵和不受压抑，表现了明代社会精英阶层的精神叛逆所达到的一个新高度。至明代，以往墓志铭中的悲观意绪消失，代之的是达观不羁的思想精神风貌，而且成为明中叶以后自撰类墓志铭的主流倾向。到清代这一倾向又有所变化。

这些名人名士所代表的社会精英的墓志铭，有的善以华丽的辞藻，有的以至情至理为追求，而有的以近乎完全的理智征服读者，体现着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反映了他们的情感心路历程。

（四）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死亡意识墓志铭是表达对死者哀悼追思及生平赞颂的

有独特的应用范围的文体，因而这一文体有强烈的抒情性，体现出强烈的个体对生命的自觉认识以及对生存与死亡的关照。[8rSo-53）尽管死亡意识具有多样性，即每个个体都会有不同的死亡意识，但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我们民族传统的生死观上，有普遍的共性的东西，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形成的鲜明独特的死亡意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死亡意识有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中国传统的死亡意识主要体现在死亡具有极大的禁忌性、严肃性和悲剧性。

一是死亡的禁忌性。在墓志铭中，人们极少用到“死”这个词，对它讳莫如深。如谈到死亡，用的是“辞光白日，掩驾松山”（《赵谧墓志》）， “渊珠坠壑，玉碎荆山。大夜一深，白日不旋”(《杨颖墓志》)，“曙月落景，寒谷凝霜。殒兹民望，殄彼国良。昭途既晦，幽夜何央。”（《杨播墓志》）总是用各种华丽庄严的辞藻来修饰，起到避讳的作用，同时也寄托了哀悼的情思。总之，在墓志铭中对死亡敬而远之，避之不及，我们常看到的是用殁、故、卒、逝、殇、作古、殒、薨、崩、仙逝，甚至圆寂、驾崩等很多词来加以避讳。

二是死者为大的严肃感。不论死者生前如何，一旦死去，死者为大为尊。在墓志铭里，对死者极尽颂扬、赞美和追思：外表无不秀美伟岸、德行无不崇高俊逸、学问无不高深渊博、修行无不超凡脱俗，生平业绩惊天动地。《皇甫瞵墓志》称赞其才情“三才启曜，五气流晖。名川峻阜，灵感特微。……绰矣高度，希世间出”。[8（S0-53)《杨颖墓志》称赞墓主杨颖“君资性冲邈，志秀天云，情高古列，不桡下俗”。

《江夏任君墓铭》是颂扬、赞美的墓志铭的代表性的写法：“君讳脩，承洪苗之高胄，禀岐嶷之上姿。质美珪樟，志邈云霄。景行足以作仪范，柱石足以虑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迩，拜江夏太守。内平五教，外运六奇，邦国人安，飘尘不作。铭曰：峨峨任君，应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淳。才行阐茂，文武是经。群后利德，泊然弗营。”[2N41-147)对墓主的出身、天资禀赋、修养学识、才能政绩全面褒奖、赞颂。

从以上几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为了突出死者为大的理念，传统的墓志铭存在过于溢美、浮夸不实的弊端。除自撰类墓志铭外，对逝者总是叹其惊天动地的德行事迹、不同凡俗的才情学识等，严重浮夸，偏离事实。这也是死者为大、为尊、为死者讳这一生死观所带来的弊端。

当然，死者为大为尊还表现在中国古代的过于繁琐、讲究形式排场的丧葬仪式和死后守孝数年等繁文缛节的礼制中，这些隆重、庄严的仪式和礼制体现的就是死者为大的理念。

三是对待死亡的恐惧，把死亡看成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恐怖事情。墓志对死后世界的描述都带有浓厚的悲剧内涵，在很多墓志铭中，死亡往往被看成像世界末日般的天崩地裂的惨事。如“渊珠坠壑，玉碎荆山”，形容斯人去世惊天动地；“曙月落景，寒谷凝霜”喻为天地都为死者动容易色； “昭途既晦，幽夜何央”，死后世界被描述成悲惨昏暗、阴森寂静、黑夜无尽的恐怖状态，表现出古人对死亡的恐惧。

而对比于西方群体的死亡意识，海德格尔的 “向死而生”的生死观很有代表性，认为死亡的存在是为了提醒生者珍惜生命、赋予生命意义、追求人生价值，所以死亡这样看来也就没有那么阴沉和暗淡了。“西方人能够比较理智地面对死亡、思考死亡、接受死亡”，所以西方群体具备豁达的生死观。[17（34-36其墓志铭也是轻松活泼，形式内容千姿百态。因而，西方墓志铭也少了中国古代墓志铭的严肃感和凝重感，

中国古代墓志铭是一类独特的文化宝库，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艺术价值，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古代墓志铭的文化价值及中西墓志铭差异的研究，将会有非常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吕明涛.见证生命[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孟国栋.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J].浙江大学学报，2013,（09）.

[3]吴炜.墓志铭起源初探[].东南文化，1999，（03）.

[4]孟国栋，胡可先.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11).

[5]陆扬.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 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

[6]吕海春.长眠者的自画像——中国古代自撰类墓志铭

的历史变迁及其文化意义[J].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9, (03).

[7]刘兰芳.潼关墓志铭所见传统人生价值观[J].人文杂志， 2000, (04).

[8]张鹏.北朝关中墓志中的生命意识[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9）.

[9]张杰.欧阳修墓志铭创作中的士大夫评价标准[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