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修改及面世

《遵义会议决议》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文献，然而对于其生成过程学界尚有分歧。对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写道：“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曾与张闻天共事多年的何方不赞同这一论述，并撰文提出质疑：陈云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只是说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并没有说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进行起草。如果真有这个要求，那会议肯定会指定毛泽东自己起草。何方批评《毛泽东传》：“这种只下断语不讲根据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何方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笔者对《遵义会议决议》形成过程的强烈兴趣。在以决议文本为基本依据，结合多年来收集的资料进行反复考察后，笔者颇有收获同时也发现何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就笔者多年思考所得进行陈述，不当之处敬请同行诸贤批评指正。

一、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所依据的基本文献

弄清《遵义会议决议》的生成过程，首先必须弄清张闻天是以何种文献为基础起草决议文本的。对此，杨尚昆写道：“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提纲讲的。”陈云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何方认定：“按照文意顺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接着，又强调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才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位居原常委张闻天和周恩来之后，张闻天不可能不以自己的报告提纲为依据而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应该说，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杨尚昆感慨“可惜迄今为止……闻天同志的发言提纲没有找到”，何方却信心满满地写道：在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的当天，还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了《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决议大纲》），而这个《决议大纲》可能就是张闻天在发言提纲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换言之，“当天”下发的《决议大纲》实际上就是张闻天的“发言提纲”，只不过略加修改而已。

经笔者查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收入的《决议大纲》标注的日期确实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不过，《遵义会议决议》写道：“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而《决议大纲》却这样写道：“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为什么“同一天”出台的“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中央书记处文件”和决议有如此大的差别？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的《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与《决议大纲》的区别仅在于开头有一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如下”，日期却标注为“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中的《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与《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内容完全一致，时间同样标注为“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其实，这三份内容相同的文件的确成文于1935年2月28日。因为中央红军2月26日取得娄山关大捷，28日晨又取得遵义大捷，确实算得上“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当决议通过时，中央红军尚未取得上述胜利。这正是决议上写着“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的原因。至于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时，中央红军才进入贵州，尚未进入云南、四川，自然谈不上“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更谈不上“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再说，如果张闻天起草“反报告”提纲时，中央红军已经取得“在云贵川的胜利”，还有必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教训并更换军事领导人吗？由此断定，《决议大纲》确实是在决议正式“通过”整整20天时才成文的，所谓《决议大纲》是在张闻天发言提纲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观点不能成立。

事实上，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提纲发表意见的绝非张闻天一人。博古作“主报告”时拿着提纲，周恩来作“副报告”时也拿着提纲。李德没有提及张闻天，却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主要的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作为被批判的对象，李德对遵义会议的印象自然比较深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发言时拿着提纲，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有“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不太会交际”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怎么可能不拟具自己的发言提纲？由此看来，“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实际上是指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各自的提纲和意见，所谓“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的说法不能成立。

张闻天会把自己的“反报告”提纲作为起草决议的文献依据，但绝不是唯一依据。《遵义会议决议》这样写道：“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可见，博古的报告和李德的发言都是张闻天起草决议文本的依据。既然如此，毛泽东的“讲稿”、王稼祥的发言提纲、周恩来的“副报告”提纲必定均是张闻天起草决议的文献依据。杨尚昆写道：“他（毛泽东）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同时对政治路线也涉及了。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泽东的发言绝不可能是对张闻天讲话的简单重复。“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说明毛泽东的“讲稿”绝大部分内容是“反报告”中所没有的。由此看来，在与会者的提纲中，毛泽东“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应该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

除了上述与会者的发言和提纲，由邓小平记录的遵义会议记录稿自然构成张闻天起草决议文本最重要的文献依据。陈云写道：“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毫无疑问，已经“作出”的“决议”一定会出现在会议记录稿中。仔细研读文本，笔者果然发现《遵义会议决议》有如下内容：“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些内容不可能出现在个人的发言提纲中，只能出现在会议记录稿中。此外，对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邓小平也一定进行了详细记录。

张闻天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时不仅参考了遵义会议现场产生的各种文献，而且还大量引述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共产国际指示。《遵义会议决议》正文开头写道：“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经过比对，笔者发现这个文献就是1933年7月24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此外，《遵义会议决议》还写道：“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可见，《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和《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也是张闻天起草决议的文献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决议一处引述共产国际“前年十月来电”，两处引述“去年二月来电”，一处引述“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其中，引述“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内容很长：“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红军主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从批评“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引证的资料看，“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也是张闻天起草决议文本时参考的文献。从“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看，张闻天在起草决议文本时还参考了发表在《红星报》及《革命与战争》上的文章。

综上所述，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有多种文献作为基础，“反报告”提纲只是其中之一。

二、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进行过多次修改

张闻天在起草好了《遵义会议决议》最初文本后，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对文本内容作了相应的修改，其间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才最终形成现行决议文本。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7日结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19日率领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上。张闻天自然会抓紧利用这段时间“起草”决议。既然“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起草”工作实际上就是将会议记录稿上的“决议”整理成文本。有会议记录稿为基础，加上几个发言提纲，事先又与毛泽东、王稼祥反复研究，对于文化程度高、责任心强、笔头快的张闻天来说，用一天多的时间整理出大约万余字的文稿不是难事。由此推断，张闻天在离开遵义前可能已经基本完成了初稿整理工作。当然，从离开遵义到“鸡鸣三省”会议前，并无作战指挥任务的张闻天一定会继续进行决议初稿的整理和修改。

笔者认为，张闻天起草的决议最初文本（即遵义会议现场“作出”的“决议”整理稿）与现在见到的“决议”文本肯定存在不小的区别。陈云这样写道：“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这是遵义会议上首先讨论并作出决定的重大议题。因此，出现在决议最初文本中的一定是“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而不会是现在所见的关于开辟云贵川根据地等内容。此外，博古受到严厉批评却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决议也必须对此进行适当的解释。这想必也是张闻天起草决议时遇到的大难题。

“鸡鸣三省”会议后，博古已经卸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如此重大的调整，自然应该在决议中得到反映。由此看来，在张闻天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后，中央政治局可能再次开过会讨论决议文本的修改问题。会后，张闻天根据新的人事变动对初稿进行相应修改。最大的改动应该是，向全党同志说明调整博古领导职务的合理性。笔者认为，《遵义会议决议》中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应该是根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添加的内容。与此前只能根据邓小平的会议记录稿和与会同志的发言提纲或“讲稿”起草决议不同，此时的张闻天已经从博古手中接收了中共中央及其与共产国际往来的文件。在此情形下，他一定会充分利用这些材料对文本内容进行大幅度的修改。《遵义会议决议》中大量引述的共产国际电文、中共中央决议以及刊发在《革命与战争》《红星报》上的文章内容，应该就是在“鸡鸣三省”会议后补充进文本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遵义会议决议》文本中有如下内容：“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成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战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按照中央红军长征的史实，这部分内容只可能是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期间形成的。那么，这部分内容是何时补入决议文本的呢？

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指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由此推断，有关开辟云贵川苏区根据地的论述写入《遵义会议决议》文本不可能早于2月7日。从中央档案馆存油印本《遵义会议决议》上的“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来看，上述内容写入决议应该不会晚于2月8日。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在作出战略调整决定的同时就已经将其写入了决议文本。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1935年2月10日，张闻天到军委纵队“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可是，伍云甫（时任中革军委三局副局长）在当天日记中却这样写道：“洛甫报告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将“目前任务”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并列，显然意味着当时“目前任务”尚未成为“五次反'围剿’的总结”的组成部分。张闻天报告会后，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当天就通过“决议案”：“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总结反对五次'围剿’的经验，正是为着求得军事上、战略战术的正确领导，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够□□□□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从《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的叙事方式看，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就是为了动员红军官兵完成“目前任务”服务的。

此外，“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又该如何解释？弥足珍贵的是，陈伯钧日记有如下珍贵记录：“晚，看完《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写日记时，《决议草案》就在陈伯钧手边。从常理来看，陈伯钧绝不会把如此重要的中央决议的标题弄错。这足以证明：在现行《遵义会议决议》问世前，曾经有过《决议草案》。从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的“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来看，陈伯钧看到的《决议草案》很可能是供支部（不一定是基层支部，这一时期红军中党委制被取消）讨论的文本。笔者认为，这个《决议草案》应该是“鸡鸣三省”会议后修改并在2月8日获得“通过”的文本。由此看来，张闻天在军委纵队“传达”的应该是供讨论的《决议草案》，这就可以解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为什么会出现“完全同意”而不是“学习贯彻”的疑问了。

现存中央档案馆最早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有清晰的“2月16日印”字样。由此推断，将“目前任务”作为“总结”（《遵义会议决议》）的一部分，应该是在2月10—16日之间。换言之，张闻天在军委纵队“传达”会议精神后再一次修改了文稿，并将“目前任务”正式写入。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军委纵队的热烈反应给予了中共中央极大的信心，从而最终下定开辟云贵川根据地的决心。由此看来，不能排除张闻天根据军委纵队讨论意见将有关开辟云贵川根据地等内容写入决议的可能。引人注目的是，在油印决议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充满激情地写道：“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因此，2月16日油印决议绝非偶然，很可能是为了配合开辟云贵川根据地的总动员。

那么《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是在何处印刷的呢？1984年11月，李质忠（时任总部机要员）告诉来访的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和扎西会议纪念馆人员：“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机要科组织刻印的……小册子是在上海印的，不是到延安以后才根据记录搞的。”不久，中央档案馆油印本的发现印证了李质忠的说法。不过，记录稿中的“上海”应该是李质忠口误或记录者笔误。查阅伍云甫日记，2月15日到达白砂（白沙），16日“在白砂（白沙）休息”，17日9时离开白砂（白沙）。可见，机要科在白砂（白沙）完全有时间进行印刷。由此可以基本断定，中央档案馆现存最早决议文本于1935年2月16日在白砂（白沙）问世。

三、张闻天修改《遵义会议决议》时多处引述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

张闻天在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后，掌握了中共中央及其与共产国际往来的文件，便将相关内容补充到《遵义会议决议》文本中，以增强其权威性。

《遵义会议决议》多处引述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区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此外，直接引述“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长达220余字。在引述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后，决议总是这样评价共产国际有关指示：“说得很对”“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博古、李德：“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次'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样的论证方法将使得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的博古、李德无言以对。

引人注目的是，《遵义会议决议》写道：“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笔者认为，“玩弄暴动”一词，可能出自列宁1917年10月在《局外人的意见》中的“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后来，“玩弄暴动”成为中共批评不顾实际、盲目发动群众进行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的专有名词。192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第二十八号通告中严厉批评：“不问群众情绪的程度如何，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的主张'暴动’，无往不是'暴动’，这实在是一种盲动主义的倾向。这不是认真的准备暴动，而是玩弄暴动。”可见，“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已经成为党内共识。“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借用列宁话语和党内共识来谴责博古、李德的错误，无疑将极大增强决议的说服力。

《遵义会议决议》之所以一再引用共产国际指示并借用列宁话语，是因为博古自身就习惯于如此做。在《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博古开头就是“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对于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但在最重要的与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冲突的新阶段——即走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时期中。’”接着，博古这样强调：“五中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基本论点，并责成全党以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来彻底的实现从这个结论中产生起来的党当前的伟大的负责的任务。”《我的位置在那边，在前线上，站在战线的最前面》开头便是“在苏联国内战争最激烈的关头，列宁曾经号召全苏俄的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说”，并由此展开大篇幅的引述。值得注意的是，对列宁话语的引述几乎达到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如果加上博古自己对列宁话语的解读，所占篇幅更是接近全文三分之一。决议这样引述，一方面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显示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当然，这也与张闻天的写作风格和理论素养有关。1934年9月26日，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撰写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在不足3700字的文章中，直接引述列宁的话语就已经超过1000字。由此看来，热衷于引述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的论述是这些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年轻领导人共同的特点。

《遵义会议决议》在大量引述共产国际指示的同时，还批评博古等人违背中共中央决议。决议正文第一部分这样写道：“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这一方面是强调“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说明博古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决定，意在说明博古不适合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综上，论证博古、李德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实际上是为了证明对他们工作岗位进行调整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王明、博古无话可说，另一方面也可以较为顺利地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

四、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决议》最终定稿时隐去有关领导同志姓名

为了维护党内团结，《遵义会议决议》最终文本特意隐去了一些相关领导人的姓名。遵义会议召开距今已近90年了，当年敏感的政治问题已经完全变成学术问题。为了更好地认识这段历史，有必要对文本中隐去的姓名进行一番考证。

李德写道：“据我所知，在中国这个《遵义会议决议》是1948年在毛泽东著作选集中首次发表的，由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出版社发行。1957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它收入《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卷。”据笔者查证，决议被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附录收入1948年5月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卷。目录为“附四：《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3集出版时间是1956年而不是1957年，编者清楚地注明“原载《毛泽东选集》上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1948年出版”。李德不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1年12月编印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就已经收入此文，标题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值得注意的是，李德这样写道：“会议之后，我多次提出请求，希望看一看会议文件，但总是被空洞的安慰搪塞过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后就根本谈不上了。”笔者认为，李德很可能已经忘记自己见过决议油印本。因为当时不少人看到过油印本，更何况中央红军多次组织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可见，决议在当时并不是秘密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可能对李德这位当事人保密。

李德煞有介事地写道：“这两个文本中非常明显的是，不再出现博古和周恩来的名字，而是用××和×××代替了。”其实，《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就已经隐去相关领导人姓名，代之以“□□”或“□□□”。后来的铅印本用“××”和“×××”代替“□□”和“□□□”。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指出决议文本中多数“××”是博古，“×××同志的副报告”中的“×××”是周恩来。对文中另外一处“×××”和几处“××”统一标注为“待查”。这几处“×××”和“××”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

《遵义会议决议》这样写道：“×××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笔者反复查找，未能找到相关记录。不过，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析：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参与过第五次反“围剿”及以前的反“围剿”的指挥，而且姓名为三个字，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周恩来。再说，“三人团”中的其他两人被多次点名批评，唯独没有周恩来，“三人团”岂不成了“二人团”？这显然不合情理。再说，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承认自己犯过错并作过自我批评，在决议中应该有所体现。决议中出现上述内容，最大的可能是一向律己甚严、光明磊落的周恩来自己坚持添加的。这样做既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有利于缓解博古的抵触情绪，进而增进党内的团结。

《遵义会议决议》写道：“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讨论军事问题，而且这两位姓名两个字的人的地位显然要高于林彪、彭德怀。笔者反复推敲，发现符合上述条件的只有博古和朱德。毋庸讳言，“三人团”有关作战指挥的决策是通过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加以贯彻的，而朱德也只能委曲求全地执行“三人团”的有关决策。再说，朱德也曾经在《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过《一个支撑点和短促突击的战例》一文。他这样写道：“此次的胜利，是（由于）突击队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队能坚决与顽强的抵抗，互相配合。”不难看出，朱德对短促突击的战法还是比较认可的。联系上下文看，这封信应该是朱德和博古联名发给林彪、彭德怀的。信件的私密性很强，为什么会出现在决议中？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不多，不可能提及此信。至于彭德怀，因急于赶回指挥部去指挥作战，“在会上没有来得及作系统的发言”。既然如此，彭德怀也不可能谈起这封信。合理的解释是，朱德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并坚持写入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写道：“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的文章）……（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经过反复查找笔者发现：1934年5月15日，博古在《红星报》第24期刊发了《我们一定要完成两万七千的数目》一文。编者这样说明：“这是博古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发言的速记。仅经博古同志匆促的校阅。”5月24日，博古进行了有关连队政治工作的演讲，随即刊登在《红星报》第43期上。不难看出，博古就军事问题发表的讲话多次刊发在《红星报》上。可以断定：此处“待查”的“××同志”应该就是博古。

陈伯钧日记提到的《决议草案》应该出现过有关同志的真实姓名。笔者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弄清责任，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共中央进行重大人事调整的原因。正式印制油印本时，当然应该考虑到博古仍然担任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外，遵义会议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印发《遵义会议决议》时不再提有关同志的姓名也就在情理之中。在《中国纪事》中，李德写道：“不再出现博古和周恩来的名字，而是用××和×××代替了。这表明，博古、特别是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又得宠了。”李德的这种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臆断，甚至可以说是恶意抹黑。

五、毛泽东和张闻天对《遵义会议决议》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虽然是由张闻天起草的，但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即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论述主要来自毛泽东。张闻天则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引经据典，大量引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议，这大大增强了决议的权威性。在决议文本的生成过程中，毛泽东和张闻天发挥各自所长，均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首先指出战略战术对于战争胜负的极端重要性。决议痛心地写道：即使红军英勇善战，后方工作做得如何好，人民群众如何拥护，只要在军事战略的运用上发生错误，战争就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决议严肃批评博古、李德认识不到或者不承认军事领导上和战略战术的错误，自然就不能理解红军无法在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及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的根本原因。决议严肃强调：“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在指出战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之后，《遵义会议决议》强调指出：应该采取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用运动战对敌人各个击破，以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决议严厉批评博古、李德：用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并以“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批判博古、李德：只是希望在全部战线阻止敌人的进攻，不是也不可能在全部战线上打败敌人。决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决议虽然没有使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概念，但实际上就是在批判消极防御的同时深刻阐述积极防御的极端重要性。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这个战略判断极为重要。决议重点论述的就是如何在“长期的持久的战争”中实施积极防御的问题。为了保证正确地实行积极防御，决议科学阐释了保存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根据地的辩证关系，突出强调：“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为了遵循“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拼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当我们看到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这一论述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和符合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博古、李德没有处理好保卫苏区和保存有生力量的关系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遵义会议决议》突出强调在战略的持久战中实施战局的速决战的极端重要性。决议强调：“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次'围剿’与每一次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为了遵循“必须力争战局的速决”的原则，“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准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只要认真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决议突出论证了持久和速决的辩证关系。

为了实施积极防御，《遵义会议决议》特别强调掌握战役、战斗的主动权。“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即应拒绝这种战斗。”“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为了实施积极防御，决议论述了内线和外线的辩证关系。在内线作战的情况下，将战略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紧密结合。“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

通过上述分析，《遵义会议决议》得出结论：“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可能有别的东西。”“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难看出，对军事战略进行如此全面深刻的分析不是当时的张闻天所能做得到的。李一氓这样写道：“无需考证，我相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特别是军事部分，就是这份决议，或者说是这个决议的初稿。因为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毛泽东外，没有人具有这样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系统的战略思想。起草这个决议的是张闻天，恐怕也是按照决议的形式和口气进行文字加工，把毛泽东的发言全部抄录进去。”

当时张闻天虽然对军事问题也有所涉猎，但是对战略战术的认识不可能如此深刻。1934年5月1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他这样指出：“分兵把口，同堡垒主义……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又一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7月26日，张闻天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严肃批评：“分散原有的武装力量，实行分兵把口，困守堡垒的办法，不但不能使我们消灭刀团匪，而且也不能使我们保卫自己。许多地方正因为如此，受到刀团匪的袭击，使我们受到了许多损失。而刀团匪也正因为我们的防御路线，更大大的活动起来。”可见，张闻天此前就对单纯防御路线的危害有所认知，但是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主要源于长征途中与毛泽东的交谈。张闻天曾这样写道：“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由于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有较为深刻了解，无需会议“决定”，张闻天也会自然而然地“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决议文本。正因为如此，李德才会这样写道：“遵义《决议》的内容就是以后经过编者修改的毛泽东的讲话原稿。”

当然，张闻天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贡献绝不仅限于对“毛泽东的讲话原稿”的“修改”。因为除了军事方面的精彩论述外，决议还有相当丰富的其他内容。对于博古等人决策程序方面的各种错误和独断专行，对于中央书记处极少过问军事工作的错误，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无疑比远离决策中心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更了解具体情况。毛泽东写文章擅长引用典故，但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大多并不熟悉，很少直接引用他们的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决议对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广为引述，并用以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写作风格，但却是张闻天非常熟悉、非常擅长的领域。毫无疑问，这样的内容绝非可有可无，因为它极大地提升了决议文本的说服力。

因此概括起来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精彩论述，《遵义会议决议》就缺少了核心内容，而没有张闻天的补充论述，决议就不会如此丰满，如此有血有肉。只要用心研读，我们不难看出两人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对决议文本的形成各自发挥了特有作用。

六、余论

张闻天负责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是当时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杨尚昆这样回忆：“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当时博古对毛泽东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与会的聂荣臻回忆称：“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暂留任最高领导人的博古不可能同意由毛泽东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张闻天原本是教条主义营垒中的一员，容易为博古接受，再加上他为人温和，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自然就成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起草遵义会议决议的人选。

张闻天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少不了和毛泽东交流。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通力合作，决议才能得以今天的面目呈现。缺少了他们当中任何一人，决议都不会如同现在这样完善。也许正因为考虑到张闻天的重大贡献，毛泽东才不同意把决议看成自己个人文稿，也没有将其收入《毛泽东选集》。如果张闻天还活着，他同样不会同意将决议收入《张闻天选集》或《张闻天文集》。因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闻天，都早已把决议看成了“党的文献”，而不是个人文稿。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成就了决议，岂料在他们身后竟然发生了一场“著作权”之争。胡乔木写道：“至于他（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煞，就更加不公正了。”毫无疑问，胡乔木的这个评论原本与遵义会议决议起草无关。何方却这样感慨：在“被抹煞”的“重要贡献”中，“或许包括张闻天关于起草决议及作遵义会议决议报告之类的问题吧”。“反报告提纲是在会上得到'完全同意’的，从法理和情理讲，起草决议都只能以它为蓝本，再吸收毛、王、周等人发言中的一些意见。”笔者发现，何方引述杨尚昆关于张闻天“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的叙述时，略去了“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回避了《杨尚昆回忆录》中的“闻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的观点为主导”。平心而论，这样的研究方法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何方跟随张闻天工作多年，与张闻天的感情很深，《〈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一文显然掺杂了个人感情的因素，也就难免会影响对文献解读的客观公正性。

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尽可能地占有更多的史料，客观分析比较鉴别各种史料，并尽量避免主观感情因素的影响，以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微信公众号。摘自《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3年第2期：《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中的几个问题辨析，作者系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