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利芝、陈黎：新见民国论文《西游记演变》与《西游记》早期研究热点述略丨【京师学案】

liuhuirong 2023-07-26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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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民国论文《西游记演变》与

《西游记》早期研究热点述略

文/彭利芝陈黎

自1923年胡适《<西游记>考证》发表，《西游记》研究进入现代学术研究时期。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后世《西游记》研究的全部领域，由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等人引发的学术争论，一直延续至今。本人有幸在图书馆发见辅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生刘益暐的本科毕业论文《西游记演变》[1]。该论文涉及《西游记》研究中的诸多热点问题，成为观照民国时期《西游记》学术研究生态的重要史料。

《西游记演变》采用辅仁大学统一印制的格子论文稿纸，每页10列，每列25字，线装成册；用墨笔誊写，繁体字，手写正楷，字迹工整，书写整洁流畅。整篇论文由封面、指导教师评语及分数、自序、目录、正文、参考书目组成，字数约21000字。正文共六部分，分别是：“西游记之作者及其内容”“玄奘取经之事实及其与小说之关系”“故事神化之演进”“古本西游记之发现”“版本问题”“陈光蕊故事研究”。此论文的指导教师系著名的版本目录学专家孙楷第（子书）先生。

关于《西游记》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表述虽有所不同，但核心问题基本一致。[2]本文结合《西游记演变》的基本内容，从作者、主旨、故事演化、版本与江流儿故事四方面进行探讨。

论文封面

作者自序

作者为“吴承恩说”

在《西游记》研究中，作者问题至今为一大公案。《西游记》明刊本不题撰人，清初刊刻的《西游记》因元人虞集《西游记原序》而将《西游记》的作者归为元初道士丘处机。后吴玉搢据明天启《淮安府志》及小说中的淮安方言推断作者为吴承恩。署名颠公者在《文艺杂志》1914年第4期刊出《〈西游记〉为明人吴承恩所作之异说》一文，但其影响不大。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据历代《淮安府志》等史料记载，确定吴承恩为《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胡适、董作宾、赵景深等初步拟出吴承恩的年谱,自此国内学界基本上接受《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的说法。新时期以来，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3]再次质疑“吴承恩说”，《西游记》作者之论争渐入白热化。至今，“吴承恩说”“丘处机说”“陈元之说”三大说各有其支持者。

然而，在民国时期，《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说”几成定论。虽然，1933年俞平伯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4]中即对此提出质疑，成为“非吴著说”的主要代表，但并未撼动“吴承恩说”。这种一边倒的观点，在《西游记演变》一文中得到了真实的呈现。《西游记演变》由此成为反映当时这一主流观点的鲜活史料。在论文中，作者刘益暐首先批驳了“丘处机说”，肯定了“吴承恩说”，并且明确提及此观点受胡适的影响。“胡适之先生作西游考证，对于吴先生身世之考定，极为详覈。于是吴承恩作《西游记》之事，才大为世人所知。至此之后，是说方成定论。”刘益暐简单罗列了吴承恩的生平：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生于正德末年，嘉庆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其杂记之一即《西游记》。家贫无子，遗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太守陈文烛为之序，名曰射阳存稿。又存稿一卷，盖存其什一云。[5]

其中的“嘉靖”为“嘉庆”的笔误。这段文字虽然简短，但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文后特别标注资料出处为胡适的《<西游记>考证》。更准确地说，此段文字文中引用的资料为《<西游记>考证》中引用的天启《淮安府志》与同治《山阳县志》。而胡适在文中明确提及这两则资料来自鲁迅：“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到的许多材料钞给我，转录于下”。刘益暐在摘录吴承恩资料时，直接将此归功于胡适，实在是有失公允。更何况，此段文字除“生于正德末年”外，其余几乎全部摘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6]只是顺序稍有调整。“吴承恩说”的最早提出者实际上是清代学者吴玉搢，产生重要影响者为鲁迅与胡适。当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并未找出新的证据。胡适则在《<西游记>考证》中，推算出了吴承恩的生卒年，找到了《二郎神搜山图歌》等诗歌。论文增加的“生于正德末年”，正是胡适的观点[7]。胡适的考证较之鲁迅更进一步，但论文并未就吴承恩生平细节展开讨论，简单将资料来源归于胡适，显然不妥。同样，刘益暐在简述《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说”之渊源时，仍然将此说发现之功归于胡适，丝毫未提及鲁迅。这一方面说明作者写作态度不够严谨，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就“吴承恩说”而言，胡适较之鲁迅贡献更大，因此被后学视为“吴承恩说”第一人？

考察民国时期的小说史著述，笔者发现，摘录《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文字以概括吴承恩生平，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范烟桥《中国小说史》关于吴承恩的介绍，文字几乎与《中国小说史略》一模一样。[8]而且，范烟桥根本未提及鲁迅与胡适，直接将“吴承恩说”归于丁宴。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中的相关文字，基本上也出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且也未注明出处[9]。可见，鲁迅关于吴承恩的表述，已经成为当时的通行文字。论文中出现的这一情况，并非特例，而是当时小说史著书写状况的真实反映。

论文正文

主旨乃“游戏”

主旨之争是《西游记》研究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引人注目的热点话题。其中，哲理性主题说、宗教性主题说、社会性主题说影响颇大。明清时期的评论者主要从哲学、宗教角度评论《西游记》的主旨。至1920年代，胡适、鲁迅等人开始批评宗教性主题说，认为《西游记》实出于游戏,并无深刻内涵。

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滑稽小说”，至多有一点玩世精神：

……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10]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提出了“游戏”说。“（前人）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11]。胡适、鲁迅的观点在当时影响甚巨，这在《西游记演变》中得到充分体现。刘益暐赞同“游戏说”，甚至直接用了胡适的“玩世主义”。

故吴氏之作《西游记》也，实出游戏，纯属好奇而已，至于以劝学谈禅讲道等微言大义来评议西游者，概为附会，不足凭信。总之，《西游记》一书，不过一部富有滑稽意味之神话小说，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微言大义。而其所以成为世界上之绝大作品者，正因为《西游记》中所述之种种神话，莫不附以诙谐意味，能使读者可发一笑。推其原因，盖作者将其所写之神话具施以人化之所致，故其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事（世）故。若浏览过火焰借芭蕉扇于铁扇公主，观唐三藏留婚于西凉女国诸节，无不极口赞许。盖其身为妖怪，而内心蕴有人情，由此亦可证明前言之不误。书之佳点，非只此而已，最当注意者，即其更有玩世精神流露其中。……。由上段文字，即可领略其玩世主义之一般矣。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刘益暐还使用了当时的最新材料，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射阳先生存稿》。鲁迅、胡适等人关于吴承恩的考证，来自《淮安府志》《山阳志遗》《茶余客话》等材料。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还遗憾于未曾寻到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提及的《射阳存稿》。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新发现的《射阳先生存稿》，成为研究吴承恩的新材料。论文运用最新材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最近故宫博物院忽然发见其书，名《射阳先生存稿》，共为四卷。院方图书馆以此书已久佚于世，故将其重印，以期流传。此书之发见，实贡献于研究《西游记》者甚伟且钜，不唯使之获得新贵之资料，同时更可窥领吴氏作小说之本意。其书卷二《禹鼎志》云：“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由此可知作者秉性即好奇闻异事，颇有将古今灵怪故事编成一部小说之志。故吴氏之作《西游记》也，实出游戏，纯属好奇而已。至于以劝学谈禅讲道等微言大义来评议西游者，概为附会，不足凭信。

郑振铎等人用《射阳先生存稿》中的资料，不过用来证明吴承恩有创作《西游记》的基础，而刘益暐则用来说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乃出于游戏。作者不光认定《西游记》的主旨为“玩世精神”，而且认为小说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此。

其实，在民国时期，胡适、鲁迅之“游戏说”并未呈压倒性观点，持不同看法者不乏其人。如徐敬修在《说部常识》中论及《西游记》的主旨：“全书之主旨，乃在说人间之性情，述解脱之方便，解释幽玄之教理，强制意马心猿千种万态之情欲，幸而终得解脱，得达彼岸；”[12]徐敬修的《说部常识》初版于1925年，当年即再版，至1932年已发行七版，可见当时极受读者欢迎。黄庐隐曾为鲁迅的学生，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其撰写同名《中国小说史略》影响甚深。但在论及《西游记》主旨时，黄庐隐的观点则与鲁迅不同。她说：“此书全部用比喻，曲写人类的性情，去烦恼，求解脱，悟元道人评西游贯通三家之理，诚非虚语。想象的丰厚，文笔的雄健，在文学史实占得一席。”[13]徐敬修与黄庐隐的观点显然承继了明清评点家，而更直接的来源或许是盐谷温。盐谷温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西游记》主旨：“全书都用比喻以巧写人类之性情，而说去烦恼求解脱之法，盖以幽玄之佛理而为童话的演述者也。”[14]然而，盐谷温的观点并未对论文作者刘益暐产生影响，刘益暐尊崇的仍然是胡适、鲁迅的观点。这种现象，同样体现在刘益暐的同学沈恩的论文之中。沈恩在其毕业论文《西游记杂剧本事演变考》中认为：“心猿，意马，猪欲，玄奘象征意志，沙僧则为综合之躯壳，此多是读者之有意附会。实诸物不过作者之幻想，联想，游戏笔墨，而并非有任何思想存在也。”[15]可见，“游戏说”在当时青年学子中影响巨大。

成书过程与人物原型

《西游记》是一部典型的世代累积型小说。西游故事从史实发展到小说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历史史实阶段、神魔化阶段和小说写定阶段。史实阶段的作品为《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神魔化阶段的作品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杂剧《西游记》、平话《西游记》等。小说写定阶段即为章回小说百回本《西游记》。徐朔方《论<西游记>的成书》[16]对此问题有详细的阐述。

在民国时期，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都曾对《西游记》的成书过程进行探讨,尤以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最为详尽。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详细梳理了西游故事从唐宋至元明的“五六百年演化的历史”，肯定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小说的关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指出吴承恩兼采杂剧、诗话、唐人传奇等铺张描写而成《西游记》。郑振铎则在《<西游记>的演化》中，补充了永乐大典“梦”字条所记西游故事。民国时期，《西游记》研究领域还出现了两则重要材料——《销释真空宝卷》与《朴通事谚解》。这两则材料的出现，填补了《西游记》杂剧到《西游记》小说之间的空缺。不过，后来利用这两则材料取得较大研究成果的是赵景深，他在1961年《谈西游记平话残文》[17]一文中，认为《西游记》是从“民间话本改写而成”。

当然，在民国《西游记》研究的特殊阶段，《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似乎并未升级到成为论争的热点问题。其研究成果，仍然集中于胡适、鲁迅、郑振铎与孙楷第。因此，《西游记演变》所论“西游故事演化”，完全以上四位学者特别是郑振铎的观点为基础，肯定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对小说成书过程的影响。论文因袭多而创见少，但站在民国《西游记》研究视域中去观照，此文则成为体现当时研究生态的一个范本。

《西游记演变》对成书过程的梳理，突出的是西游故事的史实以及“神化”的过程，内容集中在第二部分“玄奘取经之事实及其与小说之关系”与第三部分“故事神化之演进”。在论文第二部分，作者肯定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相关史料记载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论文分别从玄奘出身、太宗与玄奘结为兄弟、西女国、狮子精、罗刹女、白龟驼经、御赐袈裟几方面等方面展开论述。比如，论及小说中玄奘取经缘起与玄奘自请取经之事实不合，则推想《西游记》作者之创作心理，“玄奘为当时佛经之解释不同，难以断定其是非，此志虽然伟大，诚可为吾人所钦佩，但却毫无小说趣味，不得不变此事作为取经之发端”。“至于西游记中所写玄奘取经时所遭魔难，当多为事实之神怪化也。”“《西游记》杂剧及小说皆载有女儿国一段故事，但并非完全出于作者之幻想，亦有所根据，案《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曾有女国一段记载，……。由此可见《西游记》中之西凉女国实有所本焉。”“吴承恩之所以作《西游记》者，乃出于好奇，故其所作小说，必须以离奇有趣为主，不能不将材料加以渲染，而发挥之，扩大之，因此遂有许多五光十色之趣事插入”。“ 总之，《西游记》小说并非完全出自作者之虚构，乃多脱胎于实事，由以上举出之诸条，即可察明小说与事实关系之一般矣。”这些观点，在胡适、鲁迅等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与细化，不乏个人之见解。

《西游记演变》第三部分探讨《西游记》故事神化之演进，重点材料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西游记杂剧》。论文强调：“《西游记》为一部神怪小说，其主体叙述玄奘取经故事，《大唐西域记》为记取经事实之专籍，颇负盛誉。此书所载，原无异境，其所以涉于灵怪者，不外小说家为增加兴趣起见，将事实神怪化而已，然诸奇诡事亦非吴氏一人直接为之，中间却有一段数百年之复杂演化，其所取材，更极广泛，吴氏不过集诸大成，以为记传。”“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始有专书辑录取经故事者，且其故事已完全神化，确为《西游记》之雏形。”“《西游记》杂剧中所演之故事，和吴氏小说更相接近”。论文比较了《西游记》杂剧与小说之异同[18]，几乎承袭自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兹不赘述。

与成书过程相关的，是孙悟空原型之争。关于孙悟空的原型问题，鲁迅最早提出孙悟空与《古岳渎经》中的无支祁有渊源关系,胡适则认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前者观点为“国货说”，后者为“进口说”。支持“国货说”者，有叶德均、胡士莹等。支持“进口说”者有陈寅恪、林培志等。陈寅恪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肯定了“进口说”，并且认为“支那亦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国昔时社会心理，君臣之伦，神兽之界，分别至严。若绝无依藉，恐未必能联想及之。”[19]《西游记演变》支持“国货说”，认为《补江总白猿传》等志怪小说中的猿猴实为孙行者之祖源。

唐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叙白猿盗去欧阳纥妻事，所述白猿既通人性，又能言语，且“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宋人话本《陈从善梅岭失妻》，叙猢猴精白申公盗去张如春事，其中已见齐天大圣之名，且“这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魅，管领诸山猛兽，兴偷可意佳人，啸月吟风，醉饮非凡常美酒，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上述之猿猴，皆本领高强，具虏女为妻，实为孙行者之祖源。《西游记》杂剧中，孙行者亦曾偷盗金鼎国王女为妻，此事颇与白猿传及梅岭失妻等相类，当受其影响也。

上述文字基本上摘录自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不过，郑振铎在阐述孙悟空原型的时候，实际上调和了“国货说”与“进口说”而成“混血说”。郑振铎认为“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姆曼（Hanumand）的化身”，并对胡适的例证进行了补充。比如，哈奴曼会写戏剧，猴行者则是白衣秀士，会作诗；孙悟空大闹天宫或许受到哈奴曼大闹魔宫故事的影响等。但刘益暐却完全摒弃了“进口说”，直接肯定了“国货说”，并且截取了郑振铎后半段的相关文字。进入新时期以后，孙悟空原型问题再次引起热议，“国货说”与“进口说”各有其拥趸。张锦池的《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20]和赵国华的《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21]可谓个中翘楚。相对于后世的研究，《西游记演变》中的“国货说”显然只是因袭，并无创见。

版本之争与江流儿故事始末

《西游记》的版本问题，同样是学界争论不休的热点。《西游记》的祖本，以及世本、朱本与杨本的流变关系，都曾引发热议。关于《西游记》的祖本问题，经过百年的发展，杨本说、永乐本说和朱本说最具影响力。这种观点的形成，与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息息相关。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都曾对《西游记》的祖本问题进行探究。鲁迅认为明代杨致和本是吴承恩本的祖本，胡适则与鲁迅观点相反，认为杨致和本“是一个妄人删割吴承恩的《西游记》,勉强缩小篇幅，凑足《西游记》之数的”的产物。孙楷第赴日本访书，得六种明清《西游记》珍本，对《西游记》版本的了解更为全面。孙楷第论定世德堂本为《西游记》原刻本，最为接近吴承恩原著；《西游记》的版本存在繁、简两个系统，二者有不同的嬗变过程；朱鼎臣本非世德堂本祖本，而是一部简本；各刊本顺序为：世德堂本、朱鼎臣本与杨致和本。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中，运用新史料，基本理清了《西游记》各版本先后演化的轨迹，推断“永乐大典本”为《西游记》的祖本。各版本顺序为：吴承恩本、朱鼎臣本与杨致和本。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郑振铎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观点。

《西游记演变》在第四部分“古本《西游记》之发现”中，首先叙述了鲁迅、胡适关于祖本问题的争论，肯定“永乐大典本”为《西游记》祖本。

吴承恩之作西游记也，实有祖本，不过吴氏施以极伟大之放大与改造，使其成为小说巨著。……同时亦可证明周豫材先生以吴氏书有祖本之不误，但非杨致和本，乃永乐大典本，吾师孙子书先生曾以此文赐与益暐，今特将原文转录于左：

……

论文抄录了永乐大典“梦”之条“魏征梦斩泾河龙”的原文。作者强调，此则资料来源于指导教师孙楷第先生。这则资料，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已全文抄录，而且出自孙楷第先生之手。刘益暐虽然说明观点出自孙楷第先生，但在文字表述上，主要源自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论文写到：

此段既叙魏征斩龙，其后当然紧接唐太宗入冥故事，以此推之，古本西游记之骨干与内容，当和吴本相差无几，故若以此为吴氏书之祖本实无疑义焉。（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论文对“永乐大典”本“梦”字条的记载与《西游记》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样出自郑振铎。其中加点部分几乎与郑振铎文字相同。

以上文字古拙，其语意大似元人话本，则元末明初间确有《西游记》一书，远在吴氏书之前夜。再者，就此条残文推测古文《西游记》，定是分则分段，每则更各有回目，此条文之目为梦斩泾河龙，或原文所有，或永乐大典编者所代拟，今不可知。但其故事当中突然插入“帝差魏征斩龙”一句，与上下文毫无联络，当为原来之一回目，故此条或为两则文字所合成者。至于文末有“正唤作魏征斩泾河龙”一语，乃说书人于重节目之下，为使听众注意所发直语辞也。若以古本《西游记》与吴本《西游记》对之，则此条残文正当吴本第九回“袁守成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之文字，其内容几乎全同。

论文第五部分“版本问题”罗列了当时可见《西游记》版本。作者将版本分为繁本与节本两大类。作者关于《西游记》版本的陈述，来自孙楷第先生的成果，文字基本抄录自《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与《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而关于各刊本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文末列表说明。此表与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的表格，几乎一模一样。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

刘益暐《西游记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演变》对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借鉴颇多，但作者并未在文中或文末的参考书目中提及此文。与刘益暐相同的是，沈恩在其论文《西游记杂剧故事演变》中对郑振铎的观点也多有借鉴，同样未提及《<西游记>的演化》）。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西游记》版本研究中涉及一重要问题——江流儿（唐僧出身）故事。清代通行本《西游记》第九回皆为“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俗称唐僧出身传），载陈光蕊赴任及江流儿报仇故事。此段文字出现于何时，成为《西游记》研究的热点问题。一说吴承恩《西游记》中本无此故事；一说世德堂本刊落了原作中的唐僧出身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当时所见的《西游记》“不过是真诠、新说一类的清刊本”，于是推断“第九回记玄奘父母遇难及玄奘复仇之事，亦非事实，杨本皆无有，吴所加也。”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也说“诸如《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大部分是著者想像出来的”。孙楷第发现所有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不载江流儿故事，江流儿故事的源头在清初刊本《汪澹漪评古本西游证道书》。接着，孙楷第又在《西游记》第九回中发现了汪澹漪所云大略堂古本。孙楷第从吴承恩本本身的故事逻辑和结构特征分析，认为现有江流儿故事非吴承恩本原文，但更倾向于认为其“原有”江流儿故事，后来被世德堂本刊落，也就是支持“刊落说”。《西游记演变》完全借鉴孙楷第的观点：

通行本第九回皆载陈光蕊赴任及江流报仇事，明刊本仅于玄奘开坛主讲前以诗歌述其崖略，正文则毫未提及。……通行本第六回之文字，则为明刊本所无，系通行本之所独有，盖出自汪憺漪证道书也。

作者重申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的观点，明确提及“子书师考此问题，乃立三证。今将原文，敬录于左”。此“三证”，一为汪书第六回文与他回前后“未能融合无间”，“前后文皆不相应”；一为第九回与十回之间“措辞属文毫无联络”，朝代年号地理官职等存有“绝大罅漏”；一为玄奘出身相关情节“词意窘枯”“全无描写，尤欠周密”。作者重述了孙楷第的观点：

汪本及通行本所载陈光蕊故事部分，决非吴氏之原文。汪憺漪增此第九回文字，其所据者，或为其他之节本，参以己意，或为伪增之一本，因而转录。总之，无论如何，此第九回定非吴承恩之文词。至于吴氏原文，是否有陈光蕊赴任及江流故事，虽不能彻底明了，但本书皆以详文记行者八戒沙僧及龙马等之出身，况玄奘既为书中之主人翁，其出身事迹，更应有所叙述。……假令吴氏书果有陈光蕊故事，若以问势论之，则似当在太宗决建道场朝臣推荐之后，即入玄奘而追述其平生。……明刊本所以无此故事者，盖万历间刻书者以其既亵渎圣僧，又触忤本朝太祖，语为不祥，遂被删去。汪氏睹明刊本，颇以其无陈光蕊故事为憾，于是乃增此一回。其文虽不完美，其意则实堪赞许。自此以后，遂为《西游记》之定本也。

仔细比较上述文字与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论文实无创见。学生与老师观点甚至表述的趋同性，其实并不少见。比如，黄庐隐曾在大学时听过鲁迅《中国小说史》课程，其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22]留有鲁迅先生影响的显著痕迹。如在论及上古神话不发达的原因时，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言如出一辙。不过论文在某些地方还是表达了自我之思考，如第一部分解释了江流儿故事出现的原因：

（玄奘出身）与玄奘自请取经之事实不合，推想《西游记》作者之心理，前者或因玄奘既为如此伟大之人物，其父母当然不能写为常人，然而状元之子，丞相之外孙，情理欠通，故造出一段江流故事，以为玄奘出家之原由。

《西游记演变》涉及到了《西游记》研究中的主要热点问题，虽然作者以尊崇主流观点的态度来评判热点问题，创见少而因袭甚多，难免有所欠缺，但作为一篇本科生毕业论文，也在情理之中。指导教师孙楷第先生给分80，并且评价：“考西游记始末亦属用心”。就西游故事的演变始末而言，该文确实“亦属用心”，虽然这种“用心”主要集中在胡适、鲁迅、郑振铎与孙楷第的研究成果。在早期《西游记》研究阶段，胡适、鲁迅可谓拓荒者，二者几乎同时进行相关考证工作，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郑振铎、孙楷第是鲁迅、胡适学术事业杰出的继承者、发扬者，他们是'五四’时期《西游记》研究的殿军，也是'五四’时期以后《西游记》研究新阶段中的排头兵。”[23]孙楷第以版本目录学研究独树一帜，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等小说目录学著作中对《西游记》颇有见地。孙楷第系刘益暐的论文指导教师，其研究成果在论文中被借鉴与因袭，此为自然之理。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汇集了胡适、鲁迅的研究成果，以及后来的新发现、新成果，是“《西游记》研究中名副其实的'世纪杰构’”。不仅如此，《<西游记>的演化》还是刘益暐选题“西游记演变”最为直接的参考资料。因此，刘益暐在论文中大量借鉴与因袭郑振铎的研究成果，也属正常现象。遗憾的是，论文丝毫未提及《<西游记>的演化》。

其实，民国时期，除了胡适、鲁迅、郑振铎与孙楷第的贡献，还有其他学人添砖加瓦，共同促成了《西游记》研究的繁荣。蒋瑞藻、钱静方的考证早于胡适、鲁迅，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郭希汾《中国小说史略》等小说史著作都涉及对《西游记》的评论，赵景深、傅惜华、俞平伯、陈寅恪也都曾涉足《西游记》的热点问题。然而，刘益暐并未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与思考，而是直接因袭当时的主流观点。[24]这一方面受限于论文的选题（西游记演变），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对前期研究成果的掌握不够全面。当然，以此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未免太过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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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益暐《西游记演变》（手稿），辅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1946届（民国35年）本科毕业论文，编号：国16.6，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藏。

[2] 关于《西游记》研究的热点问题，梅新林、崔小敬概括为四点，即作者之争、祖本之争、孙悟空原型之争与主题之争（参见梅新林，崔小敬《<西游记>百年研究：回视与超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2期）；周勇概括为三个命题，即作者和版本问题、成书及人物原型研究、主题和文化研究（参见周勇《<西游记>百年研究史的发展阶段和热点话题》，《人文论丛》2013年卷）。

[3] 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4] 俞平伯《驳〈跋销释真空宝卷〉》，1933年7月《文学》创刊号。

[5] 手稿全以逗号以断句，引文中的标点（包括书名号）为笔者所加。文中所引手稿原文皆类此，不另出注。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7] 胡适后来修正其观点，认定吴承恩“生时当在弘治、正德之间”。胡适《西游记考证》“后记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8] 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37年（民国二十六）版，第133页。

[9] 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民国二十四）版，第325页。

[10] 胡适《<西游记>考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

[12] 徐敬修《说部常识》，上海大东书局民国十四年版（1925），第79页。

[13] 黄庐隐《中国小说史略》，转引自陈洪主编《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第十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5页。

[14] 盐谷温著，郭希汾编《中国小说史略》，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年版，第79页。

[15] 沈恩 《西游记杂剧本事演变考》，辅仁大学国文系1946届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顾随，编号：国16.3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藏。

[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16] 徐朔方《论<西游记>的成书》，《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

[17] 赵景深《谈西游记平话残文》，《文汇报》1961年7月8日第三版。

[18] 在此问题的探讨中，论文还涉及到《西游记杂剧》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即《西游记杂剧》的作者问题。论文明确表示《西游记杂剧》的作者为杨景贤。这一观点，直接来自论文的指导教师孙楷第先生。孙楷第在《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辅仁学志》1939年第8卷第1期），对吴昌龄作《西游记》杂剧的成说提出质疑，并考定其作者当为元末明初人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所演之故事，和吴氏小说更相接近，不幸此书中土久佚，直至民国十七年，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见传奇四十种，其中有明万历甲寅刊本杨东来评本西游记，世人皆以此书为元人吴昌龄所作，吾师孙子书先生考证结果，方确定杂剧《西游记》实非吴氏之曲，乃元末明初人杨景言（或作杨景贤）之作品。”

[19] 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2分，1930年。转引自梅新林，崔小敬《20世纪<西游记>研究》（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451页。

[20] 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５期。

[21] 赵国华《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南亚研究》1986年第１、2期。

[22] 黄庐隐《中国小说史略》，转引自陈洪主编《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第十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页。

[23] 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转引自蔡铁鹰主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47页。

[24] 如，关于“八十一难”，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赞美其“写得层次井然，一难过去又来一难，而八十一难又难难不同，可见作者想象力的丰裕与笔锋的周密。”（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民国二十四）版，第326页。）而论文对“八十一难”的探讨，基本摘录自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中的文字。郑振铎云：“所谓八十一难云云，也只是夸诞之辞；实际上并没有八十一则的故事；有好几个难，都只是一个故事本身的变幻。”而论文则云：“其所谓八十一难者，不过只是夸诞之辞而已，实际上并无八十一则故事，其中有数难乃一故事之自身变幻。”（转引自梅新林，崔小敬主编《20世纪<西游记>研究》（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刘益暐直接用郑振铎的“夸诞之辞”加以概括，而未曾注意到其他学者作为“作者想象力的丰裕与笔锋的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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