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取经的故事，经过唐、宋、元三个朝代演化，从纪实转为神异，尤其到元代《西游记平话》，已经有了统一的故事线索，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奠定了基础。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说：“似取经故事，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渐渐演成神异，且能有条贯，小说家因亦得取为记传也。”他认为，从唐代末年到宋元，取经故事渐渐从真实的历史事实，演变成民众喜闻乐见的神异故事，有了统一连贯的线索，小说家可以根据这些素材写成一部完整的《西游记》了。
《西游记》是天才作家的全新创造
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主要依据应是《西游记平话》。但《西游记》不是《西游记平话》的扩大、改写，而像鲁迅先生所说，“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铺张描写，几乎改观”，是天才作家的全新再创造。
鲁迅先生的三段话说明了《西游记》写作上的三个特点：
一是“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西游记》把历史人物玄奘的案翻过来，采用唐传奇等前人作品的描写。比如，唐僧取经离开长安和回到长安时的“摩顶松”，不知名的传授《心经》的疥癞老僧变成风神飘逸的乌巢法师，而且小说里还反复渲染《心经》对唐僧和孙悟空起到的作用。
二是“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西游记》虽然是写唐代的故事，但又具有鲜明的明代特点，晚明思想解放的浓厚色彩在小说里有所体现。《西游记》中的一些官职名称，有着明显的明代特点，比如，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兵马司、司礼监都不是唐代官职，也不是宋代和元代的官职。皇帝想长生不老，信用道士，道士从而做大官，都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情，到明武宗、明思宗时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三是“铺张描写，几乎改观”。《西游记》中的唐僧和历史人物迥然不同，孙悟空也有了更完美、更积极、更多样的性格，诸天神佛都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庄严的威仪。吴承恩在古老的宗教故事中，注入了反宗教精神，增加了对禁欲主义、佛教教义的调侃，而且带有对封建社会政治批判的因素。
吴承恩“复善谐剧”，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且含有玩世不恭之意，使《西游记》成为一部特别有趣、特别好玩的奇书。
鲁迅先生所说的“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铺张描写，几乎改观”，基本上把从唐三藏取经的素材演变为《西游记》的过程说清楚了。
鲁迅先生提到《西游记》将唐传奇翻案，其实吴承恩翻的案不只唐传奇，他是把所有取经故事包括杂剧全部打碎，然后按照自己的构思需要重新书写。经典小说跟原来的诗话、平话、杂剧完全不同，构思严密，人物丰满，艺术描写细致独特，成为中国古代神魔小说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
但吴承恩作为《西游记》的作者，却经过两个朝代、几百年争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胡适与鲁迅书信往来，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然后鲁迅写成《中国小说史略》，才确定下来。
纪昀戳穿丘处机“作者”漏洞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相当长时间内，《西游记》的作者都被认为是元代初年的道士丘处机。
明代最早印刷出版的三种《西游记》，最有代表性的是世德堂本，全称《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题有“华阳洞天主人校”，有校者，没作者。“华阳洞天主人”是谁？具体人名考证出好几个，渐渐占据上风的，是元代全真教“北七真”之一、创立全真教龙门学派的丘处机，并且认定他就是一百回《西游记》的作者。
据历史记载，丘处机曾受到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请，率领十几个门徒，历时两载，行万里路，到达雪山。他给成吉思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成吉思汗尊他为“仙翁”。丘处机写过《大丹直指》之类弘扬道教的书，他的门人李志常则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因为明刊本《西游记》没有作者名字，《长春真人西游记》就与一百回《西游记》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元代初年的丘处机，绝对不会写出许多明代才有的官职、明代中后期才有的社会现象。
丘处机绝对不会是一百回《西游记》的作者，这一点，在清代就被大学者纪昀用志怪小说给戳破了。《聊斋志异》虽然是中国古代最好的短篇小说集，但纪昀并没有把这本书收进《四库全书》，因为他不赞同蒲松龄的一些写法。不过，如果看看纪昀自视甚高的《阅微草堂笔记》就会发现，纪大学士的写法实际上和蒲秀才是基本相同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个故事写道：吴云岩在家里扶乩，扶乩时会有人互相问答，装神仙的人自称《西游记》作者丘处机，有客人问他：“如果《西游记》真是你写的，你是用来证明金丹之妙的吗？”“丘处机”回答：“然。”客人又问：“先生，您的书写在元代初年，可是书里有几件事都是明代才有的，那是怎么回事？”客人一一列举哪几件事是明代才有的，而元代初年的丘处机绝对不可能知道：唐僧经过祭赛国，这个国家有锦衣卫，而明代之前的中国从来没有“锦衣卫”这个官职；唐僧到朱紫国，这个国家有司礼监，而明代之前的中国也从来没有“司礼监”这个官职；唐僧到了灭法国，这个国家有东城兵马司，也是明代才有的官职；还有，唐太宗手下有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这都是明代才设立的机构和官职。“你自称写了《西游记》，可在你的书里明代机构和官职怎么都有了呢？”客人问了这几个问题后，乩忽然不动了，自称《西游记》作者的“丘处机”逃走了。
纪昀记录的这个故事非常有趣、非常好玩，他写完后，感慨道：“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纪昀认为，《西游记》是明代人写的，只不过假托元代初年丘处机的名义而已。
纪昀的这篇小说等于是一篇对《西游记》作者充满谐趣的考证文章，写得真是漂亮！而且他确确实实地抓住了《西游记》作者不可能是丘处机的要害。不过遗憾的是，纪昀没有考证出写作《西游记》的明代人到底是谁。
鲁迅先生一锤定音
就在乾隆年间（1736—1796），吴玉搢、阮葵生根据《淮安府志》记载，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嘉庆年间（1796—1820）著名学者焦循在《剧说》里也肯定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
1921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西游记》，胡适在写作《〈西游记〉序》时，说《西游记》是一位明代无名小说家作的。
1922年鲁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指出：《西游记》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说，我前年作《〈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必作于明中叶之后，是“明朝中叶之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周豫才即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
对于胡适转录的材料，鲁迅先生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做了进一步的精炼整理，得出最终结论：根据天启年间（1621—1627）的《淮安府志》及吴玉搢、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的论见，吴承恩是《西游记》的最后加工与写定者。
《西游记》的作者终于尘埃落定。后来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与论战，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那么，《西游记》的内容是不是都为吴承恩所写？唐僧父亲陈光蕊的故事又是不是出自吴承恩之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