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7世纪80年代起的200余年间，“宁波帮”为中国服装业的发展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也为自身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创业、创新、拓展、弘扬的各个历史阶段，始终与时代运行脉络同呼吸、共命运，以自己的作为赢得了地位，以诚信守诺获得了社会的认同，以独特的技艺形成了一个新的服装流派——“红帮”。 国人第一套西服是在20世纪初年，由“红帮”早期的创业者奉化人王睿谟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之一徐锡麟（浙江绍兴人)缝制的。这套由宁波红帮裁缝缝制、采用的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面料，可以说是中国服装史上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西服。这既是革命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呐喊，也是对传统服饰变革的呼吁与支持。 宁波红帮裁缝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引进西服的裁剪技术和缝制工艺，做出了国人第一套西服。对看惯了长袍马褂服饰的保守派来说是奇装异服，而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来说，西装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催化着腐朽没落清皇朝的崩溃，昭示着一个新生代的降临，辛亥革命的炮声在人民的期盼中打响。 推翻清皇朝的统治，建立民主国家之后的服装应该是什么样式，继续穿长袍马褂显然有违潮流，倡导穿西装还缺乏社会基础。革命的领导者认为，旧制度的灭亡意味着新时代的到来，而新的服饰往往是时代更替的象征，代表着新生与形象，因此在部署革命总体方略时，将创制新式服装也列入视野之中。
从1897年8月至1905年间，孙中山不断往返于日本横滨与上海之间，谋划成立同盟会，进一步落实革命的组织工作。他第一次到横滨，就有当地服装行业的华侨参加接待工作，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和支持者。在横滨期间，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经常去鄞县姜山人张方诚经营的“同义昌”呢绒洋服店，并将创制新服装的想法告诉张方诚等服装界的华侨。张方诚等人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意见采用西装裁剪和缝制技术，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的改革思路，融入中国服饰文化内涵，根据国人的体形、气质和社会生活特点，试制了初期的中山装：直翻领、胸襟缀有7颗纽扣、前胸设计4个贴袋、袖口配着4颗纽扣，经孙中山亲自试穿，各方人士基本予以肯定。这就是最早问世的第一款中山装。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又让上海的红帮名店“荣昌祥”经理王运才（王睿谟之子）对中山装做了部分修改：维持原领子直翻领样式：将4个贴袋的上两个袋盖做成倒笔架式，称为“笔架盖”，象征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把原门襟上的7颗纽扣改为5颗，象征五权宪法；袖口的4颗纽扣改为3颗，象征三民主义。服装制成后，孙中山再次试穿孙先生十分满意。此后各地裁缝以这套服装样式为“母本”，开始缝制中山装并逐渐普及。 这一服饰的推广，彻底冲破了几千年封建制度下形成的着装等级差异，从大总统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着装，其革命的彻底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辛亥革命中，穿着中山装成了革命者的特有标志，象征着拥护革命和反对封建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中山装被视作“国服”，风靡全国，经久不衰。周恩来总理曾穿着红帮裁缝精心制作的中山装，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毛泽东主席也常年穿着红帮裁缝根据其身材、脸型而设计的中山装，在正式场合更是如此。陈毅曾对此服装发表过感叹，说“中山装是中国人的骄傲”。 1933年10月，红帮裁缝顾天云在上海编写、印行了我国第一部西服专著《西服裁剪指南》，这在中国服装史上，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西服裁剪指南》共11章。该书从不同角度介绍西服成衣的裁剪方法，介绍欧美服装的特点，还阐述分析了我国服装业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并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后人学艺提出忠告。可见，《西服裁剪指南》不是一本单纯的服装科普读物，而是一本融合西服裁剪知识和服装理论的专著。后来，顾天云被聘为上海私立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校长，以这本“指南”为教材，使不少有志青年成为“红帮”传人，走上成功之路。 该书所阐述的改革之路、创新之路和成功之路，被业内人士普遍誉为“革新之准”。《西服裁剪指南》的出版发行表明，中国服装界已改变了只知道埋头做衣服而不知道天下大势变化的小手工业者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法，抬头放眼世界、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开始重视服装样式设计，面料选择、微工技巧，同时也吹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军号角唯有改革才有出路，唯有创新才能生存，唯有学习才会跟上世界服装发展潮流。 没有科学技术知识作支撑，就没有中国现代服装业。基于这一理念，“红帮”职业群体形成之后，就十分重视服装科技的研究和科学文化传播，历经数十年而不辍。作为红帮裁缝的中坚——“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在抗日战争前，已陆续举办过裁剪工艺训练班和职工夜校，对从业者进行技能培训。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寇侵占上海，迫于时局曾一度停办。战争结束，又相继恢复。1946年5月由“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王宏卿、“汇丰”号王继陶、“宏泰”号顾天云、“星星”号王星仲等34位名店经理发起，正式筹建“上海市私立西服工艺职业学校”。该校的办学宗旨十分明确：“以提倡职业教育、培养西服工艺为主旨”，学校学制3年，其中一半时间在校学习理论，一半时间到会员店实习，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实用型人才。
这是我国民间创办的第一所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是“红帮”群体不满足现状、继续创业、勇于探索、发展西服业的又一重大举措。他们在注重中国现代服装的科学与研究同时，更关注对第二、三代服装从业者的教育与培养，这对“红帮”技术的掌握与延续，对服装产业链的形成与拓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宁波人的经营之道，从不拘泥于某一固定模式。长期形成的商品经济意识，使他们的视野更开阔，触角更灵敏，舞台更宽广。围绕裁缝这一职业，宁波商人顺应时势，又涉足与服装相关而派生出来的其他产业，在其中游刃有余、驾驭自如，不仅赚到了钱，也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包括：衬衫业与雨衣业、内衣业、呢绒业、黑炭衫和木纱团业、缝纫机业等。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群体，在西方列强入侵洋货充斥中国市场，民族工业频临倒闭和消亡的危难时刻，不是一味的拒绝和抵制，而是以不同凡响的思维、敢于迎接挑战的勇气，选择面对现实谋划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制造业，由此开创了与服装业相关的其他产业。衬衫、内衣、呢绒、缝纫机等等产品的相继问世，填补了我国民族工业产业结构的空白，推进了服装业自我完善的进程，满足了民众对生活质量与美的追求，也抵御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种种史实证明，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红帮”群体在中国服装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它开创了中国服装史上诸多第一，它是中国近代服装的开拓者，它凝聚了“宁波帮”的创业精髓，为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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