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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八佾舞于庭，在孔子看来，这是一种严重僭越春秋礼制的行为，因此他非常愤慨，提出严厉批评。“佾”，从人从八，义为由八人组成的舞列，因为舞者舞时手执鲜艳的羽毛，因此也称“羽”。《左传·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万”是舞名，当时举办各类重大活动时都要组织舞者舞《万》。鲁国为鲁惠公夫人仲子（太子允生母）建成陵寝，鲁隐公主持落成典礼，在典礼上要组织舞《万》，但是他当时只是摄政国君（因太子允年幼），而且仲子的君夫人身份也存争议，因此他无法确定舞《万》的“羽”（“佾”）数，只好向鲁大夫众仲请教。众仲也拿不准，不好明确表态，他只能把舞《万》的礼制规定重复一遍，让鲁隐公自己看着办。鲁隐公后来自作主张，提高规制，“初献六羽，始用六佾”。这里的“初”和“始”字都含有贬义，因为按照春秋礼制规定，在各类祭祀典礼上舞《万》，周天子可以享用八佾之礼，即舞者六十四人；分封诸侯可以享用六佾之礼，即舞者四十八人；封内大夫可以享用四佾之礼，即舞者三十二人；普通士人只能享用二佾之礼，即舞者一十六人[1]。也就是说，舞《万》者必须为八人或八人的倍数，这样才能与“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风”（炎滔薰巨凄飂厉寒）相配。鲁隐公并非分封诸侯，他只是以鲁惠公庶长子的身份代摄鲁政，因此在仲子之宫落成典礼上享用六佾之礼，显然是僭越礼制的。 鲁隐公“初献六羽，始用六佾”，破坏了舞《万》规制， 给后人带了一个坏头。到了鲁昭公时期，卿大夫之家更是肆无忌惮，恣意妄为，任意破坏礼制规定，竟然出现“八佾舞于庭”的僭礼行为。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这里的“季氏”应该是鲁国季氏宗主季平子，鲁昭公在位期间，他为执政国卿，擅权专政，强悍霸道，根本不把鲁昭公放在眼里。“八佾舞于庭”大约发生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前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将褅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褅”是秋祭，“二人”应为“二八”（二佾）之误。这一年鲁国举行秋祭大典，鲁昭公在襄公之庙隆重举行祭祀仪式，可是舞《万》者勉强凑够二佾十六人，其他舞者（“众”）都跑到季氏家庙去了。季平子的身份是卿大夫，按照周朝礼制规定，卿大夫家祭只能享用四佾之礼，但是他为人向来张狂任性，傲慢无礼，居然僭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 “八佾舞于庭”，看起来只是舞《万》的礼数问题，实质上反映的却是鲁国“公室”与“三桓”之间尖锐深刻的矛盾冲突。当时鲁国“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2]”，鲁君大权旁落，无以“镇抚其民”，季氏则独揽朝政，为所欲为。面对这样的政治乱局，孔子深感忧虑，当时他三十五岁，虽然尚未出仕，但是修礼明道、拯救颓世的志向已经确立（“三十而立”），因此他对于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礼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预言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现在对季氏的种种僭礼行为一再纵容忍让，不及时制止，日后必将酿成大祸，危害到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孔子的预言不久就应验了，当年鲁国发生“季、郈之鸡斗[3]”事件，“三桓”联手发动政变，鲁昭公被迫流亡齐国。 [1] 杜预：《春秋左传集注》注曰：“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六六十六人”、“二二四人”，显然有误，此不赘述。 [2]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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