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单案例研究辩护：对唐世平教授方法论批判的回应  编者按 国政学人日前受权发布了唐世平教授《新古典现实主义：方法论批判与补救》（CJIP，2023）（点击链接即可跳转）一文，引发了共同体青年的积极探讨。学术圈本应该是包容开放的学术环境，然而近年来出于种种原因，当代青年学人似乎对参与学术辩论的热情有所降低。在此，国政学人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发表一篇青年学人的读后感，希望以此打破沉闷的学术氛围，激发90后和00后学子对理论与方法的讨论热情。需要声明的是，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政学人立场。 时空一致性问题：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本质差异 近日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发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方法论批判与补救》一文，从定量学者的视角审视了新古典现实主义（NCR）研究的缺陷，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使用比较案例研究（CCSs）时，经常会遗漏各类干扰变量，而且缺乏排除替代性解释的严谨方法。 唐世平教授指出的NCR理论的种种缺陷，涉及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体论上的一个本质差异，即时空一致性的问题。 自然科学能用各种定量方法，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稳健性进行检验的前提，是自然科学具有时空一致性。这种时空一致性的具体内涵，即自然科学中的某一因果规律，即便改变了时间、地点，仍然可以成立。所以如果改变时空，不能再现一个自然科学的实验结果，不能让某个实验所发现的因果关系重现，这就表明相关研究所得到的因果关系不存在或至少不稳健。 然而，人类社会没有这种时空一致性。在某个年代、某个地域所适用的因果机制，换个年代换个地方，往往由于各种原因“水土不服”。强行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社会科学某个单案例研究的因果机制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其他案例，乃至使之形成牛顿力学式的普适理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例如，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在《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一文中指出，在进行比较案例研究时，研究者必须要考虑无数由于不同案例时空环境不一致而带来的干扰变量，及其对研究因变量的影响。具体来说，赵鼎新指出，“（比较案例研究）有着以下致命弱点：第一，为了使比较有意义，这些案例就需要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案例之间有许多不同点的话，就很难确证到底是哪一个不同点导致了我们所想解释的历史发展轨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处在不同时空及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差异多如牛毛，我们因此很难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对称性比较。” 这一点也正是唐世平教授所指出的NCR理论在使用比较案例研究中所面临的主要瑕疵。NCR作为对结构现实主义的修正，在方法论意义上，是国际关系学者重回古典现实主义对历史文本的关注，从各类定性的历史材料中挖掘肯尼思·华尔兹没能注意到的各种变量。然而，受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普适性的学术追求的影响，NCR学者往往倾向于扩大自己研究的适用范围，声称自己所提出的新变量，在其他案例的时空环境下仍能对同样的因变量产生有效影响，并且孜孜不倦地采用各种比较案例研究来论证自己结论的普适性。而他们的研究难以通过严谨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检验，本质上就是由于研究者往往忽视由于不同案例时空不一致而产生的各种干扰变量，从而使得其研究结论难以从单案例拓展到其他案例。 QCA和多案例研究难以处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时空一致性问题 关于如何处理比较案例研究与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唐世平教授给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是NCR学者要善于采用QCA等方法检验各种变量，另一个是NCR学者要“拒绝单案例研究”，“将样本扩大到美国和传统欧洲大国以外的国家”。 然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受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的影响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必然涉及多个不同民族国家，而且由于案例太少，学者往往不得不考虑各种历史案例。由于人类社会时空一致性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障碍，唐世平教授为NCR给出以上两个方案，可能无法实现其补救NCR的理论目标，具体原因如下： 由于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适因果机制根本不存在。这就使得使用QCA对NCR的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的目标变得毫无意义：既然由于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没有普适的因果机制，那么任何案例研究的因果机制都不可能通过基于广泛样本的QCA检验。只要改变了时间地点，任何因果机制的充分性和必要性都可能在其他干扰变量的作用下变得没有影响力。 例如，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在时间维度上的表现之一是干扰变量的不可预知性。近年来，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与国际关系学者构建普适国际关系理论学术野心的最有名的一次冲突，就是苏联解体给当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造成的危机。由于人类社会在时间上不具备一致性，国际关系学术史上，永远有意想不到的变量，可以在某个关键时刻粉墨登场，给当时主流的宏观理论致命一击，同时让一些非主流的理论登上大雅之堂。苏联解体如此，“911”事件也是如此。这就使得即便是基于历史和现实全部案例数据的QCA检验也不一定管用，因为QCA没办法把还没发生的案例算进来。例如，QCA没有办法在苏联解体以前，用苏联解体这个案例来检验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 此外，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在空间维度上的表现之一是研究对象的情况多样性。例如，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哪怕只是把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纳入进QCA的检验中来，也会导致几乎全部已有的国际关系因果机制的充分性和必要性被证伪。比如唐世平教授所列出的“战略行为不同阶段的国内因素”，如果将对帝国主义国家有较强依赖、战略决策深受国外势力控制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纳入QCA检验，就会发现唐教授所列的影响战略行为的几个国内因素对国家战略行为各阶段的影响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国家战略行为的每个阶段或明或暗都要唯国外势力马首是瞻。此外，哪怕是在超级大国没什么兴趣的某些非洲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畸形怪诞的政治现象，比如赤道几内亚的马西埃和中非皇帝博萨卡的种种政治闹剧。这些荒诞离奇的政治现象完全超出结构现实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主流政治学理论的意料之外。 单案例研究和中层理论：NCR学者处理时空一致性问题的理论尝试与研究缺陷 由于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所有理论都永远有解释不了的异常案例，只要有这种异常案例存在，就会导致研究结论在更大适用范围不能通过QCA检验。所以其他学科的很多学者退而求其次，选择基于有限的经验资料，研究结论成立条件有一定时空限制的中层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华人学者之一，即前文提到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 由此来看，NCR学者对单案例研究的偏好，以及NCR学者没有确立理论内核的做法，也不见得是一种理论缺陷。这更可能是国际关系学者经历了多次现实打击后，对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客观现实的妥协。毕竟，单案例研究所面临的时空一致性问题一般是可控的，因而在单案例研究中，研究者有可能发现在一定条件下确实成立的因果机制。 而NCR理论的种种瑕疵之所以出现，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到现实主义学派学术史上的路径依赖。 结构现实主义鼻祖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有普适性。NCR对华尔兹的修正，实质上是让中层理论进入国际关系研究，以缓解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对结构现实主义造成的理论危机。他们缺乏理论核心的实质和其他学科中层理论的研究者一样，都是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类社会没有时空一致性，认为不存在一套能够超越一切时空限制的万能机制。 但是，和其他学科的中层理论学者不同，NCR学者对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的承认并不彻底，具体表现就是NCR学者仍然将华尔兹的体系结构视作普适的自变量，仍没有放弃华尔兹构建普适理论的学术野心。这种学术野心与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客观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NCR理论诸多缺陷的核心问题，而QCA并不能解决这一矛盾。由于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想要依靠QCA等多变量分析工具，对NCR理论进行修正，从而搞出一个把所有变量都涵盖进来的瑞士军刀式理论，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列一个牛顿式的普适性的力学解析式，以此来一劳永逸的指导对外政策，和《三体》里面那些拯救派的尝试一样，从理论上就不可能实现。 NCR单案例研究和中层理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那么，面对NCR学者构建普适理论的学术野心和人类社会缺乏时空一致性的矛盾，我们应该怎么办？笔者认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单案例研究所得出的中层理论因果机制的时空局限性，另一方面要正视这类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Lijphart在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比较政治研究从个案研究得到理论贡献的几种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个案研究可以解释理论的具体应用、提出新的理论假设、检验由其他案例所得到的理论、通过对异常案例的研究发现新知识，等等。而这些正是NCR学者各种单案例研究的理论意义所在。由于单案例研究中，时空一致性问题可控，所以即便人类社会不具备时空一致性，单案例研究的上述理论意义仍然可以实现。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NCR学者即便缩窄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承认机制成立的条件限制，其研究成果也依然可以指导外交政策实践。这是因为，外交政策制定者在借鉴NCR学者的研究时，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外交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所面临的问题，使用与该问题限制条件最为相似的中层理论来辅助决策，而并不必须从某个普适的宏观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演绎推理，用基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推导出问题解决方案。例如，和美国打交道时，决策者可以借助在美国时空条件限制下的中层理论制定外交政策；处理非洲国家问题时，决策者可以采用基于非洲国家时空限制下的中层理论的解决方案。这就好像，虽然在混沌的大气系统下，想要一劳永逸预测未来一百年每天的气象变化，从理论上绝无可能，但气象台站可以根据近期温湿度指标来预测未来几天会不会下雨。能做到这种程度，对绝大多数受气象条件影响的从业人员来说就够用了。 考虑到时空一致性问题给基于QCA、多案例方法论的NCR研究带来的理论困境，以及面对时空一致性问题，单案例研究仍然具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NCR领域中的单案例研究仍有必要进行。只不过，单案例研究者需要认识并承认其研究结论的适用条件，以规避与人类社会时空一致性问题的矛盾，同时便于外交政策制定者参考决策。 此外，对单案例内部关键机制的正确识别，是让单案例研究发挥上述理论和现实价值的基础。这种对关键机制的辨伪去妄，诚如唐世平教授所言，需要研究者善于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另外，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工具包里，也有着一些能够基于单案例内部资料，对单案例因果机制进行检验的方法论，如自然实验、案例内比较，以及唐世平教授曾经提出的“半负面案例”。这些方法，虽然不能做到仅靠一个案例来检验华尔兹式的普适理论，却完全可以检验单案例研究中受一定时空条件限制的因果机制。因而，笔者认为，相比于QCA和多案例研究来说，过程追踪、自然实验、案例内比较、半负面案例等适用于单案例研究的方法论，将会在未来的NCR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作者：邵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硕士。 欢迎读者在留言区参与讨论 留言将尽数显示 排版 | 张心妍 本文内容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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