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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灭商是联合了众多部族参加，其中就有楚部族，由此，楚进入了有据可考的信史时期。楚的发展历程与西周王朝有着诸多直接的关系，传世文献对此多有记载，我们还可利用出土的文字资料加以印证，并探讨一些有关周楚关系的具体史事，填补传世文献所缺载的新内容。 一 商末至西周早期的周楚关系 以往学者多以《史记·楚世家》所记，将楚的先祖追溯到传说时代的颛顼，颛顼之后为称、老童、祝融、陆终、季连、附沮、穴熊，世系比较清楚。但穴熊之后，《楚世家》记载：“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远古的传说时代楚世系非常明确，为什么更近的夏商时期反而不清楚了呢？实际上，远古传说时代的世系是在东周时期“祖出一元”的观念下排列出来的，很难作为真实的凭据。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先秦部分主要是引用《世本》、《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古籍。司马迁正是受先秦古籍“祖出一元”观念的影响，将夏、商、周以及秦人、楚人等众多邦国或部族的先祖均追溯到黄帝、颛顼。研究者或以战国楚墓所出文字资料也记载楚先祖有伏羲、女娲、炎帝、老童、祝融、共工等①，来证实司马迁所列楚的先祖世系的可靠性。这些虽是战国楚墓所出的楚人记录，但也不能证明传说时期的楚人先祖就是真实的，因为战国时期的楚人同样受“祖出一元”观念的影响。实际上，顾颉刚早就对先秦文献记载的许多邦国和部族的先祖均追溯到颛顼提出质疑：“然则颛顼者，其殆创造人类之上帝呼？”“颛顼之名乃自星宿来也。”②许多学者也早就指出，颛顼为人格化的太阳之神③。其他的伏羲、女娲、炎帝、老童、祝融、共工等，也同样是东周时期所塑造的神话传说人物。司马迁虽以战国时期文献所记的神话传说史梳理出传说时代的楚世系，但其毕竟是“祖出一元”观念下的传说而已，很难与有据可考的信史时期相衔接，这千年之久的缺环，司马迁也只好实事求是地说“弗能纪其世”。 有据可考的楚国信史是从商末周初开始的，从周文王时期的鬻熊开始楚王世系就比较连贯了(据出土战国楚简资料证实，《楚世家》所记穴熊、鬻熊，其实是同一人，是商末周初楚之先祖)④。文献比较多地记载了楚与周的关系，周文王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⑤；“鬻熊子事文王”，“鬻熊，文王之师也”⑥。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⑦；“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  ，设望表，与鲜卑守燎”⑧。另外，周公居朝扶政，曾有人向周成王诽谤周公，逼得“周公奔楚”避难⑨。这些记载表明，商末周初，楚与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周楚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出土的西周文字资料来印证。周原所出甲骨文中有三片记载楚与周的关系：“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楚伯乞今秋来即王其则”；“其微、楚厥燎，师氏受燎”⑩。这些周代的甲骨文表明，西周初期，楚子经常拜会周王，还参加周人的燎祭，与传世文献记载完全一致。 新近出版的战国简《楚居》为我们研究周楚关系史提供了更为重要的信息(11)。《楚居》记载，从季连之后的  伯、远仲、穴酓(熊)、侸叔、丽季、酓狂均居于“京宗”。目前学术界多认为“京宗”即“荆山”，或指荆山之首“景山”，这似乎已成为一致性的意见。但若仔细分析，仍有些不易理解的问题。《楚居》中“山”字屡见，如记载季连所居之处有  山、乔山、方山等，紧接其后的  伯、远仲、穴酓等假如又迁居于“荆山”或“景山”，何必不直书之反而用“京宗”来假借；荆山之“荆”字在西周时已是常用之字(12)，战国楚简中也多见(13)，又何必用“京”字来代替。据研究，《山海经》也是出自战国楚人之手笔(14)，其《中山经》多处明确地记述了荆山及相关河流，然同是战国楚人写的《楚居》为什么不直接写“荆山”而写“京宗”？所有这些不好理解的问题，总使人感到用声韵通假之法来解释“京宗”即“荆山”或“景山”，似乎有些牵强，难以信从。我认为，楚人所居“京宗”是指周人的都城镐京宗周地域。最初的“京”字为高、大之义。《尔雅·释丘》：“绝高为之京。”《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杜预注：“京，大也。”孔颖达疏：“莫之与京，谓无与之比大。”在周代，“京”又被赋予了专门的特殊含义。《诗·大雅·公刘》：“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笃公刘，于京斯依。”郑笺云：“逝，往；瞻，视；溥，广也。山脊曰冈，绝高为之京。厚乎公刘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间，视其广原可居之处，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见其可居者。于京，谓可营立都邑之处。”此是说周先祖公刘选择了一处广原高亢之地营筑宫室，族人在此安居乐业，遂成为周人的早期都邑，乃谓之京。《诗·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毛传曰：“武王作邑于镐京。”周武王选择了“镐”这一地方作都邑，称之为镐京。在西周之时，镐京又可单称“京”。《诗·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郑笺云：“天为将命文王，君天下于周京之地。”《诗·大雅·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毛传曰：“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郑笺云：“此三后既没，登假精气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谓镐京也。”孔颖达疏云：“武王居镐，故知配行其道于京，谓镐京也。”自此以后，“某京”一般便表示为某处都邑。另外，镐京亦称“宗周”。《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毛传曰：“宗周，镐京也。”《尚书·多方》：“唯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这说明，在西周时期镐京除简称“京”外还称“宗周”。宗周之“宗”，原意为宗庙，《说文》云：“宗，尊祖庙也。”“宀”为屋宇之形；“示”，表示神主。“宗”作为宗庙，早在殷商时就已常用(15)。镐京之所以亦称宗周，就是因为镐京有周王室的宗庙，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多有“王在宗周，格于太庙”之语(16)。《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镐京称为宗周，表示此为周人祖神与王权所在之地，是周王朝的都城。厘清了“京”、“宗”在周代的含义，便可知《楚居》中的“京宗”似不可能指“荆山”或“景山”，而可能是指镐京宗周之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均记载鬻熊事文王、熊绎事成王、楚伯即王侧及参与周王之燎祭等，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鬻熊、熊绎等楚先祖只有经常居于宗周地区才能事周王，才能参与周王的礼仪活动。由此判断，《楚居》所记楚先祖所居之“京宗”是指镐京宗周之地域，《楚居》作者正是以此来炫示楚先祖曾与周王的密切关系。 楚是从另外的地方迁居“京宗”的。《楚居》记载，楚之先祖季连初降于  山，抵于穴穷，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处于方山。《楚居》中所记的这几处地名，在《山海经》中多有记载，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考究，有认为是指中原新密、荥阳一带之山名(17)，有认为是指大西北甘青一带之山名(18)，近又提出楚先祖老童所居之  山在四川西部的岷山(19)，还有认为是指关中地区之诸山(20)，意见分歧颇大。究其原因，是因为《楚居》所记的季连事迹属于神话传说，而《山海经》也掺杂了许多神话传说之内容。且古代重名的山名、地名众多，如果再加上声韵通假相同的名称，全国各地同名之山可谓不计其数了。如果以此来复原本属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时代楚之居处，只能是各取所需，莫衷一是了。因此，我们今天再分析这些材料，就不能还像古人那样将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而应尽可能根据当时(即《楚居》、《山海经》作者所处的战国时代)实际的地理情况及历史背景，分清哪些只是神话传说，哪些是有据可考的信史，这样才能梳理出可信的线索。《中山经》所记地名多在丹水和汉水流域，战国时期的楚人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应是比较熟悉的，比大西北、川西高原以及中原的一些地名更具实际性，应当是战国楚人的实录(21)。学术界对于《楚居》中“汌水”的释读意见相对比较一致，即均水，这正与《中山经》所记这一地域的山水属一个系统。另外，河南新蔡出土楚简也记载有楚先祖活动地域的内容：“昔我先出自   ，宅兹  (沮)、章(漳)，台(以)选  (迁)凥(处)。”(22)何琳仪将“  ”读作“均”，“ ”释作“追”，读作“归”，“迁处”读作“迁居”，其下可补“于郢”，认为此句大意是：楚“先辈出自均陵，往居此沮、漳流域，又选择迁居在郢”。何琳仪指出，“均陵”以均水得名，“均水”就是后代的“淅川”，属丹江水系(23)。《楚居》中的“逆上汌水”印证了何琳仪对“ ”的释读是正确的。从上述分析可以判断，楚先祖早期的活动地域应在汉水中游至丹江流域。 《楚居》还记载：“ 伯、远仲……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此反映的是， 伯、远仲首先处于京宗，穴熊后来才晚迁到京宗，到了酓狂还居于京宗。李守奎提出：“至于穴熊的先祖缘何离开了京宗，穴熊又缘何迁回京宗，《楚居》没有说，我们也无从得知。”(24)现在将楚人的原居地及京宗的地望考证清楚，这个问题也就好理解了。那就是，楚先祖所处的“京宗”，实际上是楚人设在宗周的办事机构，楚先祖经常居于京宗助周王办事，以加强周楚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时而居京宗，时而又返回原居地。 传世文献也多记载各地部族首领归附周之事。《史记·周本纪》载：西伯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诗·大雅·文王有声》载：“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诗颂扬文王行礼乐、兴教化，四方之人没有不归服的。《吕氏春秋·慎大览》载：“武王胜殷……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高诱注：“大夫与谋为国，以书社赏之。二十五家为社。”此是讲，周武王胜殷之后，凡助其灭殷有功者，都进行封赏，封赏大夫级别的以书社之地。西周前期的铜器铭文也多有周王赏功臣以采地的记载。遣卣、遣尊铭：“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 ，赐遣采曰 ，赐贝五朋。遣对王休，用作姞宝彝。”(25)中方鼎铭：“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 ，王令大史贶 土。王曰：'中，兹 人入事，赐于武王作臣。今贶畀汝 土，作乃采。’中对王休命， 父乙尊，唯臣尚中臣。”(26)这是西周成王时期，因“中”曾入事武王作臣，所以成王赐其 土作采邑。居于周原的微史家族就是由外地受赐采邑于周的。史墙盘铭文在歌颂了周王的功绩盛德之后说，史墙的高祖原本居住在微地(据考微地在今山西潞城东北)，当周武王克殷之后，微史家族的烈祖前来投奔武王，武王命周公赐采邑给他，让他住在岐周故地(27)。此铭文内容与上述历史文献记载的周王积善累德、四方人皆来归服、周王赐之采邑的史事完全一致。吕文郁专门研究了周代的采邑制度，认为一些外封的诸侯，“入为王朝公卿者，在畿内另有采地”(28)。周王对外封的诸侯在宗周王畿赐以采地，供他们在此生活居住，其目的还是让他们便于继续助周办事，从这个角度来看，畿外诸侯或部族首领在王畿内的采地实际上是设在宗周的办事机构。据以上分析可以判断，商末周初的楚先祖经常居住在宗周地区以事周王是完全可能的，正因为这些楚先祖常在宗周事周王有功，至周成王时，封熊绎以子男之田，居丹阳。 《史记·楚世家》记熊绎受封居丹阳，但《楚居》中没有记载丹阳，而是说熊绎徙于夷屯。我认为，《楚世家》所说的丹阳应是泛指，即指丹水之阳的广泛区域，夷屯则是具体地点，其方位也属丹水之阳。《楚居》记载：“至酓 (绎)与屈 ( )，思(使)若(鄀) (嗌)卜 (徙)于 (夷) (屯)，为 (楩—便)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 (窃) (鄀)人之 (犝)以祭。”熊绎使鄀嗌占卜选择夷屯居住，并在夷屯先构筑便室即宗庙进行祭祀(29)，这说明夷屯对楚来讲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地点。《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礼记·曲礼下》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墨子·明鬼下》载：“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因熊绎被正式封为诸侯，故所建之都首先要筑宗庙，这正说明夷屯是楚正式封国建都之地，是楚国的第一座都城。从熊绎使鄀嗌占卜都邑位置、宗庙建成后又窃鄀人之牛以祭来看，夷屯的具体位置应与鄀地邻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晋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又注：“商密，鄀别邑，今南乡丹水县。”孔颖达疏：“言本在商密者，据在后移都，称旧鄀以为本耳。”鄀旧都本在商密，即汉晋时期的南乡丹水县，亦即今河南淅川县境。熊绎所徙的夷屯近鄀，只能是邻近鄀之旧都商密，应在鄀国地域之西的丹江流域。如此可知，《楚世家》说熊绎居丹阳应是泛指，而《楚居》记熊绎徙夷屯则是实录，从大的范围来讲，都属于丹江流域。可以看出，周成王是因楚先祖佐周王有功，才封熊绎以子男之田，居丹阳，承认熊绎在丹江地域的统治地位，楚即正式建国，并立都于“夷屯”。 二 西周中晚期的周楚关系 周昭王时期，周楚关系开始恶化，周王朝便开始了对荆楚的征伐。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30)。“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31)。昭王伐楚均是在汉水流域，虽然均失败，但也迫使楚人向江汉地区退却。西周铜器铭文同样记载了周伐楚之事。鼒簋载：“鼒从王伐荆，俘，用作 簋。”过伯簋载：“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 御簋载：“ 御从王南征伐楚荆，又得，用作父戊宝尊彝。”令簋载：“唯王于伐楚伯在炎。”(32)鸿叔簋载：“唯九月，鸿叔从王员征楚荆，在成周，诲作宝簋。”(33)恭王时期的墙盘载：“宖鲁卲王，广能楚荆，唯寏南行。”(34) 盘对周王朝与周围鬼方、羌狄等各族、各方国的关系多有记载，同时记载了昭王、穆王“翦伐荆楚”之事(35)。传世文献及铜器铭文均记载了周楚关系从西周昭王时开始恶化。 商末周初周楚关系是那样的紧密，为何至昭王时期突然恶化，传世文献记载了周楚关系恶化的原因。《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伐楚之理由，管仲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楚使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当然，这只是齐伐楚的借口而已，但也反映了西周时期周王朝对各邦国、部族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制度。《国语·周语》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西周王朝将各邦国分为甸、侯、宾、要、荒等“五服”，按规定要向周王朝定时助祭享、纳贡物和绝对服从王命，如果哪一邦国不执行这些规定，周王朝则要对其采取刑、伐、征、让、告等措施进行制裁。这实际是周王朝控制各邦国的一套严格制度，西周铜器铭文多记有周王派员巡视各邦国、部族，就是为了检查这套制度执行的情况。看来，周昭王时期楚已不按规定向周王朝贡包茅、供王祭，因此，周王朝便开始对楚实行“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的制裁。这只是现象，实际上应是楚不服王命、不听从周王朝的指挥了。周昭王时期的中甗、周恭王时期的士山盘铭文反映了西周实行“五服”之制的具体个案，也透露出楚不服王命的信息。中甗铭：“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埶 在曾，史儿至，以王命曰：'余命汝使小大邦……’中省自方、邓，復厥邦，在鄂师次，伯买父乃以厥人戍汉中州，……厥贮粦言曰：'宾 贝，日传肆王 休……’”(36)这是说周昭王命“中”巡视南国，先后至曾抵鄂，巡视方、邓等大小邦国，并遣人戍守汉水中州之地，有的邦国向中“宾贝”，让其转告对周王的臣服与遵从之意。南国即今丹江至汉东随枣走廊区域，这里分布着曾、鄂、方、邓等大小邦国，周王朝定期派员到此地域进行巡视。又士山盘铭：“唯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宫。……王乎作册尹册命山曰：于入茽侯，出，徵鄀、刑(荆)、方服，暨大藉服，履服，六孳服。茽侯、鄀、方宾贝、金。山拜稽首……”(37)学术界对铭文中“徵”、“服”有不同的解释，有释“徵”为“惩罚”、“惩治”之意者，也有释为“征收”、“征取”之意者；对于“服”，有释“服从”之意者，也有释按规定向周王纳贡的“服”制者。不论周王命士山去“惩治”或“征取”诸方国，均涉及“ 侯”、“鄀”、“荆”、“方”等国，并且“茽侯”、“鄀”、“方”均向士山“宾贝、金”，只有“荆”没有向士山“宾贝、金”。“说明荆的势力非同一般，不会轻易服从周的摆布或惩治”，“荆楚可能抗贡，士山未能'服’之”(38)。或者“说明荆楚一方面接受周王朝的检查，愿意向周纳贡；另一方面又表示不大买账，不向周的使臣宾赠贝、金”(39)。由此看出，周楚关系恶化的真正原因，是楚已不服服帖帖地服从西周王朝的管制和约束了，于是，周王朝便开始了对楚的征伐。 士山盘铭文也证实楚原居地是在丹江流域，也就是《楚世家》所载周成王时封熊绎所居的丹阳。士山所“徵”之方国有“茽侯”、“鄀”、“荆”、“方”等，上述已证实，西周时的“鄀”在丹江支流淅川的商密一带。中甗所记曾、鄂、邓的地望明确，曾在今随州东部，鄂在随州西部(40)，邓在今襄樊北部一带，与邓邻近的方大致应在邓西部、鄀南部的丹江至汉水一带，这与士山盘所记的“ 侯”、“荆”、“方”等与“鄀”邻近相一致，如此，则茽侯和荆大致应位于邓、方、鄀之西的丹江流域。西周时期的这些方国、部族，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疆域，大概也不会有明确的疆域界限，只是一处处较小范围的居住活动区域而已。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地理背景，在周王朝伐楚时，楚在丹江至汉水地域与周军进行周旋，但最后被迫离开丹江流域而迁至襄宜平原。《楚居》所载的楚先祖迁徙路线，正反映了周伐楚并迫使楚迁徙的这一史事。传世文献记载，周昭王伐楚均在汉水流域，李学勤根据昭王时器京师畯尊铭文有“王涉汉伐楚”内容，认为“楚应当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须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因此，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在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41)。此是当时的铜器铭文所记，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楚居》所记熊绎至熊渠六代尽居的夷屯，地处近鄀的丹水流域也应是没有问题的。这段历史是否可这样理解，楚周关系友好时，楚人主要活动在丹水流域，至昭王伐楚，楚不会坐以待毙，为避其锋，便临时转移至丹江之南的汉水流域，在汉水流域的山区中与周军周旋，而楚都夷屯并没有来得及变迁，只是暂时离开而已。《楚居》记载，至熊渠开始转移而徙居发渐，熊挚时徙居旁屽，熊延时徙居乔多，至“若敖熊仪徙居鄀”。看来楚是受周的多次征伐而被迫向东部转移的，这正与《楚世家》记载的这段史事相吻合。《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周昭王至恭王时楚已开始不服从王命，周夷王时楚则彻底不朝周王，与周决裂，周厉王时对楚进行了更为猛烈的征伐，迫使熊渠转移。熊渠所伐的庸，其地望在汉水南部的湖北竹山境内。杨粤的地望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西周早期鄂国的地域范围应位于随州市以西至襄樊之间的区域内(42)。这些史料也说明楚由丹江流域向汉水南部发展的势头，继而又沿汉水向东到达汉水与丹江之汇处，即今丹江水库附近区域，也即原鄀国地域。 有研究者认为，丹阳、夷屯、郢都均在江汉平原西部的沮漳河流域。假如是这样，则会有一些问题不好解释。《楚居》载，熊绎徙居夷屯并建立宗庙(即“便室”)，无祭祀之物，便窃鄀人之牛以祭。鄀肯定是在丹淅流域，楚人何以由沮漳河流域长途跋山涉水到丹淅流域的鄀地只为窃牛来祭祀，这是难以理解的。前述传世文献及铜器铭文均记载周伐楚均是在丹江之南的汉水一带，并没有深入到沮漳河流域。况且，假如西周时期楚人居住在沮漳河流域，其北部有连绵的大山山脉作为屏障，周人也很难进攻至此，此地域还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至若敖熊仪又为何徙居鄀，以靠近周军便于征伐之地域？再者，假如楚武王、文王由丹阳迁至的郢都也在沮漳河流域或江陵纪南城，此与楚昭王时期的楚吴战争事件也不相符。《左传》定公四年载：“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必大败之。’”结果还是楚大败，吴五战而攻入郢都，“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后又逃到郧、随。此后楚国凭借秦国援助击退吴兵，昭王才返回郢都。后二年，吴再次攻楚，《左传》定公六年载：“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于是乎迁郢于鄀。”《左传》明确记载，吴军攻楚并不是由长江而上，而是由淮河西进，再由淮河上游往南攻楚之郢都。假如此时期的郢都在江陵纪南城，有些事件就不好理解。如吴军第一次攻入郢都，昭王向西逃至“雎”，即今当阳、枝江的沮漳河一带，这可以理解。后又“涉雎济江，入于云中”，“云中”即云梦泽，在纪南城之东，昭王何必由纪南城之西偷越吴占领区而逃到云梦泽，这是不好合理解释的。当然，如果将此时的郢都定在沮漳河流域，也还说得过去，但是，这与吴军再次攻楚，昭王“迁郢于鄀”不能相符。因吴军是由淮河上游向南进攻楚的，假如此时的都城在江陵纪南城或沮漳河流域，楚惧怕吴再次攻郢都，昭王怎么会迎吴进军之锋而逃至鄀，这不是自取灭亡之举吗？由《左传》所记述的这两次楚吴战争来看，春秋时期的郢都肯定不会在江陵纪南城或沮漳河流域。 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在何处？清华简《楚居》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楚居》记载，至西周末年熊仪徙居鄀，之后的蚡冒自鄀徙居焚，宵敖自焚徙居宵；武王自宵徙居免，并将其扩建，称为疆郢；文王自疆郢徙居 郢，又徙居 郢、为郢，又复徙居免郢，并改名曰福丘；至庄敖由免郢福丘迁居鄀郢。西周末春秋初“若敖熊仪徙居鄀”，说明此时鄀国已被驱赶出商密，商密之“鄀”成为熊仪所都之地。春秋早期的宵敖徙居“宵”，根据湖南里耶秦简所记(43)，宵地应在湖北荆门以北、宜城之南地域，说明春秋早期楚已进入今襄宜地区。文王之子庄敖由免郢迁居的“鄀郢”也应在这一地区，正是杜预所说的鄀由商密迁于南郡鄀县之地。那么，宵敖居“宵”和庄敖居“鄀郢”之间的武王、文王数迁之诸“郢”也应在襄宜平原区域内。将春秋时期的楚郢都确定在襄宜平原，则《左传》所记载的昭王时期楚吴两次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昭王十年，吴军由淮河上游第一次攻入郢都，昭王向南逃至沮漳河一带，季家湖古城正在此地，并且此城有可能是景之定之封邑(44)。景之定是楚平王之子，与楚昭王是兄弟，昭王正是奔其兄弟景之定而来。后又转经云梦泽至郧和随，郧、随都是楚之同盟国，郧、随果然救了昭王之性命。昭王十二年，吴再次攻楚，楚昭王去郢，北徙都鄀。此鄀应是商密之鄀。因上一次吴攻入郢都，是得到秦国援助才击败吴军，解救了楚国之困，商密之鄀近秦，大概昭王还是想借秦军之力以御吴军，所以才北迁商密之鄀以近秦。 通过以上对各类相关文献、铭文的梳理及相互印证，基本上搞清了西周时期周楚关系前后变化的史事及原因，同时也大体厘清了楚人迁徙的路径。楚人最初活动于丹江流域，商末周初，楚归附于周，并常在宗周之地佐事周王，鬻熊等所居“京宗”即指西周都邑镐京宗周之地，是楚设在宗周的办事机构。周成王时，因楚先祖佐周王有功，封熊绎居丹水之阳的“夷屯”，承认熊绎在丹江地域的统治地位，楚即正式建国立都。后因周楚交恶，为周所逼，熊渠之后沿汉水数次向东迁徙，至西周末熊仪徙居丹淅之汇的“鄀”地。春秋初，楚进入襄宜平原，开启了东周时期在江汉地区的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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