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分享会
杭州单向空间乐堤港店
7月3日下午
我们作为桐乡的木心迷，我是看着春锦这本书从起意到成书的。还请我写了一篇跋文，写好后放了五六年没发表，也就说这本书想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夏老师研究木心的精神的话，我觉得就是“虔诚”。“虔诚”在夏老师写这部书当中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虔诚地阅读，第二个就是虔诚地寻访。做这件事最难的是找到一些人，其次是寻访与木心相关的现场，如上海、杭州、绍兴。
上海是木心难以忘怀又觉得有点尴尬的地方，所以后来归国了，也不愿意在上海做太多的逗留，不敢去看当年的故居，偶有在上海居住的想法又终究打消了。
杭州则是木心度过青年时光的地方，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主要还是在杭州，留下的印迹颇多，在座的年轻朋友，可以写一部《木心的杭州往事》。
木心还曾一度回到绍兴，关于绍兴的记忆我个人认为写一部五六万字的小册子是不成问题的。绍兴是他的祖辈生活的地方，在他的各种文本里都有。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木心用的再生文本最多的是周作人的东西，我问过陈丹青，他当初把锺叔河先生编的周作人的书都带到国外去了。我们就在想，为什么木心对鲁迅的评价特别高，专门写了文章。但是他不说的，几乎很少评价的是周作人。你会发现在他的诗歌里面有大量的是把周作人的东西加以改造，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是绍兴的一种味道。比如他喜欢谈吃，著名的《从前慢》里的一些描写我觉得不一定是乌镇的一种感觉，更多的可能是绍兴这座城市的感觉。我觉得他的有些话跟鲁迅的小说的感觉更像。所以做《编年事辑》是不容易的，需要将木心的文字与实地寻访对应起来。凡是有按语的地方，读者要特别注意，都是春锦老师觉得不得不说清楚一点的地方，以免我们一起被木心带到沟里去。我现在正在做的是《木心与中西哲学》，副标题是“从庄周到尼采”。其实木心的很多作品中有很深的哲学思想。他有很多俳句，俳句里面其实很多是哲学的语言，是木心的一种哲学创作。还有木心的散文随笔，至少有两种是他的哲学著作，一本是用《周易》来贯穿的叫《素履之往》。木心的《周易》水平和《诗经》水平一样，他是要跳出原来的东西，他不屑于停留在原来的理解，他要做的是《诗经演》，旧瓶装新酒。《素履之往》里的哲学也不屑于停留于《周易》，而是用新的东西来谈他的哲学。所以说《素履之往》就是木心的一部随笔体的哲学著作。木心的哲学从我一个哲学教授的眼观来看有两个大的命题，第一是谈生命，会谈到生，也会谈到死。还有一个就是人性，如媚俗、伪善，谈的比较多。还有《文学回忆录》，也可以称作是木心的《哲学回忆录》。谈到最多的是尼采，他直接谈到尼采的我摘录有一万多字，附带谈到的有三万多字。夏春锦与夏烈（右）
首先当然要恭喜春锦兄！《木心先生编年事辑》的出版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能够在和木心相关的场合跟朋友们见见面。我这几年杂事比较多，不做木心的研究，但有自己的研究板块，说出来大家要笑掉大牙的，现在是研究网络文学的（读者鼓掌）。但刚才二位老师讲的东西我听了很入迷，是一个学习的状态。把我放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曾经跟木心先生在物理空间见过面，相当于是用瞳孔对视过。我年纪不大，但现在记忆经常出错，顺着这本书里的时间，基本对应上了。二〇〇六年先生回来了。我大约记得当天我们去见木心先生是从下午三点开始聊，一直聊到吃完晚饭再回杭州。这个时间是我和木心先生相处最长的片段。去的人里面，有一位后面做过木心研究的文章，就是浙江大学的许志强教授。许教授是搞外国文学的，当然他的综合素养非常好，他对现当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他去也非常合适。大家知道，木心先生的这个知识结构和趣味，跟西方文学是非常相关。第一次我们一起去的朋友，其实都因为陈丹青。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同仁想先找陈丹青要一本书，比如《陈丹青散文》，当然实际上不可能啊，没有做到。因为陈丹青那个时候已经和理想国“勾搭”上了（笑）。木心先生的书也已经陆陆续续地给理想国在出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在现当代文学出版上也有自己的传统，当代名家的散文书系就想着约一本《陈丹青散文》，再约一本《木心散文》。因为这个约稿的原因呢，陈丹青就答应见面，所以在去乌镇前我们跟陈丹青见了一面。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出版社了，在杭州市文联，做《西湖》杂志的社长助理兼杭州市作协的秘书长，但一直帮着出版界策划选题和联络一些人脉。见了之后呢，陈丹青大意是说他的散文集可能性不大，先生的书呢可能性也不大，但要问问先生的意愿。所以说可以去乌镇拜访一回。那天见面，因为大家都是浙江的，所以围绕浙江的人物开始谈的，夏承焘啊，茅盾啊。回来后当然很感慨，大家都觉得见到一个吉祥物、活化石，觉得了不得啊!我毕竟不搞史料，如果搞史料那现场就有很多功夫可以做。比如首先想方设法跟先生合个影，对不对？不光没有这个意思，先生很害羞，我们也很害羞。所以没有合影。而且一回来我也没有马上写文章。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媒体啊，包括文学青年热闹起来了。《钱江晚报》就来采访这个事情。问我，先生跟你们讲了什么——有点像谍战片国民党逼供一样，你们去的几个人就你最会说话，应该你和先生聊很多？第二呢你这个人笔头比较勤，应该你能写下来一些东西。这样，通过他们的倒逼，我就把当时记得的一部分现场回忆写了下来。在《钱江晚报》发了一部分，报纸好像是九月二十五号发的，我在文章里写说是十几天前去的，那么大约是十五号见的木心先生，离他回到乌镇不足一周。这篇文章是我和木心先生在文字上唯一的联系，写出来后《钱江晚报》又没有全部用，就觉得不甘心啊。然后这个全文就要找地方发，当时陈子善老师就说你给《书城》杂志吧。他们当时很严格啊，有一个编委会，要讨论这篇文章用不用。这篇文章听说在审稿的时候引起了编委的争议。我在出版社呆了六年，带我的老师是一位很有名的评论家叫李庆西，就是作家李杭育的哥哥。李庆西说这篇文章不能发，一个原因是木心当时正热，庆西老师对木心文学成就的判断没那么高。他是一个很优秀也很有个性的评论家。当然我觉得各种意见都可以有。那么第二个呢，倒不是说《书城》不能发有关木心的东西，也有学者在《书城》上发过关于木心的文章。而是他觉得夏烈这篇属于偷工减料的，因为基本上就没有夏烈自己的评判，不过是与木心闲聊的记录。所以你要嘛就写一篇木心的评论。我觉得他这个态度是对的。但是当时有一个编委、编辑家，曾经是《文汇读书周报》的主编，叫褚钰泉，已经过世了。褚老师说，这个可以发，杂志嘛杂一点随笔一点的东西都可以。我知道后印象也很深。到了第二年，我把它发在我《出版人》杂志的专栏了。大家也很喜欢。因为那几年都是木心年，文学青年越来越多地热爱木心。我看到春锦兄在书里也谈到，一开始对木心也不是很有感觉，就是太热。热的东西对我们这些有点装啥的人（笑）来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你热，我就要冷一点，这好像也是一种专业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我也就没有继续跟进，去研究先生。我和先生第二次见面应该也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第二次去呢，是《钱江晚报》的两个总编说，你都和木心先生见过面了，能不能带我们再去一趟。这次去呢，先见的陈向宏，我当时就觉得陈向宏很了不得。办公室桌面全都是乌镇改造的草图，他亲自画的。我见到的领导都很有文化，但这么有文化的（笑），令人惊讶！后来了解到，先生回来跟二陈有很大的关系——陈丹青、陈向宏。木心早年要退出文艺界，到工艺美术界，但晚年有了“二陈”，真的很美好。这两次见面，有很多点让我印象深刻。其中一点就是，木心是“高冷”，倒也不是不想别人去解读他、接近他。也就是说他有高冷的一面，但也有另一面。第二次我带着两个领导，走的时候木心先生讲的话我是惊讶的。他居然说，你们三位都是地方上管文化的领导骨干，（因为是走的时候才讲，我想是犹豫过的）他说我这个年龄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也没有为家乡做过什么贡献，如有可能可以邀请、选择一些喜欢文艺的年轻人，跟我来作些交流。他愿意经常跟他们来往。这个当时我是很惊讶的。当然后来因为种种我们并没有做，也不知先生是否觉得遗憾…。当时见面聊过的一些细节，今天还可以说一说。一个就是讲到茅盾，结合春锦的这本书，有引一段木心先生的《塔下读书处》，说“在乌镇人的口碑上，沈雁冰大抵是个书呆子，不及另一个乌镇文人叫严独鹤……”我们讲乡里乡亲当时就是这样理解茅盾的，严独鹤是《申报》的主笔，当然觉得严更厉害。这个挺好玩。我所想到的，严独鹤这样的民国报人，也写通俗小说——从当年的鸳鸯蝴蝶派，到今天的网络作家网络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及其精英作家，实际上是中国百年文学史、文学观上的两类作家。这两类都是事实存在，各自起到了各自的作用，有各自的读者。但毫无疑问，木心先生他是“纯”文学的，他是精英意识的作者。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他就讲到鸳鸯蝴蝶派，他自己的状态突然就很放松，很开心，因为他想把这个当玩笑讲——他的文学观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他就讲到张恨水等等，说这个红得不得了，然后他就说“这不是文学”。这就是典型的精英文学观。但是他的人又很好玩，有一个可爱的活泼的幽默的灵魂，马上就来，说“他们的这个小说啊，我分分钟都能作”。有这么一种好胜心。我们这帮猎奇的后生便起哄，说来一段，来一段！木心先生一点都不紧张的，随口就来了一段，模仿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开篇，至少有两百字吧！他还会问，说浙江有个南怀瑾知道吗？我就很奇怪，木心怎么会问南怀瑾，觉得又不是一路人。他由南怀瑾讲到胡兰成，他就说这类人很有一套，在社会上很会活，很会有自己的场面，他们骨子里面有什么呢？他认为他们就是纵横家之流。他们骨子里的那套术啊，是纵横家的术。他自然还讲到鲁迅，说“现在看来，现代幸亏有个鲁迅，否则更荒芜了……”。木心对民国的现代文学评价不算高，但他对鲁迅还是真的服膺和喜欢，“我年轻的时候想写东西，看到他写厦门的文字，'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看到他的《雪》，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我就知道他已经这样写了，我写不来。”这里鲁迅的文字，他当场就背出来的。他又说《秋夜》里面大家都知道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别人或有不懂，我却很明白很能理解。”——我们现在想想，这也没什么了不得，因为看多了嘛！而且网络上经常会模仿这样的句子。但是我听过他的话突然觉得，作为文学青年，其实在三四十年代，鲁迅当时的写法是非常前卫的，对大家都有震撼。他又说，鲁迅晚年作杂文，去做“立此存照”的事情，这个对象是新闻，弄文学的去做“立此存照”终究有些浪费。这又是纯之又纯的纯文学观。木心先生当时回到中国文坛视野的时候，以我的观察，觉得木心颇为惊艳、颇为奇特的文学，为什么回归后正宗的大陆文坛并没有太多重量级的作家去讲？我的想法是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合理的就是这么一个文学的鲁滨逊（先生讲自己是世界性的），但是在我们自身的百年的大陆的文脉里木心实际上就是五四的遗腹子，是现代文学的直接的孩子。他接的就是民国文学的这条线，你把他这样一个活化石、鲁滨逊、遗腹子，突然放回到2000年以后的中国文坛，没有办法列入一个稳定的有序的版图里。它的传承的链条是断掉的，你在这个谱系里怎么摆？这好比已经在谈孙儿辈的时候，你这个儿子辈的却以新人的面貌回来了，如何是好？！我们的文学杂志也是流传有序的，不光作家是有序的，编辑也是有序的，评论家也是有序的。编辑家和评论家某种意义上在运营这个杂志，已经一代一代往下约稿了，突然来一个老先生，说要作为新作家推出。比如我夏烈作为这个杂志的主编，认为木心的文章好得不得了，应该推，但想象一下木心的年龄，觉得算了。我们推的人他要叫我老师啊，它会有一个文坛的秩序。年轻的作者他会对你很敬重，因为你推动了他。而木心其实我要叫他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所以对于具体掌握这个平台的人来说何苦来哉！我认为这是客观的。突然出现的鲁滨逊给文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要说的是另一层意思——困难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学秩序、文学史、文学评论不断在刷新或者说做调整，至少是改良我们文学批评的坐标，是要靠偶尔出现的木心。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也没有，文坛的秩序有可能死气沉沉，有可能近亲繁殖，有可能看不到其他的好。人是这样的，你要看到其他的好，而且承认其他的好，这是很困难的。我看到我觉得木心好，但是我不承认，不承认你就把他边缘化了，当他不存在，这是一种恶。你看到好说好，推荐给大家，这是一种善，对不对？（读者鼓掌：“说得好！”）所以我认为，木心先生这样的个例或者说再有一个两个三个，实际上对我们的整个文学的生命力，对人和文学内在的生命性的体现——一个个体怎么样在岁月中不屈不挠地又很高级地突然出现——这个价值非常的了不起！我甚至认为，这是奇迹。人活在世间，文艺给我们带来了是什么，我倒不认为是经典、权威和秩序，而是奇迹。人把文艺死死地拽在手上，不放弃它，作为自己的精神的一部分——这么没有用的东西,是因为什么——我们渴望在文艺中看到生命的奇迹和精神的奇迹。所以木心先生的作品经常会透露出让我们觉得文字漂亮，哲理性强，以及他透过文本和人本所展现的那种生命性的奇迹。因此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春锦兄的《木心先生编年事辑》本身是对木心这个奇迹的努力的描摹，让这个人的奇迹凸显出来。他做的功夫是史料的功夫，文学史家的功夫，但在文艺内部来讲，都是在与生命相联系。而木心这个生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现，在百年中国文学史当中的出现，同样是生命性的。对木心的阐释和研究要通过很多人的努力来完善。史料的完善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木心带给我的震动，经由作品，经由其人，然后是我们将他和作品放回百年中国文学与艺术的深层思考、观照时，则有久久之回响。
